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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今日中国乡村的变迁调查报告实用篇一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变化，反映在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通过乡村生活资料的改善、娱乐方式的变化、家庭生活方式的裂变以及春节习俗和职业方式的变化，从多个角度刻画了乡村居民生活方式变迁的状态。
关键词：改革开放;乡村;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围绕自己的生命存在，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展开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典型样式和总特征，是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综合性指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变化，反映在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总的来说，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显著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基本取消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运用计划手段组织经济生产和社会消费，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呈现出集体主义取向，具有高度同质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同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又停留在贫困和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很难谈及生活质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1979年，创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1983年，乡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1984年又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且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发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这也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
1.生活资料逐渐丰富
民以食为天，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在饮食方面经历了从食品短缺、凭证供应到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出营养，吃出健康，吃出特色，吃出品位;从自产自食，到市场化，再到多元化食品来源。健康营养、合理科学膳食成为当今民众生活饮食的主基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40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至2013年的6亿吨。现在全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人均占有粮食从1977年的297.7公斤上升到2017年的444公斤，增加了49%。
虽然我出生在90年代以后，我没有经历过饥荒的时期，但是在小的时候食物依然不丰富，经常吃的还是芋头羹拌饭，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香喷喷的红烧肉。在我的记忆里面，最高兴的是有酒席可以参加，因为酒席上可以满足我对于荤食的渴望。我小的时候爱吃肥肉，那时还爱吃猪油拌饭，但现在也很少会去吃它们了。现在在家里，鸡鸭鱼肉摆上桌面俨然已经常态化，只是来到大学读书了伙食才倒退回去了，应该说伪进步。现在更多的是担心食品质量与安全的问题，比如这个鸡蛋是不是人造蛋?有没有放过量的食物添加剂，食品生产环境是否卫生?使用的肉是否新鲜?高密度养殖的速生鸡是否有营养价值，或对人身体有害?国内学者对食品安全的问题也进行了诸多的探讨[3-4]。
民众的居住情况经历了人工土房、砖瓦平房、钢筋水泥楼房、多层小洋房。房屋的功能从最基本的遮风避雨栖身之所到安居乐业的支撑点再到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点，甚至不少乡村家居房成为游客观赏景点和农民获取收益的来源。从我的家乡来看，以前的房屋大部分是夯土及木质结构，连基本的粉刷也没有，从外观来看显得有些粗糙;内部而言透光性较差，房间内较阴暗潮湿。现在绝大部分家庭都盖上了钢筋水泥楼房，有干净的白墙和明亮的玻璃，以及漂亮的内部陈列和装饰，也有干净的卫生间。虽然不及老房子冬暖夏凉，但总体上还是舒适了很多。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居民家庭设备更新速度明显加快，购买各种高档家庭耐用消费品已成为乡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部分乡村居民逐步向现代化生活迈进。20 世纪80年代末，老“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在乡村迅速得到普及并渐趋饱和;90年代后，以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为代表的“三大件”逐渐成为乡村居民的消费主流。近年来，随着乡村消费环境的改善和乡村居民购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乡村电网的改造以及“家电下乡”政策的推行，空调、热水器、汽车等已不再是奢侈品，正成为乡村居民生活要素的重要内容。
2.娱乐方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惠农举措，大大提高了乡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乡村居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同时，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新乡村建设的推进，使乡村居民收入大幅提升。乡村居民生活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递进。乡村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改变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享受需要。这一时期，乡村居民的休闲消费支出主要是购买文娱用品如电视机、收录机、音响等产品,其他的支出性休闲消费很少。乡村居民中自费订阅书报杂志的也不多，用于文化娱乐费很少，多数的闲暇活动都是非支出性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居民休闲活动日趋丰富多彩，休闲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提高。在休闲生活方面，现代家用电器和休闲文化用品在乡村居民家庭中的发展速度很快，这提升了乡村居民的生活品质。洗衣机的使用减轻了妇女的一部分家务劳动，电视机作为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工具已广泛进入农户，家庭影院、音响设备等家庭娱乐设施增加了乡村居民在家中消费、娱乐的机会。电脑等体现现代化生活的传媒工具也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这些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为人们提供了休息、娱乐、学习的方便，也极大地丰富了乡村居民的闲暇生活。体育锻炼已经成为广大乡村居民闲暇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同时，看书、听音乐、玩乐器也成了新一代乡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卡拉ok现在也成了村里年轻人的娱乐方式之一。宠物的饲养也随着城里人的到来而流行起来。农民的休闲生活观由前些年单纯的“为了体力恢复”转变为“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积极消遣。
外出旅游在乡村也渐渐火热起来，2008年乡村居民旅游人次10. 09亿人次,。旅游总花费2777. 6亿元，人均花费275. 3元。乡村居民出游率高、人数多，但消费水平不高。无论是总花费还是人均花费,，村居民旅游消费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旅游花费。乡村居民包机旅游活动已屡见不鲜，乡村居民自发组织其他形式旅游，建立农业观光旅游景点和“农家乐”等旅游接待场所也逐渐增多[5]。
但是如今乡村孩子的娱乐方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往儿童的娱乐方式亲近自然，在春天去采摘覆盆子，养一群蚕宝宝;夏天去河里游泳和捕蝉、去野地里偷摘西瓜、掰玉米;秋天爬到树上去摘枣子、摘柿子、去果园采橘子、到田里去打泥巴战;冬天打雪仗、围着火炉听大人们唠家常。还有用油茶树干制作陀螺，用棕榈树叶来抽打陀螺让它旋转，做弹弓打鸟等。除了与自然相关，还有许多与手工制作相关和凭借想象力创造的游戏。比如折纸，用纸折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像飞机、青蛙、纸鹤等，用瓦片磨成五个小石子在手掌手背上翻飞。而现在由于科技进步，电视、手机及电脑越来越普遍，在电子游戏及电视剧电影的包围下，孩子与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弱，动手能力也大不如前。现在很少有小孩子会去田地里打滚，会去捕鸣蝉，会去蹦蹦跳跳地玩皮筋游戏。在我看来，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世界很美好的一部分。
3.1.以核心家庭为主呈现家庭小型化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每对夫妇生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少，据相关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目前户均3.33人，33人,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在2007年户均人口不到3人,如北京2007年户均人口只有2.73人。并且当前女性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即便已经开放了二胎，但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20~49 岁有1 孩的育龄妇女中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占比还不到31%。其中,城镇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比例只有25%;乡村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比例略高一些,但也只有40%[6]。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大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巨大用工需求，使得原本缺乏流动性的传统大家庭开始了人力资源的流动，冲击了原有的大家庭模式。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越来越多，而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都在逐渐变少，核心家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改革开放来乡村中还出现了许多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包括我自己，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在90年代开始的打工浪潮下，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跑到外地，比如温州，东莞，上海等大城市打工。家里的小孩子基本上都交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照顾。
3.2婚姻方式的变化
传统上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通过拜托媒人，以相亲的方式促成婚姻，相亲的对象也仅限于在村子里或邻村找，最多是在所在市范围内找对象。而现在人们由于求学、工作，活动范围和社交范围不断扩大，自由婚恋的情况越来越多，并且突破了地域范围得限制[7]。就性行为而言，主导的观念仍是传统的性行为与婚姻的一致,但是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重视婚后对配偶感情与性生活的忠贞;对婚外越轨的不接受性。但在婚姻家庭内部价值观念上，人们更重视双方感情的满足，平等意识增强了。但不能不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婚姻关系中主导意识、个性解放得到增强的同时,人们对婚前、婚后的越轨行为有了较多的宽容。婚姻变得不稳定了,离婚现象日益增多。
4.春节习俗的变化
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回家团聚是每年的主题。但近年来，也有很多人选择留守城市，去外地旅游过年，春节习俗正在传承中发生变化。春节习俗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正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转变，传统春节习俗产生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8-9]。
在以前，还没有电视，电脑，手机等娱乐设备的时代，人们的娱乐方式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人们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也都渐渐地丰富了起来。90年代以后，乡村地区电视开始普及，许多人的童年中关于春节难以忘怀的记忆，都和春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过年期间谈论春晚上的精彩节目，传唱经典的歌曲是大家最热衷的事情。除此之外，放鞭炮和烟花也是美好回忆中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鞭炮，仍在水里的鱼雷，摔在地上就能响的摔炮，能飞上天的窜天猴，以及乡村的那种点燃速度十分快的，惊险刺激的土鞭炮都让我们乐此不疲。
踏入21世纪，随着信息时代的崛起，“网络过年”也成为了一种常态。网上购年货，看新年贺岁片，微信送祝福，发红包慢慢出现在生活中。以前除夕全家一起看春晚，现在的除夕大家都忙着呢，忙着建群抢红包。除夕夜，大家不再期待某个明星的出现，不再谈论某个小品的笑点，而是述说着抢了多少红包，集了多少福。过去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主要是聊一些家常事，或者聚在一起玩玩扑克和麻将。而现在除了这些活动外，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的发展，春节期间出游在乡村也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出游的地点一般是市内或者邻市的一些景点。而其他活动，如ktv唱歌也越来越受年轻人和大人们的喜爱。
5.职业选择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空前活跃使人们的职业选择空间也极大宽广。总体上来说，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与改革前相比，现代乡村毕业的大学生明显地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有制上，许多人已经不再认为国营企业能够提供稳定且高报酬的工作虽然目前乡村毕业的大学生选择的职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教师、公务员等职业，但职业选择多样化的趋势也逐渐明显[10]。
学习和培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争取成功职业生涯的必备条件。面临日益规范且竞争激烈的人力资源市场,人们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 以保住自己的职位或者获得提升,而且还需要为换工作而准备。许多乡村的年轻人越来越愿意花钱为自己投资，参加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培训，例如学习电商运营、进行化妆课程培训等。
对于乡村年轻人而言，他们的职业选择观念也发生着变化，与父辈不同，他们不再种地，不再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农业劳动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这也与当代年轻人的职业观念密切相关。他们向往大城市的生活。而90后的到大城市打过工的年轻人，接触的信息较为广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头脑较灵活。他们与其父母不同，他们的父辈后乡村在主要从事于家庭装修、建筑行业等工作，而这些90后不再单一地认为到外面打工是他们挣钱的唯一出路。一些年轻人在经过几年的初始资本积累后更愿意自己学习一门技能并创业，愿意自己通过打拼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参考文献
2023年今日中国乡村的变迁调查报告实用篇二
我的老家东阳市新庄是个美丽的小乡村，这里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小溪清澈见底，成群的鱼儿在水底自由自在地游玩，水面上还有三三两两的鸭子在嬉戏。一座座农家小别墅整齐的坐落于进村公路的两侧，屋前房后美丽的蔷薇、结满果子的枣树和苍翠的香樟树，把白墙红瓦的小别墅衬托得清新而不俗套。
听奶奶说，以前，我的老家很穷。大家住在黑乎乎的老房子里，墙是用土筑的，门窗都是木制的，窗户没有玻璃，糊层纸用来挡风，冬天，凛冽的寒风吹进来，如冰窖一样的寒冷。你能想象祖孙三代人和几头猪挤在一个房间睡觉吗？这就是我爷爷奶奶刚结婚时的居住条件。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在这个房间里煮饭烧菜！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爷爷到校办厂上班，奶奶到家门口的砖瓦厂打工，等到爸爸读初中时，爷爷奶奶终于攒了些钱，盖了一间30平米左右的平房，墙体还是土筑的，不过窗户上安装了玻璃，外墙也用白石灰进行了粉刷。奶奶说那时候在砖瓦厂工作，每天和男人干着一样重的活：挖土、烧窑、搬砖……有了点收入，奶奶就想盖更好一点的房子。这半年攒了一笔钱，奶奶就买点砖；过几个月攒了一笔钱，再买些水泥；过年老板发了个红包，舍不得买新衣服，去买了钢筋……像燕子衔泥一般慢慢地把材料备齐。几年时间又过去了，我们家终于盖了三间砖瓦房，墙壁刷得雪白，地面铺了水泥，又光滑又干净，窗户装了铝合金窗，屋顶是水泥预制板，爸爸说他小时候经常在屋顶上看星星。
再后来，我们村以及附近几个村陆续办起了塑料厂，奶奶到塑料厂上班，还当上了小领导。工作文人在外地收购了废塑料，拉回到村里雇人清洗、分类，二次粉碎，然后把塑料再卖出去。就这样，一批老板先富起来了，打工者的收入也高了。奶奶终于盖起了三层楼的砖瓦房，奶奶用她的智慧进行设计，一楼有高大面窗的大客厅，还有宽敞明亮的厨房和餐厅，奶奶还在一楼预留了私家车库！
收入提高了，村里的环境却遭到了破坏。天，灰蒙蒙的，那是每天烧废塑料垃圾的恶果。水，脏兮兮的，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塑料，被水草缠绕着，发出阵阵恶臭，还堵住了河道，水流动得特别慢。难怪一到夏天，村里蚊子苍蝇就乱飞。爸爸小时候游泳的小溪再也听不见人们嬉闹的声音，鱼虾也不见了踪影。我想到了一个词：一潭死水。村里患癌症的人多了起来。每次爸爸要带我们回老家玩，妈妈都不乐意。
人们慢慢察觉到了问题。当地政府也意识到了塑料污染的严重性。塑料厂关闭了。大家拾起了东阳传统的木雕工艺，办起了红木家具厂，加强了环保监管。村里开通了自来水；进行了垃圾分类；每天还有专人打扫；溪流得到疏浚，水变清了，小鱼小虾也回来了，我的老家越来越美丽了。
爸爸说要让砖瓦房穿上美丽的外套，现如今，外面是白色灰泥墙结合浅红屋瓦，室内是浅色大理石铺成的地板，每个房间都装上了空调，还开通了宽带。奶奶还在房前种了葡萄和蔷薇，屋后种了枣树、无花果、杏树，暑假时候，这里就是我的百果园。
蓝天、白云、绿地、白墙、红瓦，还有那弯弯曲曲的小溪，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山水画，这就是我的老家新庄村。她的变化，正是我们国家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2023年今日中国乡村的变迁调查报告实用篇三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需要深入调研、统筹谋划。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百乡万户调查活动,组织干部开展驻村调研,全面摸清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近期,我到费孝通先生80年前调查过并写出《江村经济》一书的村——江村(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开展调研,对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一些思考。
当前,中国之乡村,从内地到沿海,从城郊到农区,从山区到平原,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城乡关系从割裂向融合转化,每年有超过1000万农村居民市民化、1000万农村人口脱贫,农村即将消除贫困、全面小康。可以说,中国乡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江村也在微观层面,演绎着这个时代变局。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国际化,让农业从计划封闭变成了自由开放。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时间和劳动的自由支配权,想种啥就种啥、想吃啥就吃啥,这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的大集体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农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流通范围大大拓宽。江村的太湖螃蟹、太湖三白销往全国各地,浙江白茶、山东苹果、赣南脐橙等则摆上了江村百姓的餐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业更是与全球农业融为一体。2017年农产品进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国际化,既给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源泉,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第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民从土里刨食、温饱不足变成了进城务工、走向小康。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洗脚上田、进城务工。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8.2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2.35%,2.8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割麦插秧累断腰”已成为历史,种田比以往更加省工省事省时。江村的村民跟我说,现在腰包更鼓了,日子更好了,笑容更多了,寿命更长了。近年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不少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当农民、搞农业,这表明农业农村正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碰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对农民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加快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将农村从信息孤岛变成了与世界互联互通。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壁垒,打开了农民放眼看世界的通道,这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革命性的。过去通讯不发达,农民对外界知之甚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播的普及使农民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改革开放以后,收音机、电视机逐步走进农民家庭;新世纪以来,手机、电脑、网络向农村覆盖。据统计,我国农村网民已超过2亿。现在,江村村民用手机上网,随时随地微信交流、视频对话。电子商务也在农村遍地开花,足不出户就把村里生产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中国乡村面临着千年巨变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组建农业农村部牵头统筹。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契机和必然要求,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深入研究乡村,把握发展机遇,激发发展活力,引导加快变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光荣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变局、时刻关注这个变局、全面把握这个变局,以至引领和推动这个变局,使之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方向。
江村本名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过,形状像一张拉开弦的弓,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1936年,费老到该村开展了两个月的乡村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记录下了80多年前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后来人们都以江村称呼开弦弓村。费老的调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涉及消费、生产、分配、贸易、土地、生活、婚姻、习俗等方方面面,以此一窥当时中国乡村的村落布局、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全貌。调查采取的分析方法则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从村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入手,分析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经济社会关系,契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费老那时仅是一个27岁的青年,就脚踏实地开展实证调查,其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江村,我参观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和费孝通纪念馆,召开了座谈会,走街串巷访谈农户。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活小康,家家住上楼房、通上自来水、装上抽水马桶、使上热水器、用上液化气,宽带、数字电视全覆盖,村道全部水泥硬化,90%的家庭购买了小汽车,村里充满生机活力,全然不是费老笔下木讷的村民形象。可以说,江村村民虽然还住在农村,保留着一些传统,但过的是城里人的生活。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第一,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家庭经营传统仍然在延续。80年前,江村80%农户养蚕,主要是男耕女织,男的种植稻桑,女的养蚕缫丝。在蚕丝专家费达生等的帮助下,村里成立生丝合作社,办起了生丝厂。新中国成立后,村办生丝厂合并归属人民公社,成为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丝织厂等村办企业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破产。进入新世纪,村里个体、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丝织、针织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全村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32432元,村集体收入265万元。江村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传统农耕生产格局已经被打破,基本实现了由农业村向工商业村的跨越,但传统仍在继承和延续。从过去的养蚕缫丝到现在的针织衫、窗帘布等纺织品生产,产业优化升级,链条纵向延伸,但江村以纺织业为主业的传统没有变。村民蒋伟芳一家三代从事纺织行业,爷爷奶奶民国时期在费达生创办的生丝厂做工,父亲母亲在公社办的丝织厂上班,蒋伟芳现在是村里最大私营纺织厂的生产厂长,他们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纺织传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到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夫妻店”,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变。目前,村里有近60户从事针织衫生产的家庭作坊,有的代工,有的自产自销。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了针织衫加工作坊,他自己负责生产管理,儿子和女儿女婿搞电商销售,去年10月到现在就卖了20万件。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
第二,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江村的土地被分为田底、田面两层,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地主占有,90%的家庭只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为佃户。1951年,江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革开放后,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承包户通过村民小组将土地逐步流转给30多个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从私有私营到公有公营再到公有私营,江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农民重土惜地的观念没有改变,无论是费老描述的“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还是现在村民认为的“家里可以没门,手里不能没田”,都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也正因此,80年来,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我在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看到,清代同治、光绪时期的清田方单和民国时期的执业田单上,就已明确界定土地的四至,面积精确到分厘。土改结束后按户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积精确到厘毫。今天开展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也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田底(所有权)、田面(经营权)两权分离相比,现在的“三权”分置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更防止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公平。村民陈月生说,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家里5亩承包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全流转出去了。座谈会上,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30年延包政策,希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这样农户能获得稳定收益,养殖户也能安心搞生产。
第三,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较大调整,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差序格局”。1935年,江村有359户1458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起伏,村内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变。目前,江村有420户1680人(不包括后来合并的村),较80年前分别增长了17%和15.2%;60岁以上人口占比32.4%,增长了近26个百分点。80年前,村里只有10家外来户,主要从事理发、银匠等特殊职业;现在,来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打工就业,最高曾达1000多人。尽管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人际关系仍然像费老所描述的那样,维持着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每一户都可通过亲属、血缘关系的扩展,在村内延伸出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我在村民周小芳家看到一张五世同堂的照片,她的外婆、母亲、女儿和外孙女生活在本村的不同家庭,这种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脉络联结起来的关系网络,在江村很普遍。江村至今仍保留着妇女开茶会的习俗,关系较好的邻里之间轮流举办茶会,吃茶话事、交流见闻,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外来人则始终游离于外,现在的打工者与当年的手艺人一样,仍不能落户江村,与本地人的关系仍然泾渭分明。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外来户不能获得耕地和宅基地。
第四,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传统家庭观念仍然根深蒂固。80年前,费老描述下的江村,人畜混住,人们每天为温饱奔波操劳,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有溺女婴或流产来控制人口的传统。今天的江村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镇小社区,村民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回到村里生活居住,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江村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城里人没有多大不同,但婚姻、财产等家庭观念与传统仍没有断代。两头挂花幡、招女婿等传统婚姻习俗延续至今。由于现在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类婚姻模式越来越普遍。全村现有139个家庭采取两头挂花幡的婚姻模式,招女婿190人。我走访的两户人家都是独女户,结婚后新婚夫妻在男女双方家里都有住房,来回走动。在家庭财产处置方面,家长仍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只有结婚后与父母分家,才能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样在自家的作坊里工作,村民姚玉坤给女儿女婿按月发工资,儿子因未婚而没有核算工资。也正因此,江村的家庭结构大体保持稳定,1935年江村户均4人,2016年户均3.98人,都是小规模家庭。
第五,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发生根本转变,但自治和德治仍是重要基础。早在1929年,江村实行地方自治,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担任村长。1935年,江村实行乡镇保甲长纵横连保连坐。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保甲制,建立行政村。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由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实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80年来,江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和调整,但自治和德治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8岁的周梅生讲,邻里有矛盾纠纷,解放前靠宗族势力,现在是找村委会,只有大的经济民事纠纷,才走司法渠道。走访的几个村民小组,涉及承包地调整、集体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村民都会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很少有纠纷和矛盾。江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有资望的群体,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等各类议事监督机构,广泛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村民周新根曾任生产队会计和乡镇企业领导,在村里很有威信,退休后被村民选为小组长。在江村,尊老爱幼、勤劳致富等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传统礼治、德治秩序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为健全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江村虽只是一个微观主体,但其80年的变迁基本反映了乡土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江村可以看到,中国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很多传统仍然保持着稳定和延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平稳与跃升共进的状态。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
一要坚持循序渐进,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走在江村的里弄小巷,随处可见外观现代、装修精致的别墅楼房,一些传统砖木结构平房点缀其间,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他们住惯了老房子,不愿意搬到新房。传统与现代、变化与不变,共同阐释着江村80年来的变迁。这种变与不变的选择,已经渗透到江村的方方面面,最为典型的是村民对土地承包问题的处理。江村的土地以组为单位发包,二轮承包以来,应对农民市民化的新情况,各组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可谓一组一策。有的“生不增、死不减”,一直没有调整土地;有的每5年调整一次,动账不动地;还有的每年调整一次。从江村的土地、人口、婚姻、家庭等制度看,即便是处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与外界联系紧密的这样一个村落,村庄的发展变化也是渐进的、自然的,而不是断代的、割裂的。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既要着眼长远目标、不违背发展方向,又要立足当前实际、不违背发展规律。要克服求大求快、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处理好快与慢、量与质、点与面的关系,既把握方向,又把握节奏,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系统性风险,打牢乡村发展的根基。
二要坚持城乡融合,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江村,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水电路气房讯网等基础设施齐全,将近一半的自然村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道集中到处理池,实现了无害化处理。生活理念也日益跟城镇接轨,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垃圾箱,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看电影、跳广场舞、打篮球、上网等成为村民的时尚。走在村里,城市文明对江村的影响和冲击无处不在。与此同时,新建起来的文化弄堂又保存着村里的历史档案、文化习俗,这是江村的“根”,维系着世代传承的脉络。村民姚富坤多次接待费老访问江村,现在是村里费孝通纪念馆的顾问,他热心于向外界介绍江村的传统民俗和乡土文化,被人们称为“农民教授”。在江村可以感受到,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各有千秋,城市便利的生活条件、时尚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产品是乡村所追崇的,而乡村宁静的自然环境、独有的生活习俗、丰厚的历史传承也是城里人所向往的。因此,才有农村人进城、城里人下乡的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开始加快,城乡关系正在重塑,城市与乡村的鸿沟逐步打通。推进乡村振兴,要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拓展,也要尊重乡村文化、传承农耕文明,通过以城带乡、功能互补、有机衔接,实现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融合互联、协同发展,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共存共荣、互促互进。
三要坚持尊重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江村座谈时,大家纷纷表示,村庄环境改善了,居住条件变好了,看病养老有保障了,挣钱渠道更多了,幸福指数更高了。78岁的姚大官家里四世同堂,每个月自己有几百元补贴,看病能报销一半,他感慨日子越过越好。谈到乡村振兴时,大家劲头十足,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村民周小芳多次接待过费老,准备借助费老的名人效应办民宿。养殖大户倪林坤经营着140多亩蟹塘,想联合村里的养殖大户成立合作社,共同闯市场。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凡是农民称道的、满意的、喜欢的,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凡是农民急需的、期盼的、憧憬的,我们就要努力去解决。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乡村是农民的家园。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不能代替农民、替农民决策,更不能排斥农民。
四要坚持统筹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从1936年费老初访到现在,江村的农房经历了平房、楼房、别墅等五代变迁。第一代房子保持了近40年,当时是因为贫穷;改革开放到现在的40年,房子却换了四代。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规划,造成了巨大浪费。农房建设无序,没有统一规划设计和标准,以至于拆了建、建了拆,这是我调研时基层干部和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市里的同志讲,目前农房建设没有法律规范、没有部门管理、没有总体规划、没有房型设计、没有建设标准、没有质量验收,这是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记得我2000年去波兰考察,波兰是土地私有制,当地农民建房,可以自己决定内部结构、装修等,但建在哪儿、面积、外观等受到政府严格的规划管制。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一定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想好了再干,防止折腾、防止浪费、防止走弯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必成美画。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个性和特点,要充分尊重乡村的自然机理和历史文脉,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发展元素结合起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而不是缩小版城市,让山水林田路村成为乡愁永远的记忆。
五要坚持人才首要,确保乡村发展后继有人。江村巨变的根本,是有一批文化素质高、市场意识强、能吃苦敢拼搏的人才。村民周玉官上世纪8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回乡创办了江村第一个个体工商企业,曾得到费老的鼓励和指导,带动了一批江村人下海创业。这次到江村,我还惊喜地发现到处都有年轻人的身影。“70后”沈斌先后在镇农办、爃烂村工作过,去年来到江村任村支书,他一心想着推动江村大发展。“80后”周春燕大学毕业后回村担任妇女主任,每天活跃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为村民搞好服务。“90后”姚凌超大学毕业后回村开网店,将村里生产的针织衫销往全国各地,成为新生代偶像。由于生活条件好、发展机会多,江村年轻人外流的不多。这些年轻人正在为这个传统村庄注入新的活力。这表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要始终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既搭好大舞台留住人才,又种好梧桐树引进人才,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目前,农村还有2亿多劳动力,要加大培训力度,充分挖掘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经理人等农村能人,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今天的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要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平台,吸引农民工、大学生、科技人员及乡村走出去的工商业主、退休人员等回流,鼓励引导各类人才投身振兴乡村的伟大事业。
2023年今日中国乡村的变迁调查报告实用篇四
我利用今年暑假，在广西柳州市融水县做了为期五天(2014年7月28日——8月1日)的社会实践调查，在这五天内，通过对融水县村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访问，了解到全区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是政府为了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改善全区乡村群众生活生产条件，创造良好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是打造天蓝、地绿、水净洁美乡村，倡导珍爱自然保护自然，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生态工程”;是改变农民群众生活习惯，培育文明行为，形成争创文明先进长效机制的“新风工程”;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树立党员干部为民务实清廉新形象的“作风工程”。
三. 调查的发现
社区领导对环境卫生工作非常重视，把社区环境卫生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针对环境卫生工作的社区性、综合性、流动性、突出性、经常性等多种特点，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以楼院为基础。
(一)草坪上的垃圾越来越多，影响小草的生长，原本生气勃勃的小草变得奄奄一息。同时，垃圾散发的难闻气味把我们那平静的生活被搅得不得安宁，人们不再在它周围乘凉，而是避而远之;蜻蜓、蝴蝶很难再看到它们的影子了。这严重破坏了小区的生态环境。
(二)由于一部分人环保意识薄弱，经常是垃圾到处乱扔。所以街道上垃圾箱周围各种生活垃圾随处可见。在市场旁，你可以看见被丢弃的快餐盒、塑料袋、酒瓶、泡沫„„甚至是一些家禽家畜的尸体也能看见，原先美丽整洁的环境变得惨不忍睹，垃圾的臭味越来越大。人们在清洁了自身的同时，却把所有的污垢留给了草坪，这是多么不道德啊!
1、广泛宣传和动员是实施农村垃圾治理的保证。农村环境整治是全民工程，整治农村环境，首先要从意识做起。为此，要做大量的、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第一，统一镇村冒干思想，形成支持农村生活垃圾整治的中坚力量。第二，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在各乡镇范围内开展全民素质教育。第三，树立标杆，进行榜样宣传。第四，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
2、清除历史垃圾解决历史问题是农村环境整治的前提。曲阜市选择从群众意见强烈的环境问题进行破题，在群众中树立起整治垃圾的信心。
3、建立标杆示范点，积累经验是农村环境整治的必要条件。应明确以“就地处理为主导”的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理念，按照“积极探索、缜密操作、先行试点、稳妥推进”的实施方针。
4、科学的理念系统的规划，是农村环境整治成败的关键。按照农村垃圾分类，就地处理和综合治理道路，全面推进农村垃圾“分类减量、上户收集、村民自治、政府补助、公司运营”的处理模式。这种处理模式既兼顾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要，又保证了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进行支撑和运作。
通过调查，我发现了许多的问题，我想提出以下的几个建议：
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分发传单到各户、墙报宣传、环保知识讲座等方法来增强大家的环保意识，教育大家不要再往草坪中乱扔垃圾，倾倒废水、废渣等，垃圾一定要扔在指定地点，尽量不用、少用塑料袋，要积极使用可再生利用的用品，减少白色污染。并自觉维护小区的卫生。多学习和宣传有关环保的法律，积极向环保部门举报破坏环境的行为。
最后，希望我们的社区领导提高对社区卫生工作的认识，把社区环境卫生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针对环境卫生工作的社区性、综合性、流动性、突出性、经常性等多种特点，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以楼院为基础。
总之，环境卫生工作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是和社区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我们应该尽心尽职长抓不懈，逐步完善环境卫生工作，给居民创造一个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做到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人人都积极参与农村清洁工程。
2023年今日中国乡村的变迁调查报告实用篇五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年。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需要深入调研、统筹谋划。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百乡万户调查活动，组织干部开展驻村调研，全面摸清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近期，我到费孝通先生80年前调查过并写出《江村经济》一书的村——江村(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开展调研，对推进乡村振兴作了一些思考。
当前，中国之乡村，从内地到沿海，从城郊到农区，从山区到平原，都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城乡关系从割裂向融合转化，每年有超过1000万农村居民市民化、1000万农村人口脱贫，农村即将消除贫困、全面小康。可以说，中国乡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江村也在微观层面，演绎着这个时代变局。乡村的巨变，既源于党领导农民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国际化，让农业从计划封闭变成了自由开放。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时间和劳动的自由支配权，想种啥就种啥、想吃啥就吃啥，这在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的大集体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农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流通范围大大拓宽。江村的太湖螃蟹、太湖三白销往全国各地，浙江白茶、山东苹果、赣南脐橙等则摆上了江村百姓的餐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业更是与全球农业融为一体。2017年农产品进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国际化，既给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源泉，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第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民从土里刨食、温饱不足变成了进城务工、走向小康。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洗脚上田、进城务工。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8.2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2.35%，2.8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割麦插秧累断腰”已成为历史，种田比以往更加省工省事省时。江村的村民跟我说，现在腰包更鼓了，日子更好了，笑容更多了，寿命更长了。近年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不少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当农民、搞农业，这表明农业农村正在逐渐成为稀缺资源。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带来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碰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对农民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加快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将农村从信息孤岛变成了与世界互联互通。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了农村与外界联系的壁垒，打开了农民放眼看世界的通道，这对农业农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革命性的。过去通讯不发达，农民对外界知之甚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播的普及使农民听到了外面的声音;改革开放以后，收音机、电视机逐步走进农民家庭;新世纪以来，手机、电脑、网络向农村覆盖。据统计，我国农村网民已超过2亿。现在，江村村民用手机上网，随时随地微信交流、视频对话。电子商务也在农村遍地开花，足不出户就把村里生产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中国乡村面临着千年巨变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组建农业农村部牵头统筹。乡村振兴既是乡村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契机和必然要求，也是今后继续推动乡村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深入研究乡村，把握发展机遇，激发发展活力，引导加快变迁，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光荣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变局、时刻关注这个变局、全面把握这个变局，以至引领和推动这个变局，使之遵循乡村自身演进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方向。
开弦弓村是公共文化服务示范村，村内建有江村文化弄堂。弄堂两侧，一幢幢独立民居宽敞美丽。(资料图片)
江村本名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过，形状像一张拉开弦的弓，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1936年，费老到该村开展了两个月的乡村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记录下了80多年前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后来人们都以江村称呼开弦弓村。费老的调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涉及消费、生产、分配、贸易、土地、生活、婚姻、习俗等方方面面，以此一窥当时中国乡村的村落布局、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全貌。调查采取的分析方法则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从村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入手，分析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经济社会关系，契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费老那时仅是一个27岁的青年，就脚踏实地开展实证调查，其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江村，我参观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和费孝通纪念馆，召开了座谈会，走街串巷访谈农户。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活小康，家家住上楼房、通上自来水、装上抽水马桶、使上热水器、用上液化气，宽带、数字电视全覆盖，村道全部水泥硬化，90%的家庭购买了小汽车，村里充满生机活力，全然不是费老笔下木讷的村民形象。可以说，江村村民虽然还住在农村，保留着一些传统，但过的是城里人的生活。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第一，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家庭经营传统仍然在延续。80年前，江村80%农户养蚕，主要是男耕女织，男的种植稻桑，女的养蚕缫丝。在蚕丝专家费达生等的帮助下，村里成立生丝合作社，办起了生丝厂。新中国成立后，村办生丝厂合并归属人民公社，成为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丝织厂等村办企业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破产。进入新世纪，村里个体、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丝织、针织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全村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32432元，村集体收入265万元。江村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传统农耕生产格局已经被打破，基本实现了由农业村向工商业村的跨越，但传统仍在继承和延续。从过去的养蚕缫丝到现在的针织衫、窗帘布等纺织品生产，产业优化升级，链条纵向延伸，但江村以纺织业为主业的传统没有变。村民蒋伟芳一家三代从事纺织行业，爷爷奶奶民国时期在费达生创办的生丝厂做工，父亲母亲在公社办的丝织厂上班，蒋伟芳现在是村里最大私营纺织厂的生产厂长，他们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纺织传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到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夫妻店”，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变。目前，村里有近60户从事针织衫生产的家庭作坊，有的代工，有的自产自销。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了针织衫加工作坊，他自己负责生产管理，儿子和女儿女婿搞电商销售，去年10月到现在就卖了20万件。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
第二，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江村的土地被分为田底、田面两层，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地主占有，90%的家庭只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为佃户。1951年，江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革开放后，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承包户通过村民小组将土地逐步流转给30多个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从私有私营到公有公营再到公有私营，江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农民重土惜地的观念没有改变，无论是费老描述的“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还是现在村民认为的“家里可以没门，手里不能没田”，都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也正因此，80年来，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我在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看到，清代同治、光绪时期的清田方单和民国时期的执业田单上，就已明确界定土地的四至，面积精确到分厘。土改结束后按户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积精确到厘毫。今天开展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也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田底(所有权)、田面(经营权)两权分离相比，现在的“三权”分置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更防止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公平。村民陈月生说，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家里5亩承包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全流转出去了。座谈会上，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30年延包政策，希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这样农户能获得稳定收益，养殖户也能安心搞生产。
开弦弓村位于太湖南岸，村舍依水而建、云绕水依。图为《江村经济》一书中的小清河。(资料图片)
第三，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较大调整，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差序格局”。1935年，江村有359户1458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起伏，村内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变。目前，江村有420户1680人(不包括后来合并的村)，较80年前分别增长了17%和15.2%;60岁以上人口占比32.4%，增长了近26个百分点。80年前，村里只有10家外来户，主要从事理发、银匠等特殊职业;现在，来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打工就业，最高曾达1000多人。尽管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人际关系仍然像费老所描述的那样，维持着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每一户都可通过亲属、血缘关系的扩展，在村内延伸出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我在村民周小芳家看到一张五世同堂的照片，她的外婆、母亲、女儿和外孙女生活在本村的不同家庭，这种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脉络联结起来的关系网络，在江村很普遍。江村至今仍保留着妇女开茶会的习俗，关系较好的邻里之间轮流举办茶会，吃茶话事、交流见闻，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外来人则始终游离于外，现在的打工者与当年的手艺人一样，仍不能落户江村，与本地人的关系仍然泾渭分明。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外来户不能获得耕地和宅基地。
第四，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传统家庭观念仍然根深蒂固。80年前，费老描述下的江村，人畜混住，人们每天为温饱奔波操劳，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有溺女婴或流产来控制人口的传统。今天的江村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镇小社区，村民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回到村里生活居住，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江村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城里人没有多大不同，但婚姻、财产等家庭观念与传统仍没有断代。两头挂花幡、招女婿等传统婚姻习俗延续至今。由于现在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类婚姻模式越来越普遍。全村现有139个家庭采取两头挂花幡的婚姻模式，招女婿190人。我走访的两户人家都是独女户，结婚后新婚夫妻在男女双方家里都有住房，来回走动。在家庭财产处置方面，家长仍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只有结婚后与父母分家，才能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样在自家的作坊里工作，村民姚玉坤给女儿女婿按月发工资，儿子因未婚而没有核算工资。也正因此，江村的家庭结构大体保持稳定，1935年江村户均4人，2016年户均3.98人，都是小规模家庭。
第五，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发生根本转变，但自治和德治仍是重要基础。早在1929年，江村实行地方自治，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担任村长。1935年，江村实行乡镇保甲长纵横连保连坐。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保甲制，建立行政村。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由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实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80年来，江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和调整，但自治和德治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8岁的周梅生讲，邻里有矛盾纠纷，解放前靠宗族势力，现在是找村委会，只有大的经济民事纠纷，才走司法渠道。走访的几个村民小组，涉及承包地调整、集体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村民都会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很少有纠纷和矛盾。江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有资望的群体，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等各类议事监督机构，广泛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村民周新根曾任生产队会计和乡镇企业领导，在村里很有威信，退休后被村民选为小组长。在江村，尊老爱幼、勤劳致富等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传统礼治、德治秩序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为健全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江村虽只是一个微观主体，但其80年的变迁基本反映了乡土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江村可以看到，中国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很多传统仍然保持着稳定和延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平稳与跃升共进的状态。乡村全面振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充分尊重乡村发展演进规律，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推进乡村振兴健康有序开展。
一要坚持循序渐进，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走在江村的里弄小巷，随处可见外观现代、装修精致的别墅楼房，一些传统砖木结构平房点缀其间，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他们住惯了老房子，不愿意搬到新房。传统与现代、变化与不变，共同阐释着江村80年来的变迁。这种变与不变的选择，已经渗透到江村的方方面面，最为典型的是村民对土地承包问题的处理。江村的土地以组为单位发包，二轮承包以来，应对农民市民化的新情况，各组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可谓一组一策。有的“生不增、死不减”，一直没有调整土地;有的每5年调整一次，动账不动地;还有的每年调整一次。从江村的土地、人口、婚姻、家庭等制度看，即便是处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与外界联系紧密的这样一个村落，村庄的发展变化也是渐进的、自然的，而不是断代的、割裂的。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既要着眼长远目标、不违背发展方向，又要立足当前实际、不违背发展规律。要克服求大求快、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处理好快与慢、量与质、点与面的关系，既把握方向，又把握节奏，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系统性风险，打牢乡村发展的根基。
二要坚持城乡融合，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江村，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水电路气房讯网等基础设施齐全，将近一半的自然村生活污水通过地下管道集中到处理池，实现了无害化处理。生活理念也日益跟城镇接轨，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垃圾箱，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看电影、跳广场舞、打篮球、上网等成为村民的时尚。走在村里，城市文明对江村的影响和冲击无处不在。与此同时，新建起来的文化弄堂又保存着村里的历史档案、文化习俗，这是江村的“根”，维系着世代传承的脉络。村民姚富坤多次接待费老访问江村，现在是村里费孝通纪念馆的顾问，他热心于向外界介绍江村的传统民俗和乡土文化，被人们称为“农民教授”。在江村可以感受到，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各有千秋，城市便利的生活条件、时尚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产品是乡村所追崇的，而乡村宁静的自然环境、独有的生活习俗、丰厚的历史传承也是城里人所向往的。因此，才有农村人进城、城里人下乡的双向流动，城乡融合开始加快，城乡关系正在重塑，城市与乡村的鸿沟逐步打通。推进乡村振兴，要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拓展，也要尊重乡村文化、传承农耕文明，通过以城带乡、功能互补、有机衔接，实现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融合互联、协同发展，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共存共荣、互促互进。
三要坚持尊重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江村座谈时，大家纷纷表示，村庄环境改善了，居住条件变好了，看病养老有保障了，挣钱渠道更多了，幸福指数更高了。78岁的姚大官家里四世同堂，每个月自己有几百元补贴，看病能报销一半，他感慨日子越过越好。谈到乡村振兴时，大家劲头十足，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村民周小芳多次接待过费老，准备借助费老的名人效应办民宿。养殖大户倪林坤经营着140多亩蟹塘，想联合村里的养殖大户成立合作社，共同闯市场。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凡是农民称道的、满意的、喜欢的，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凡是农民急需的、期盼的、憧憬的，我们就要努力去解决。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乡村是农民的家园。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不能代替农民、替农民决策，更不能排斥农民。
四要坚持统筹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从1936年费老初访到现在，江村的农房经历了平房、楼房、别墅等五代变迁。第一代房子保持了近40年，当时是因为贫穷;改革开放到现在的40年，房子却换了四代。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规划，造成了巨大浪费。农房建设无序，没有统一规划设计和标准，以至于拆了建、建了拆，这是我调研时基层干部和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市里的同志讲，目前农房建设没有法律规范、没有部门管理、没有总体规划、没有房型设计、没有建设标准、没有质量验收，这是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记得我2000年去波兰考察，波兰是土地私有制，当地农民建房，可以自己决定内部结构、装修等，但建在哪儿、面积、外观等受到政府严格的规划管制。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一定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想好了再干，防止折腾、防止浪费、防止走弯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必成美画。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个性和特点，要充分尊重乡村的自然机理和历史文脉，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发展元素结合起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而不是缩小版城市，让山水林田路村成为乡愁永远的记忆。
五要坚持人才首要，确保乡村发展后继有人。江村巨变的根本，是有一批文化素质高、市场意识强、能吃苦敢拼搏的人才。村民周玉官上世纪8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回乡创办了江村第一个个体工商企业，曾得到费老的鼓励和指导，带动了一批江村人下海创业。这次到江村，我还惊喜地发现到处都有年轻人的身影。“70后”沈斌先后在镇农办、爃烂村工作过，去年来到江村任村支书，他一心想着推动江村大发展。“80后”周春燕大学毕业后回村担任妇女主任，每天活跃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为村民搞好服务。“90后”姚凌超大学毕业后回村开网店，将村里生产的针织衫销往全国各地，成为新生代偶像。由于生活条件好、发展机会多，江村年轻人外流的不多。这些年轻人正在为这个传统村庄注入新的活力。这表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要始终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既搭好大舞台留住人才，又种好梧桐树引进人才，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目前，农村还有2亿多劳动力，要加大培训力度，充分挖掘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经理人等农村能人，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今天的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要搭建乡村创新创业平台，吸引农民工、大学生、科技人员及乡村走出去的工商业主、退休人员等回流，鼓励引导各类人才投身振兴乡村的伟大事业。
2023年今日中国乡村的变迁调查报告实用篇六
两年没有回家乡农村老家过年了，说真的，我妈妈好像特不想回老家过年，因为农村各个方面条件有限，生活诸多不便。可爸爸常引用非洲的一句谚语“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妈妈拗不过，只有一起前往农村老家文山麻栗坡县马街乡执木村过年。
曾经的执木，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甚至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找不到她的身影。人们在这儿的生活井然有序，可生活质量依旧没有太大提高，全村大概110户人家，还有20多户是贫困户。五六十年代，人们上山乱砍滥伐，砍遍了每一座山，直到山变得光秃秃的，除了石头及仅存的薄土，就没剩下什么，大山石漠化严重，雨季常引起塌方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更严峻的是小溪断流，饮水困难；道路崎岖、坑洼不平，运输被阻断，出行及卖买困难。人们住的是茅草房，一家子五六口人全挤在两张床上，房屋漏水，开放式茅厕，臭气熏天，苍蝇肆虐，生活烧柴很困难，家乡人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
村内道路建成了通畅、平整、宽敞的水泥路，公共设施也越来越齐全，安装了路灯，给黑夜中行走的家乡人带去了温暖。国家给予村民建房补贴，许多家的百年老房进行了危房改造，条件好的人家还盖了小洋房，开放式茅厕也经过改造，全都变成水厕；实现自来水“走村入户”；生活做饭用上了液化气和沼气。村级完小的校舍也更加宽敞，硬件设施更加完善，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学校也更加美好。今年，村里还组织了一场“颂党恩。话小康”的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办得有模有样的。
2013年，党中央发出“精准扶贫”的号召，习主席说：“在全面实现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像村里的特困户冯阿七，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退伍之后，在一次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中，在排除哑炮时，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顿时，爆场飞沙满天，白烟弥漫，冯阿七整个人被淹没在茫茫的灰雾中，他被炸伤了！他的工友们闻声赶来，把血肉模糊的冯阿七送进了开化州医院抢救……。经诊断，冯阿七全身均有不同程度炸伤，眼睛刺伤，左腿和小肠炸断，痊愈后，视力模糊，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最终落下了重度残疾。
冯阿七是一名中共党员，他不愧为退伍军人，身残志坚，起早贪黑，奋斗不息，种草养牛，外出打工，勤劳致富，始终时运不济，他依然处在贫困线上。
冯阿七已经65岁了，他的人生经历让人同情，在梦想搁浅的人生航道上，且歌且行。“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2017年，冯阿七被纳入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全额出资，帮助冯阿七修缮房屋，全家安排低保，免费就医……在2020年的某一天，记者采访他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感谢党中央，感谢习主席，让我们一家过上了好日子！”抚今追昔，冯阿七从内心深处真挚感悟逝去时光刻下的心路历程，崭新的开始迎来新的希望，那一刻，他是幸福的！
家乡变美了！今年，是党中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习主席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家乡村民自强不息，戮力奋斗，勤俭持家，砥砺前行，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让曾经的光秃荒山、贫穷落后、生活艰辛恍惚间转变为绿水青山、村容整洁、设施完善、乡风文明、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从山顶眺望，家乡依山傍水，就是一幅乡村富足，生机勃勃的壮美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