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旅游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篇一
经过反复的思考，音乐学科结合教材与学生实际情况确定子课题，对“综合性艺术表演”这一实践活动进行表现性评价。并确定了两个研究内容：一是将音乐欣赏与唱游结合起来，设计成比较容易操作的表现性任务，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对学生的参与情况和完成情况进行堂上评价。二是将课本上的学习内容进行相应的拓展，设计开发出一系列体现音乐的人文意义的表现性任务给予实施和评价。
1、设计了一批较为成熟的表现性任务。
现有的表现性任务有：
探索音源的表现性任务（建议在一、二年级使用）
音乐欣赏的综合表演任务（建议在三、四、五年级使用）；
给歌曲配上伴奏的表现性任务（建议在四、五年级使用）；
给音乐配上动作的表现性任务（建议在一、二年级使用）。
2、实施、反思、修改表现性任务
设计好任务后，我在一年级和四年级中各找一个实验班进行实施，经过第一次的实施与观察、反思，找出任务中存在的不足加以修改和完善，进而成为较为成熟的表现性任务，再进行推广。
3、论文撰写。
中的案例分析，如《让学生学会如何评价——〈小小的船〉教学案例》；表现性任务实施的反思〈我在失败的教训中成长等；同时，参与评价的学生也写出了不少关于完成表现性任务的实施过程及心得体会。其中，刘舜妙老师的《让表现性评价走进音乐课堂》发表在《广州课改工作通讯》；同时，这篇论文还荣获天河区xx年论文年会一等奖。
在总结前阶段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学校编辑了一本10多万字的阶段性成果集，音乐科对前两年的科研成果进行了整理与总结踊跃投稿，发表了子课题方案和三篇论文。
4、协助天河区教研室音乐科组成功举办天河区发展性教学评价交流会，科研成果受到区内外广泛关注。
xx年10月，在广州市教研室于荔湾区人民中路小学举办的试点学校现场会上，音乐课题组教师刘舜妙以案例介绍“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主题，向与会的专家、校长们介绍了我校音乐科组实施表现性评价课题研究的工作情况与经验，受到好评。12月又在我校召开的“天河区音乐科发展性教学评价交流会”中进行经验介绍，得到了有关领导与同行的认可。
我们希望经过实践与研究，能够探索出适合课程新理念下的评价方法，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
旅游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篇二
xx社区居委会管辖面积xx平方公里，东起xx，西至xx，南起xx，北到xx；辖区总户数xx户，常住户xx户，总人口xx人，流动人口xx人，出租房xx户，“五类”人员xx人，残疾人xx人，低保xx人；社区办公及活动用房总计xx平方米。社区党员数xx人，在职党员xx人，退休党员xx人，复员党员xx人，下岗辞职党员xx人，自主择业党员xx人，其他党员xx人；社区活动组织xx个，辖区单位xx个，社区楼院长xx人，xx个院落。
领会“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精神。
1、营造宣传氛围。
2、制定实施方案，力求做到客观、务实、操作性强。
3、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努力掌握社情民情。
4、逐步形成“四知、四清、四掌握”的工作机制。
5、以社区工作人员为主，发挥楼院长作用，分片包干，入户调查，重点了解，详实登记。
6、认真执行错时工作制，克服困难，确保为辖区居民24小时服务。
根据“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的开展情况，我们总结出要本着“四化”要求，坚持“六字”方针，即各类民情社情台帐规范化，实施方案措施制定细致化，社情问答责任化，各项制度公式化。“六字”方针为：居家纠纷找社区，就业帮扶问社区，党员回归到社区，政务办理来社区，维护稳定靠社区，各方齐心建社区，通过“找、问、到、来、靠、建”六字方针，全面开展社区服务。我们认为“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是对社区工作提纲挈领式的总结，这种工作机制的形成对社区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有非常务实的指导意义。
经过xx年底社区换届选举，新的两委班子已搭建成功，充实到社区的在编干部已全部到位，虽然面临辖区人口多，特别是流动人口多、工作人员新等诸多困难，但我们仍有信心、有能力掌握运用好“四知、四清、四掌握”的工作理念，强化社区党组织建设，重点维护辖区稳定，全力整合社区资源，开拓创新地开展好社区各项事业。
以上汇报，不足之处请各位领导给予指正。
旅游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篇三
为认真贯彻区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贯彻省委卢展工书记在我区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区政协联合组织部、民政局等12个区直相关单位成立调研课题组，从3月13日开始，深入民政局和兴门、宝泰、莲新等8个社区居委会开展社区建设专题调研，对社区的办公设施、人员配备和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调查。本文基于此次调研结果，对我区社区工作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在市、区两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我区从2019年在中城街道开始先行试点，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社区建设卓有成效。截止目前，全区建成45个社区居委会，其中属纯居型社区33个，村改居型社区12个。一批单位和个人荣获上级各类表彰，区社区志愿者协会、东城街道社兴社区居委会分别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社区志愿者协会先进单位”和“万家社区图书援建活动‘学习型社区’先进单位”，中城街道被评为“省社区建设示范街道”、东城北龙社区居委会被评为“省社区建设示范社区”、东城松涛、南城兴晖等10个社区被评为“龙岩市社区建设示范社区”。两位同志分别荣获“全国先进社区工作者”称号和“全国优秀社区志愿者”称号，一位同志荣获“省先进社区工作者”称号。目前，中城街道正积极创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和南城街道溪南社区居委会创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称号。
1、领导重视，打牢社区建设基础
区委、区政府始终把社区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区委常委会、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社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经常深入街道、社区，调研解决社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导社区建设工作。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贯彻福建省城市社区建设纲要的意见》、《新罗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工作职责和制度》等文件;成立了由区委分管副书记任组长、各有关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各街道也成立了由一把手挂帅的抓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推进的领导管理机制。各社区还吸纳了驻区单位领导加入社区建设工作小组，共商社区建设发展大计;建立了社区建设考评机制，把社区建设工作列入相关部门、街道目标考核管理，建立了严格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全区上下形成了区委、区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区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居民广泛参与的推进社区建设的整体合力和运行机制。
2、认真组织，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针对原有居民区规模小、设置不合理、资源分割等问题，本着有利于服务管理、有利于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的原则，对原居委会进行了重组调整，建立了新的社区居委会，逐步建立了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层”，社区成员代表会议为“决策层”,社区居委会为“执行层”的新型社区组织体系。通过公开招聘、民主选举,一大批年纪轻、有文化、懂管理、有奉献精神的社区工作者充实到社区组织。目前，全区社区书记、主任的平均年龄47.97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达到81.01%，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
3、加强管理，提高社区干部整体素质
一是完善社区各项制度。在各社区建立健全了社区议事、社区主任、副主任职责、居务公开，居民代表会议等制度，加大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力度，广泛开展居务公开，总结推广凤凰社区、北龙社区民主评议制度，全区社区居委会干部民主评议合格率达到96%。二是做好社区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组织开展多种内容和业务知识的培训，每年均对社区主干进行一次培训，从理论和能力上提高社区干部的整体素质，增强社区居委会的整体效能。三是提高社区干部待遇。从2019年2月起，我区将社区主干的工资提高到700元，一般委员每人每月享受财政性生活补贴提高到500元，大大调动了社区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四是积极组建社区兼职志愿者队伍。按照“自愿、规范、长期”的原则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目前基本形成了以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老党员志愿者等为主体的志愿服务队;在服务项目上，初步形成了社区教育、社区精神文明宣传、社区维权等“十大服务项目”和科普培训、居校共建、创卫宣传等服务内容。现全区共有社区志愿者组织62支，专职人数495人，兼职人数10239人，注册志愿者620人，占社区总人口的5%。
4、多方投入，加大社区居委会硬件建设
积极采取“五个一部分”的筹资办法完善社区工作条件:即市财政、市社区办解决一部分，区财政解决一部分，街道财政解决一部分，辖区单位赞助一部分，社区投入一部分。多年来，区、街道两级财政都加大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从市、区财政、街道、社区自筹及其他渠道共投入社区建设经费1000多万元，用于改善社区办公用房、建设社区活动场所、完善社区服务设施等。各社区居委会也采用购置、调整、更换、改建等形式，使社区用房和服务用房的面貌得到改善。目前，全区45个社区用房平均面积达到240平方米，达到省示范社区标准用房100平方米以上有33个，占73%。社区居委会的服务站、警务室、文化阅览室、社区活动室等样样俱全，社区的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
5、强化服务，推进社区建设不断发展
一是加快区、街道、社区三级社区服务中心建设。至目前，我区已成立了各级社区服务中心(站)47个，各类服务设施6413个(不完全统计)，其中社区服务中心(站)区级1个、街道级4个，社区级42个;青少年教育站61个，托幼机构166个，托老机构8个，餐饮服务网点1164个，商业零售网点2294个，维修服务网点472个，咨询服务站75个，其它服务设施24个。同时抓好社区就业和再就业劳动保障服务，积极建设一批社区劳动保障平台。截止2019年度，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登记造册的下岗失业人员共有4963人，为城区下岗、离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机会4070人;二是推进社区医疗卫生建设。目前已有26个社区居委会合建了1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并投入使用。社区计划生育工作全面落实“三为主”方针，建立了“街道-居委会计生专干-计生小组长”等三级计生服务网络;三是扶持社区文化。各社区都十分重视文体活动队伍建设，积极组建诸如夕阳红文艺宣传、腰鼓、棋、舞蹈等队伍。一些社区已经培养出一批专业表演队伍，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常年活跃在社区里。各社区还充分利用板报、标语、宣传资料等形式，加强对社区成员的思想政治、科学文化、法制宣传教育，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东城街道开展“温馨社区”，南城街道开展“学习型社区”，中城街道开展“诚信社区”，西城街道开展“文化社区”等;四是推进社区平安建设。充分依靠社区基层组织，建立专兼职结合的社区治安队伍综合治理网络。规范社区警务室建设，各社区实现了“一区一警”，设立了“社区警务室”。大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努力消除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使居民的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目前全区成立的社区义务巡逻队达30支。
1、组织管理体制问题
一是社区组织领导体制不完善。按照《福建省城市社区建设纲要(试行)》的规定，社区建设实行的是以街道管理为主的组织领导体制。目前社区建设中办公场所规划实施、建设资金筹措、辖区企事业单位共建等问题，仅仅依靠街道和社区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
二是共建共享机制难实行。目前，社区辖区内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医院、学校的服务及设施和闲置资源共建共享，听任所在单位领导意愿，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难以全面做到共建共享。公安、计生、劳动等网络资源自成一体，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劳动。
三是社区组织管理职能行政化。社区组织管理一直实行的是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党支部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机构设置，履行的是偏重管理的“准行政机关”工作模式和以完成街道布置任务为主的“被动式”工作方式。除居委会以外，其它社会团体和中介性社会组织不仅数量有限，发育不足，而且缺乏专业性和自主性，没有形成社区特色。社区居委会除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日常工作外，还要承担街道、政府机关单位或部门交办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行政性任务。居委会实际上成为一级准行政组织，使得其根本无法履行法律赋予的自治功能。诸如向居民收取城镇义务兵优待金，涉及面广，征收难度大，大多数社区居委会仅完成任务的三份之一。居委会普遍反映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2、办公场所保障问题
目前，还有 12个社区居委会办公场所达不到省定社区办公用房标准，其中6个无办公场所，6个办公场所面积达不到省定社区办公用房标准(见附表一、表二)。
一是社区办公活动用房没有同步规划建设。城建规划部门编制城市规划时，对新开发的小区没有预留社区居委会办公、活动场所建设用地，造成“无地”建设问题突出，如南城莲东小区和西陂龙岩大道、龙腾路沿线新开发的小区等。
二是相关文件内容不明确。市规划局《关于规范城市社区服务用房规划审批管理的通知》(龙政规〔2019〕147号)文件规定，从2019年开始，各开发小区按5万平方米以下的预留3%，5万平方米以上的预留2%作为社区服务用房，但由于该文件没有明确执行主体，这些要求都未能得到落实，部分新开发小区预留的社区服务用房包括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相当一部分小区把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简单地用物业服务机构用房替代，居委会办公场所被排除在外，造成社区居委会“无址办公”的问题普遍存在。如南城街道清泉社区居委会(所辖恒宝豪庭小区)、中城街道北关社区居委会(所辖阳光翠庭小区)等6个社区办公场所面积达不到省定社区办公活动用房标准。
三是社区办公用房审批手续难办。全区12个达不到省定社区办公用房标准的社区居委会，其中6个社区居委会有现成的土地可供新建办公活动场所，却无法取得城市规划和用地审批手续。如：东城街道永兴社区居委会，在龙岩第二医院附近铁路边有一块160平方米的空闲安置地，可兴建居委会办公用房，但规划部门至今未审批同意。东城街道东宝社区居委会在老火车站附近有一块2亩地可建设居委会办公用房，规划部门已经批准，但用地指标至今无法办理;西城街道莲新社区有一块尚未开发的空地，规划部门也划出了社区居委会办公地址蓝线图，并办理了选址意见书，但在用地审批时无法办理红线图;中城街道北关居委会新建办公用房仅办理审批手续就用了30多万元，因无后续资金，只好搁置停建。
3、经费保障问题
一是社区办公用房建设资金严重短缺。2019年以来，市、区、街道和社区建设中虽已投入1000多万元，但年均投入仅130多万元，供需矛盾相当突出。按目前的规定，新建一个社区办公活动场所，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分别需交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60元、人防易地建设费28元，所占的建筑成本比例大。目前全区纯居型的社区居委会达33个，占73%。这些居委会居财收入匮乏，仅依靠市财政对一个新建社区居委会办公场所补助10万元，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办公场所建设问题。
二是社区干部财政性生活补贴偏低。根据《福建省城市社区建设纲要(试行)》规定：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待遇，其主任、副主任的财政性生活补贴原则上不低于区(市、县)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150%;专职委员不低于区(市、县)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130%”，按2019年最新调整的新罗区最低工资570元/月标准计算，我区社区居委会成员享受财政性生活补贴社区主干应为855元/月;一般委员741元/月。但目前社区居委会主干每人每月享受财政性生活补贴为700元;一般委员每人每月享受财政性生活补贴为500元。与《纲要》要求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三是社区办公经费不足问题。根据《福建省城市社区建设纲要(试行)》要求，各职能部门要求社区居委会协助办理本部门业务的，要求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这些要求不能得到完全落实，增加了社区工作，也就加大了社区办公经费压力。目前，我区各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主要是按照省财政厅的规定每年下拨补助5000人以上的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1万元，5000人以下的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8000元。这样的标准远远无法满足我区33个纯居型的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要求。
1、建立健全社区建设组织管理体制
一是创新组织领导体制。组织领导体制是从根本上保障社区建设的领导和管理的最重要机制。进一步完善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领导，明确市、区两级组织部门和民政部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配合，街道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直接管理、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领导组织体制和工作体制。针对社区用房建设、文化、环境、治安、卫生等等分属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民政部门牵头的职能不能落实的现状，建议设立市和区两级社区建设管理局一类的政府机构，统一行使社区建设规划、建设、管理、检查、指导、协调职能，对社区建设工作进行全面推进。
二是建立健全共建共享机制。建议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驻区单位参与城市社区建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驻区单位自觉遵守、积极参与、热情支持所在社区的社区建设管理，主要包括驻区单位的文化、体育、科研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实行无偿或低偿服务;积极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参加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配合社区做好计划生育、治安管理工作，支持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参加社区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和志愿者活动。社区辖区内各级党政机关、驻军、大中小学校、厂矿企业、社会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要积极支持所在地社区的工作，参加所在地社区的活动，要主动与社区开展对口帮扶活动，帮助解决社区工作中的各种实际困难。广大党员干部要积极参与，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驻区各单位要将闲置资源无偿或低价提供给社区作为办公、服务和活动场所，要将单位的服务及活动设施无偿向社区居民开放，实现资源共享、事务共办、文明共建。打破公安、计生、劳动等部门分别建立信息网络体制，建议建立市、区各部门共享网络信息平台，减少和避免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
三是先行先试，完善社区功能。按照省、市的部署，深入开展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活动，在城区每个街道抓好1-2个社区试点，拓展社区建设内容，提高和谐社区建设水平。建议市委、市政府出台《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的意见》。任何级别的部门、单位，凡拟将其组织机构、社区挂牌、考核评比、办班培训、专项调查、报刊征订等事项以及社区职能以外工作进社区的，应持上级有关文件和具体实施意见，向所在区社区办提出书面申请，报区委、区政府批准后，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委托给社区。未按要求申报审批的，社区有权拒绝或不执行。理顺市、区、街道、社区之间的关系，增强区和街道在管理区域性公益事业、公共事务以及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统筹协调能力。社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政府职能部门不能把社区居委会当成自己的“下属单位”，层层向下压任务，坚决杜绝社区行政化。建议落实区委已经制定的政策，城市义务兵优待金由区财政统筹，减轻社区工作压力。
2、切实保障社区办公活动场所
一是社区办公活动用房同步规划建设。根据《福建省城市社区建设纲要》及福建省委办公厅《关于推进海峡西岸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建议市政府牵头组织市规划、土地、民政以及新罗区政府部门，按照社区人口规模、城市功能区划以及“布点合理、选址适当、设置集中”的要求，尽快编制出台龙岩中心城市社区办公用房规划建设的政策性意见，力争居住区的规划与社区居委会设置规划同步进行，确保居委会办公用房有地选址，有地建设，尽快解决“无址办公”以及面积达不到省定标准的居委会办公用房问题。同时提前规划预留即将新成立的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地块(近期急需新建华莲、龙腾、东肖开发区等14个社区居委会，详见表三)。按照“五个一”(即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一个卫生服务站、一个警务室、一个文化阅览室、一个体育健身场所)以及预留一定的停车场标准来规划建设，独立建设，占地面积不少于1亩，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以上。
二是明确责任，建立社区办公用房保障机制。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帮助协调规划、土地、建设、房管、民政等部门，严格执行国家民政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民发〔2019〕275号)以及《福建省城市建设纲要》、福建省委办公厅《关于推进海峡西岸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加强对土地竞拍、小区规划、工程建设、商品房预(销)售、竣工验收备案及权属办证等环节的协调控制，确保社区办公活动用房规划建设、配套到位。
三是简化社区办公活动场所用地手续，减免费用。社区办公活动场所本身是城市公共设施，服务于市民，现再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人防易地建设费等费用，本身就是加重当地社区居委会的负担。因此建议市规划、土地等部门简化社区居委会办公场所建设各项审批手续，并且减免相关审批费用。
3、增加投入，确保社区各项经费
一是建立社区建设发展基金，保障建设社区办公用房和社区服务。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应将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农业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重视和支持，建议每年从市、区财政预算中各安排300万元，建立社区建设发展基金，制定具体的社区办公用房建设、社区服务等费用支出规定，从根本上保障新建、改扩建社区办公用房，以及社区社会服务费用。与此同时，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推进海峡西岸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配置。对零星开发住宅区，开发商可按建设面积2-5%的标准折算缴纳社区配套用房经费，专项用于建设或购买社区配套用房”规定，建议市政府明确对新开发的住宅区，开发商按建设面积的5%的标准折算，向新罗区政府缴纳社区配套用房经费，专项用于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建设。
二是兑现并提高社区干部财政性生活补贴。根据《福建省城市社区建设纲要(试行)》规定，参照2019年最新调整的新罗区最低工资月标准，今年尽早兑现省要求的社区干部财政性生活补贴社区主干应为855元/月、一般委员741元/月。明年逐步提高，以调动社区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三是落实“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确保社区居委会办公经费。实行社区事务准入制，如确需社区居委会承担或配合的工作事项，由区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把关，通过街道办事处统一安排，并按照“费随事转”的原则，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对于超出《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职责范围，而必须由居委会协助的工作，要按照有偿服务的原则，由相关部门解决相应的经费或人员，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
四是建议适当提高纯居型的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经费补助标准。
旅游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篇四
基层妇联组织是与妇女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组织，是妇联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职能作用的发挥程度关系到妇女工作的成效。近几年来，xx社区妇联积极组织开展贴近群众生活、倡导社会文明新风的群众性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妇女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
xx社区辖区面积为1.1平方公里，现有3个自然村、4个居民安置房小区，原有常住人口3398人，流动人口6857人。其中女性约4887人，4-9岁儿童约332人，10-14岁儿童380人。社区居委会共有成员14人，女性干部占“两委”成员的3/8。近几年来，xx社区妇联的发展形势良好，呈现三个“普遍提高”的情况：
一是妇联组织不断充实，整体素质普遍提高。以“社区建设”为契机，借助社区基层组织换届，加大协调力度，及时调整和充实了社区妇联队伍，积极推荐政治素质好、文化程度高、年轻、热爱妇女工作、群众公认的优秀妇女干部担任社区妇联主任，推选了一些年轻能干的女同志担任妇女组长，使新配备的妇女干部更趋于年轻化和知识化，改变了以往社区妇女干部年龄偏大、知识层次偏低、工作能力不强的现状。
二是妇联干部对做好工作充满信心，工作能力普遍提高。社区妇联干部大都提高了对妇女工作的认识，绝大部分妇联干部能够借助岗位发挥自己的作用，积极参政议政，为广大妇女同胞服务，以良好的工作业绩体现自身价值，在工作实践中，妇女干部们都能自觉带领广大妇女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大力宣传有关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家庭教育、科技文化等知识，组织开展具有妇女特点、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文体活动。
三是妇联组织能较好地发挥作用，整体工作水平普遍提高。社区妇联组织以调动辖区妇女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为重点，着力增强服务能力、组织能力、引导能力。按照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学习型干部的要求，妇联干部有针对性地开展理论、业务和科技、文化等培训，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为她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扎实开展社区妇女儿童工作，xx社区立足实际，创新形式，以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为中心，大力开展民生活动。
一是扎实开展维权活动，保障妇女身心健康。社区妇联在妇女群众中深入开展邻里团结、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广泛开展“最美家庭”、家庭美德宣传活动，开展平安家庭、零暴力家庭创建工作。此外，社区妇联不断拓展妇女维权工作新领域。认真组织妇女参加男女平等国策、新《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学习。为有效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我社区还建立了妇女维权站、谈心室等，为来信来访妇女提供政策或是精神上的帮助，及时解决妇女提出的问题，努力做好妇女维权活动。
二是扎实开展关爱活动，促进流动儿童健康发展。作为“村改居”的“混合型”社区，我辖区的流动儿童数量也逐年增加。为了更好地为这些流动儿童服务，我社区启动了青苗计划――助力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大手拉小手――困境儿童帮扶、第三元成长空间等一系列举措，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流动儿童融入社区，增加其学习动力，提升其思想道德素质以及人际交往能力。
三是扎实开展节日活动，丰富妇女儿童生活。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契机，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如：“铿锵玫瑰”嘉年华运动会、“我与春天有个约会”踏青活动、走访困难家庭活动等。利用清明节时间，组织青少年儿童参观烈士陵园，让儿童认识到现在的美好生活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在六一儿童节开展“圆梦行动”，号召本地青少年帮助流动青少年完成他们的“微心愿”。通过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不断提升妇女文化品位，丰富青少年的业余生活。
xx社区基层妇女工作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一些妇女干部仅靠过去的经验和原有的知识，已很难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妇女工作的要求；社区妇联干部兼职过多，除本职工作外，兼任计生、信访、宣传等多项繁琐的工作，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妇女工作的开展等。因此，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区妇联工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精神去迎接新挑战。
一要坚持“党建带妇建”，加快妇女事业良好发展。要将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规划，对基层妇联组织建设实行分类指导。要争取把妇女工作纳入党政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定期研究妇女工作的例会制度，争取分管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使妇联组织能够有效开展工作。
二要加强妇联干部培训，提高基层妇女干部的素质。要研究制定妇联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培养妇女干部的能力，引导她们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增强做好妇女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妇联干部积极参加各种理论培训和接受学历教育，提高妇联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
三要拓展妇联服务职能，提升其服务质量。社区妇联要依托妇女维权站、妇女学校、家长学校等阵地强化服务功能，把服务妇女作为妇女工作的出发点。发挥好社区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就业再就业、扶持老弱病残等困难妇女等方面的作用，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要积极发挥“联”字功能，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关注社区妇联工作，形成合力助推社区妇联工作。
四要加强对妇联工作的考评度，提高其干事积极性。考核验收历来是落实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有效手段。党委、政府要根据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妇联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规范工作考核，量化工作指标，切实采取措施，实行“软”工作“硬”考核。尤其要建立激励机制，根据基层妇女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评定等次，奖优罚劣，使基层妇联工作由虚到实，上级妇联有什么精神，基层就有什么行动，推动形成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工作局面。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近年来，社区妇联围绕社区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巾帼妇女风采，在社区的发展建设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今后，xx社区妇联将进一步创新思路，构建“互帮互学、统筹发展、共同进步”的妇女发展工作格局，推动社区妇联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旅游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篇五
一、农民收人究竟几何?
众所周知，我国法定的“农民负担”水平是以农民收入水平为依据的，即所谓“不得超过纯收入的5%”。但农民收入、尤其是扣除生产成本后的“纯收入”的计算历来是统计工作中的难题。在国外农业经济学中影响很大的组织——生产学派认为，农民家庭经济中没有劳动成本概念，因此根本无所谓“纯收入”之说，而只能统计出“总报酬”。这种书生之论固然不足为现实统计工作之据，但我们讲的农户“纯收入”与企业经济中不仅扣除了生产过程中物质价值投入，也扣除了劳动价值投入的纯收入(利润)概念是两回事。如果按后一概念，相当数量的农户便成了零收入的甚或是“亏本”的“非理性经济”，这当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作为社会扣除与二次分配的依据，农户“纯收入”不能具有相同数额的企业(包括农业企业)收入那样的负担能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纯收入”到底有多少?这仍然是个问题。本次调查对6省8县19个社区224户农户提出了“您家近年来家庭总收入是多少”的问题，结果只有 5县 117户提供了有效回答。分县统计如下：
所列是“总收入”，纯收入还应减去当年生产成本，但这一项数据只有极少数样本户能够给出，不少农户直接宣称这个数字没法算。一些县(如眉县)接受调查的农村基层干部还明确表示他们在报表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一栏实际上填的是农民总收入，不把生产开支剔除。“关于农村的各种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他们自己对这种填法也颇有怨言。
调查中我们试图与一些农户算纯收入账，结果还发现了另一问题“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和其它原因，农户生产开支比生活开支上升快得多，农户总收入扣除本年生产开支还是扣除下年生产开支，结果大不一样。而在生产信贷不发达的条件下(我们调查的社区中农民极少有用贷款进行生产性投入的)，农民本年开支总是由上年收入支付的，相应的本年收入则要用于下年开支。这与我们原来的算法(本年收入减法本年开支)相比，往往又有 10～ 20% 之差。
实际上，前述“各项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之语还需具体分析。各种迹象表明，如果说对于乡镇企业产值、利润的统计水分具有双向性(由于利益关系，基层对这种产值、利润除虚报外也还有瞒服、少报的倾向，以便更多地保留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资源)，那么对于农户收入的统计水分则通常是单向的，因为少报这种收入不会增加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财力，反而会增加提取“提留”的难度。因此对这一指标的统计误差很少有“双向互相抵消”的可能。
由此看来，对有关农户“纯收入”的估计买在应当谨慎些。毫无疑问，改革年代里农户收入的增长是明显的，这从上表所列农户“总收入”的动态统计(按：该表未考虑物价因素)中可以看出，更可以从农村消费品与生产资料销售额乃至农村储蓄总额的增长中看出。笔者认为，对于判断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对趋势而言，后两项指标比报表中直接给出的“收入”数字更说明问题，但对于某一年份农户纯收人的绝对值估计而言，这些指标便难以提供帮肋了。
二、“农民负担”知多少
这样的农民收入水平其承受的“负担”是多少?这是另一个难以统计的指标。
各地受调查户均是认定“负担加重”的远远超过认为“负担减轻”的，而且除永康外其余7县答“加重”的均超过半数，内有3县且众口一词公认“加重”而无一表示“减轻”。永康的例外则是由于该市受调查的芝英镇是个发达的乡村工业区，几无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可言。但这一例外却显示出一个事实，即近来人们谈论的“农民负担加重”主要是就农业负担而言，工商“农民”相对地少有“加重”感(不过也没有“减轻”感，而是持一种较不关心的态度)。
另外，就地区而言，反映出越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问题越严重，至少农民认为如此。强调负担加重的“一面倒”程度。
三、何谓“负担”?如何“负担”?
前述那部分关于“各种负担占总收入的百分比”的答卷中，不仅相对趋势总的来说逐年增加，而且绝对数值更是惊人，它不仅远高于国家政策规定的“人均纯收入的5%”的上限，高于各地的报表数据，而且也高干近年来一些学术研究提供的数值。那么这些数据是否有意义?这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这些数据的社会心理学意义是肯定的，即它显示了受调查者对负担程度的主观判断(不论其正确与否)与正式的统计有相当大的差距。其次，这些数据是否具有经济学意义，即是否可以作为经济数据看待?这就要弄清楚这些受调查农户所认为的“负担”究竟是什么。
从一些个案看，国家与社区征收的制度性“负担”虽然一般都高于报表数据，但远不致于如上述答卷之甚。这里所谓的“制度性”是笔者所用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我们通常讲的政策允许的合法负担，(如国税与“三提五统”之类)，也包括各地基层“土政策”规定的各种例行负担，如按人头、按户或按田亩征收的各种摊派等。两者合计也就是城里人心目中“农民负担”的全部内容。这些负担的程度可以从以下案例看出：
j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交纳了各种税费277元。该村样本户当年户均人口 4人，户均总收入11687元，制度性负担率为总收入的9.5%。
s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上缴30元左右。该村户均年收入元左右，以五口之家计，则负担率约为7.5%。
镇、g乡的村民计算，1994年人均共上缴85元左右，1995年达9～100元。据报表数字，1994年镇“人均纯收入”470元，g乡为480元(均“含打工收入”)。报表与村民的算法综合，提出负担率为17.7～21%之间。
h村1995年人均上缴总额达220多元，一个五口之家全年支付了1100元。据说该村农民积欠甚多，以至上年“国家发放的预购定金几乎没有一分钱落入农民手中，全被村公所扣下，克抵往年农户所欠的各种税款”。
如此等等。这些案例中农民全年各种制度性负担总额均已明显超过“纯收入5%”的政策界限，但并没有达到总收入的30～40%之高。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民每年除了上述制度性负担外，还有另一类支出;在城里人眼里它或许属于消费范畴.们农民仍把它归之于对“上面”的负担。分析起采，农氏的见解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些支出显然不属子正常的生产性开支或生活消费，也不属于生老病死、应付意外或传统礼仪性开支，而是一种若非农民本可不交的、身份性的社会扣除。
反常的“教育费用”即是明显的例子。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如今无论城乡上学都多少要交钱，我们对此也能够理解。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村教育收费明显高于城市，而且往往是在普遍征收的“教育经费”摊派(这属于上交所说的“制度性负担”之列)被禁止之后，转嫁到学生头上，以学费之类的名义征收的。因此农民不视之为消费开支，而视之为制度性负担的一种转移形式(本又姑且名之曰非制度性负担)，其实是不无道理的。本次调查中令人感触的一点是，在相当部分的社区农民，一提到“负担”，首先抱怨的既不是国税或提留，也不是例行的摊派，而是这种反常的“教育费用”：
“现在负担太重!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就是好几百，如果上中学要寄宿，则一年要好几千……如果没人外出捞钱的话，就只好先卖掉谷子，结果到下年上半年就连饭都没吃的t。”(望城县 d村访谈录) “农民负担么?你看：一个小学生每学期交的学费高到200多元，一个初中生则要300多元。有两个子女上学的话，一年下来要花1000多元，供孩子念书，这对我们这里平均收入不过两千元左右的家庭来讲负担怎能不重?我们村不少小孩就因负担不起，不能不退学了……”
当调查者解释说我们讲的“负担”是指税收提留之类，学费似不能算时，一位村支书说：“不算负担?你看县城的孩子上学就不要那么多钱，这不是我们农民才有这种负担么?”这种“非制度性负担”除“学费”外还有种种形式。如眉县，国家明文规定的电费最高为0. 30元/度，但调查村农民用电却要收 0. 90元/度。当地农民跑运输，手续再齐全，也是见一次交警交一次钱，但城里的公家车却无此烦恼。据说这是国营运输企业竞争不过这些农民车而“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加以干预”所致。这类只因是农民而有的非正常开支，虽然不是按人、按户或按亩的制度性征收，却显然是“农民负担”。如果把它们都计入，则“农民负担”比率达到农民自己估计的那种水平并不是不可想像的。
总之，在许多情况下，农民认定的“农民负担”内涵与我们认定的不一样，而要真正理解农民负担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一内涵。
农民负担是如何征收的?这似乎无一定之规。按人、按户、按劳、按地乃至按事征收都曾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实行。改革初年由于份地按人均分，人地一体，“负担”因而也以按人分摊为主。近年来土地流转增加，份地平分职能弱化，人地有分离之势，许多农村的“负担”也由按人分摊为主转变为按地亩分摊为主，这与历史上我国古代均田制瓦解后赋税制的主流发生由户口税向土地税演变的.宏观趋势(所谓“摊丁入亩”)相似。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按土地负担几乎就是按财力负担，应当说是很合理的。然而早在我国古代晚期商品经济有所活跃以后，这种负担方式便已显示出弊病，即农村的工商大户“家资巨万无一城之殖，则对国家终岁不输一钱”。改革时代市场经济潮兴，农村非农产业崛起，这种负担方式问题就更大。本次调查中我们在好几处都听到有关意见，如望城县d村村干部认为，当地富户专跑生意，多不要田或少要田，而贫困户以农为生，往往种田较多。由于负担按地计征，富有者不负担或少负担，贫困户反而成了主要的负担者。
d村本村并无企业，村干部也是种田人i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当前农村中更普遍的情况是：相对于群众而言干部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负担方式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他们“优免”的性质，而对此的抱怨也就更多地来自普通村民。
在负担“属地化”的情况下，明确田亩分布(即传统社会所谓“均定因赋”)便十分重要，然而一些地方对此缺乏重视。如河南登封县y村土地多年来屡经变迁，面积已减少约200亩，但上级一般仍按1978年的情况来计征。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率不大，这类问题不突出，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要素市场的形成，“均定田赋”的问题应当引起注意，以免像传统社会常见的那样，出现有人种“无赋之田”，有人纳“无田之赋”的不公正现象。
在负担属地化条件下，“土地改革”必然导致负担办法的改变。近年来“两田制”在许多农村中出现，农村便随之产生了这样的办法：每户按人口留少量口粮田，其余土地村里收上来，然后按好坏租(村民称为“卖”)给农民，每年种地前必须先交“买”地钱，钱多的家庭通过竞争就可以多种。这个办法有利于扩大农场规模以提高效率;但也有村民认为此举实际上是通过招标式竞争提高土地税，而且是提前预征(即改收获后交为种地前交)，因而增加了农民负担。笔者觉得如果竞争过程确实公平，此举还是利多弊少的。
四、新“一条鞭”法：“负担”改革的方向?
“制度性负担”过重、“非制度性负担”的存在与负担方式的不尽合理(如“属地化”具有的缺陷)常为农民所抱怨，然而当前农民负担问题最大的方面还是无序化之弊。“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是最令农民不满的。历史上的“摊了入亩”虽在操作时也有多样化，但总的制度还是统一的，而当前农民负担方式虽有些主流趋势(如属地化等)，但除了“纯收入5%”的上限等若干三令五申的规定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征收模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村目前新旧过渡时期的社会扣除(即“负担”体制不仅比改革前的公社时代复杂，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混乱，甚至与历史上传统时代相比也更加五花八门，其自行其是的程度恐怕是我国历史上在和平统一条件下罕见的。这里好的是过渡时期的制度探索有了空间，不好的是营私舞弊之徒有漏洞可钻。
减少对农村的索取，乃至对农业实行“反哺”，应当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长远方向。但在国家与社区财政需求仍有一定刚性、不能不“量出制入”、维持一定索取规模的情况下，改善索取机制、明确征收规范，使农民交纳的钱物能财尽其用，不至于流失或饱私囊，便成了当务之急。针对“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之弊，目前“并税除费加返还”的改革方向似乎成了“农民负担”改革的主要思路。它主张增虽明税，取消杂费，归并税种，简化税则，使农民易知，国家易察，书吏难以舞弊，税额不致流失。这样财政收入不减(甚至可能增加)，而农民却可免于“无底洞”之苦。近年来，这项改革已在一批试点县推行并初见成效，行政部门与学术理论界都对此看好。
旅游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篇六
根据市委的部署，在这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我对全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情况进行了认真调研，经过深入思考，对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有了一些粗浅认识。
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城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是丰富社区建设内涵、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有效手段。
社区卫生服务，是以家庭医学和健康促进为主要手段，以全科医师为骨干，合理使用社区资源和适宜技术，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的有效、经济、方便、连续的基础卫生服务。最近几十年来，社区卫生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它作为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城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网络体系的基础，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第一级提供者。国际国内相关研究表明，社区卫生服务是提高卫生资源使用效率和卫生服务的公平性，确保提供低成本、经济有效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诊疗、慢性病干预措施及老年人、妇女儿童医疗卫生保健的最佳途径，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服务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20xx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8.18%，市区常住人口在80万人以上。快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大量集中分布在各个社区之中。适应这一情况变化，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既是形势发展之所需，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服务目标的要求。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历着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难过程，政府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全面兼顾，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尽完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事业，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关心脆弱群体健康，拉近社会心理差距，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无疑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卫生服务方面的必要保障。
（一）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划布局。国家关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布局的要求是，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原则上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人口3—10万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人口0.5—1万人。根据这一原则，我市自1998年起，利用已有的卫生资源，对城市医疗机构和原街道门诊部进行了结构调整和功能改造，将其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同时，鼓励二、三级医疗机构和社会力量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0xx年8月份以来，以加快构建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目标，制定了《市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对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进行了科学总体规划。到目前，全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全市规划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5处、服务站63处，服务人口近97万，建立居民家庭健康档案68.9万份，环翠区、高技区和经技区实现了社区卫生服务全覆盖。按照规划，至20xx年底，我市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将达到100％，三市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将达95％。
（二）现行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我市自19xx年起，先后出台了《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实施方案》、《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管理办法》、《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基本标准》和《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管理制度》，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三统一”管理，即统一规划设置、统一标准、统一验收发证。同时，把符合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机构。20xx年8月，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市卫生局、财政局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市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市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实施意见》及《市城市社区卫生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明确了财政补助政策，逐步构建起我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政策体系框架。
（三）社区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情况。近年来，特别是20xx年以来，我市不断加强社区卫生机构队伍建设，到目前，市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有工作人员197人，其中经过全科培训的医护人员120人。去年，我市组织40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75名全科医生和社区护士，参加了全省首批社区技术骨干培训。20xx年内我市将完成社区卫生机构技术骨干省级培训，组织开展医护人员市级培训，并采取“下来一批、培养一批、返聘一批、引进一批”的方式，改善社区卫生队伍结构和素质。
（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施配备情况。从面上看，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业务用房困难。市区42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有20个服务站没有业务用房，靠租房开展工作，占47%，年租金总额60多万元；有21个服务站房屋为自有，有1个为政府提供用房；有1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业务用房面积少于150平方米，占到40%；还有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业务用房位于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工作条件较差。二是设备装备配置也不齐全。基本医疗设备齐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只有19处，占45.2％；约有5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缺少心电、b超等小型医疗仪器和设备，一些常规检查往往因为设备不全而无法进行；缺少开展预防保健、康复理疗、健康教育等设备，难以组织有效的疾病监测和健康干预促进等活动。三是信息化程度比较低，没有形成统一的信息化服务和管理平台。
（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业务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我市按照国家卫生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基本标准》要求，不断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建设，去年以来，又对重点建设的10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统一视觉系统”：即统一门面、科室牌、人员工作牌等标识，统一员服装、被褥、药品柜、出诊箱等用品，统一门诊处方、健康档案、健康处方等文书。制定了《市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实施意见》，推动社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20xx年全市共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26万余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普遍推行收费标准公开，取消了挂号手续和收费，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得到逐步提升。
1．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单一。按照国家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基本工作内容的要求，社区卫生服务应当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这一功能定位，囊括了解决居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多方面问题。但目前我市大多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有收入的医疗工作比较重视，没有收入的工作开展得较少，普遍是以药养医、重医轻防，其它功能只是部分到位或没有到位。计划免疫工作基本能够完成，但康复和健康教育等延伸功能发挥得不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人员的服务观念比较陈旧，未能真正做到深入社区、深入家庭，围绕居民的健康需求拓宽服务领域，“六位一体”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防病功能未能很好落实。
2．社区卫生服务队伍素质不高、人才匮乏。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护人员包括全科医生、全科护士、预防保健医生、康复医生等，但目前我市多数社区卫生服务站往往只有1—2名医生和1—2名护士，约5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不能提供24小时服务。尤为突出的是全科医生缺乏，不能满足开办社区卫生服务站的需求。全科医疗是提供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和核心，全科医生是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骨干。按每名全科医师服务5000名居民的低限标准计算，市区至少需要124名全科医师。而现实情况是，197名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中，接受过全科培训的医师，不到社区医生需求数的一半。而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生多数由医院下派或招聘，本身并非全科医生，相当一部分社区医生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全科医生岗位培训，大多只有中专或大专学历，医学基础知识较差，业务素质偏低，无法独立负责预防保健和疾病诊疗等多方面工作。
3．医保政策不配套。市政府文件出台后，但医保配套政策仍未出台，不能很好地促进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充分利用社区卫生服务。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和老年病，家庭病床及康复治疗等服务项目也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致使不少康复期病人、慢性病病人、恢复期病人等，受政策性限制，只能放弃在社区治疗或滞留于大医院。居民到社区卫生机构与到大医院就医，报销比例没有差别，患者更愿意到牌子响、级别高、技术力量雄厚的大医院，难以达到把基本医疗服务从大医院分流出来的目标。以20xx年为例，市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量19.2万人次，出诊服务1.48万人次，仅占门诊总量的12.3%，远未达到要求。
4．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尚需完善。硬件建设是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由于缺少资金支持，我市的社区卫生服务基础设施薄弱。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紧张，医疗设施设备配备很不齐全，影响了医疗业务的开展和服务功能的拓展。20xx年，全市社区卫生机构门急诊32.57万人次，门诊人次费用45.4元，仅为大医院的1/3。
（一）理顺管理体制，培育有序竞争的服务市场。认真落实我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实行机构管理一体化。坚持属地管理，辖区卫生行政部门要统一规划设置，科学管理，不断健全包括基础设施、基本设备、人员配备、服务流程、价格管理等社区卫生服务标准体系，建立以群众满意为核心的监督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要坚持举办主体多元化，打破所有制限制，通过基层医疗机构整体转型、大中型医疗机构举办、个体医疗机构参与等形式，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公开招标，择优准入，严格考核，动态管理，为增强社区卫生服务活力和效率提供体制性保障。要坚持卫生服务规范化。尽快使社区服务机构统一标识、统一工作职责和制度、统一操作规范、统一服务流程、统一上岗培训、统一收费标准等。建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协作互动机制，确保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公共卫生服务功能落实到位。
（二）完善补偿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财力支撑体系。2006年《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稳定的社区卫生服务筹资和投入机制，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力度。同年，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补助政策的意见》要求，区级和设区的市级政府承担社区卫生服务补助的主要责任。结合现阶段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建议政府设立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可采取政府购买社区卫生服务的方式，适当补贴，不足部分暂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通过医疗收入等弥补，以后随着政府财力增长逐步提高补助标准。现阶段可按服务人口（以常住人口计）年人均补助15元，市区两级财政按1：2比例分担。设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按照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5－20万元和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5万元标准，统一配备基本设备，统一实行政府采购，由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退出时，需将政府出资购买的设施设备交与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培训资金。对经岗位培训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的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每人给予适当补助。
（三）落实配套措施，营造部门联动的政策扶持环境。一是落实规划建设政策。在城市新建和改建居民区中，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要与居民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二是完善医保政策。完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定点管理和医疗费用结算办法，将符合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将诊断明确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家庭病床、术后康复等项目纳入医保统筹支付范围。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费用，个人自付比例应明显低于二级医院就诊自付比例，引导参保人员更方便、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比例。三是探索建立严格的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应制定统一的转诊条件、程序和监督管理办法，推行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定点协作，资源共享、利益和风险共担，逐步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二级以上医院的一般门诊、康复和护理等服务。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继续实施“四个一”工程，即下来一批，组织二级以上医院、预防保健机构等中级以上卫生技术人员，定期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返聘一批，返聘专业适宜、业务水平较高、身体状况较好、愿意到社区发挥余热的退休医生到社区服务；培养一批，制定完善社区医护人员培训规划，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技能；引进一批，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卫生技术人员进社区工作。
（五）逐步建立数字化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着眼长远，稳步推进，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按照服务区域、服务人群、功能任务等，逐步建立统一的数字化社区健康档案系统、社区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直报系统和社区卫生工作评价系统，进而过渡到全市卫生信息系统一体化。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信息平台，对社区居民健康信息进行动态监控和管理，实现家庭、社区、医院、预防保健机构和管理部门信息互动共享。
上课情况调研报告
公共服务情况调研报告
风机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企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流通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财政情况调研报告范文
计生委扶贫情况的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