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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开题报告篇一
一、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萧红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且充满爆发力的女作家，有着“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之称。其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意义是不置可否的。《生死场》可谓萧红早期作品的巅峰之作，由鲁迅为之作序，胡适为其写后记，使其不折不扣的延续了民族精神的血液，成为文学经典。同时对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成熟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同时萧红作为广大底层妇女的代言人，在《生死场》中注入了大量的心血，对女性生存这一问题作了透彻、深邃的解读。近年来，对于萧红的研究有大热之趋势，萧红小说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不可抗拒的。作为一位具有新思想的女性，萧红的各种悲痛经历以及社会大背景，造就了萧红独特的艺术风格。她的小说明显的带有女性悲剧意识，但同时又充满了民族情绪，奇特变幻的语言风格组成了“萧红体”。她带有散文性质的小说语言值得各位文学爱好者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解读。在21世纪，新的价值标准的评判下，萧红的文学成就已经足以与巴金、矛盾等文学大家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萧红具有非常鲜明的文学个性和突出的文学史地位，或许这才是萧红研究热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是从《生死场》中语言的运用来剖析萧红的写作特色，从中启发现代文学该如何深度挖掘中国文学家所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这就是本文研究萧红小说的意义所在。
二、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提纲)
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具体、深入、透彻的剖析萧红小说中的艺术特色。
首先是萧红的成长过程，小说的创作背景。
然后是《生死场》中散文化特征的解读。
第三是从女性视角，民族批判性来进一步阐释萧红体。
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情况及其发展)
萧红一直坚持用自我的表达手法去书写她对社会的认知。她用自己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天地。萧红研究开启于其成名作《生死场》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时鲁迅先生为之作序。1949年之前的萧红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作品的评论，代表性成果是鲁迅的《萧红作〈生死场〉序》和茅盾的《呼兰河传•序》。鲁迅称《生死场》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已成为萧红研究的经典性评语。1950――1970年代，萧红研究相对沉寂。1980年代――1990年代，萧红研究呈繁盛态势，一时形成“萧红热”，萧红研究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角度、研究方法，都呈现拓展、多元格局，萧红研究的学术深度前所未有，至今，萧红研究仍是热度不减。
对于生死场这部小说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三十年代以来以鲁迅、胡风等人为代表的'以启蒙和救亡为主题的解读。这种解读角度长期占据着统治性地位。相对于三十年代以来相对单一化、政治化的主题阐释，八十年代以来，生死场的解读出现了多元化、纯文学化的倾向。从思想内容来看，大体有改造民族灵魂、关怀生存意义，女性主义等主题。
1980年代以来，萧红研究的重心是对其文本的研究。大量论文高度评价了萧红小说社会思想价值，如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高度评价了其启蒙性主题。艺术风格与审美特征研究是萧红文本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从小说文体(散文化与诗化)、叙事方式、语言艺术以及审美风格等角度，对其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赵园的《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赵园认为萧红对“情调”、“情味”的追求，规定着其作品“无结构的结构”，使小说“戏剧性淡化”，“化解为散文”。赵园高度评价萧红的艺术个性，认为其艺术个性的完成，是萧红从弱者到强者的证明。周筱华《呼兰河传》与萧红的小说学》认为，该作品有郁达夫的自叙传形式、废名的抒情诗笔调、沈从文的散文式结构，又有萧红自己的艺术敏感和细腻清新等特征。秦林芳的《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也是萧红文体研究极有见地的论文。姜志军《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王秀表《萧红作品审美风格刍议》等则侧重研究萧红创作的美学风格。
从文化角度研究萧红，实际上自1980年代已经开始，萧红创作的文化审视与批判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地关注。19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学术界对萧红的文化研究更为自觉、更加深入，出现了一批从文化视角观照萧红创作的论文、论著，拓宽并深化了萧红研究。皇甫晓涛的《萧红现象》一书，通过对萧红主要作品主题的剖析与归纳，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许多问题。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论及萧红时，从黑土地文化精神审视萧红的心理与精神气质。剖视了萧红强烈的反抗意识与生命激情与地域文化的深层联系。
四、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对萧红《生死场》的阅读，可以感受到萧红独特的写作视角，本文通过对她内心灵魂的深入解析，了解她的创作个性，挖掘作品中反应出的她的成长经历，通过这些背景，来关注萧红小说对于女性悲剧意识的阐释，对男权社会对女性各种不公平的积极反抗，对传统道德观念发起的文字反击。
《生死场》中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各类女性由生到死的痛楚，是萧红人生经历的折射，在生死场的状态中去寻找萧红创作的独特之处，从而进一步认识萧红体，探究萧红文学对于现代文学写作手法、方向的一些阐释。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通过对《生死场》深入解读，反复思考，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穿插进行，了解文中社会最底层女性的心路历程，生存环境，与作者萧红的成长经历相结合，从而确定论文的立意点，然后大量的阅读外界资料，加深对论题的了解，慢慢确定自己的论文主线，根据指导老师的指导，不断完善丰富论文内容。
六、本课题的进度安排
20xx年11——12月前期资料收集、系统研究
20xx年12月底提交开题报告请指导老师提出修改意见
20xx年1月中旬根据老师意见进行报告修改，完成开题报告定稿
20xx年2月底提交论文初稿，请老师给予指导
20xx年3——5月初根据老师的意见进行论文修改，定稿
5月底完成论文打印、准备答辩
七、参考文献
1.萧红.《生死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评《生死场》.鲁迅(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鲁迅.《生死场》序，《萧红文集》(第一卷)[c]安徽文艺出版社，
4.聂绀弩.《萧红文集》(第三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5.聂绀弩.《萧萧落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十月》，1982年第1期。
7.宋剑华.灵魂的“失乐园”——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
9.秦林芳《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
10.王秀表《萧红作品审美风格刍议》，《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4期。
11.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2.钟汝霖.反帝爱国的女作家萧红[j].哈尔滨师院学报,1978(3)
13.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4.聂绀弩.高山仰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古代文学开题报告篇二
一、文献综述：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在收集经传的基础上对小篆所做的全面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学术价值极高，研究者代不乏人，著作如林。据阳海清等编撰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说，《说文解字》及其研究性著作共计1849种，其著录部数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有清一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非常盛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说文四大家，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侧重于声,独段氏注形音义三者并重。近xx年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有综合性研究、词义研究、“六书”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体例研究、比较研究、方言研究和许慎《说文解字》研究等8个方面的新成就，本时期《说文解字》研究显示出重视普及性研究和学科转向渐趋自觉等新特点。
礼学研究可分为四类：以礼经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中记载的礼为对象的礼经学，主干是三礼学，涉及对其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记载的礼的研究;以仪制的撰作和仪制的研究为对象的礼仪学;对礼的本质、价值、功能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的礼论;由礼在中国的泛化现象滋生的泛礼学。礼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是显学。孙诒让《周礼正义》是中国传统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宣告了传统礼学时代的终结。经过三四十年的沉寂后，礼学研究在我国学界逐渐得到复苏和重振，推出了一些相当分量的成果。特别是曹元弼、沈文倬、陈戍国师生三代，前后相续，成为20世纪以后礼学传承中引人注目的一脉。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现代礼学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注意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古礼。“文化”概念的导入，给礼学研究这门传统学问注入了新的研究意识，二是形成了一种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态势，拓展了现代礼学的研究领域，三是注重古代文献资料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的互相印证，四是以沈文倬、杨宽等为代表，初步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
二、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说文解字》不单单是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xx年11月在河南漯河召开了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学者对《说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近代以来，戴震提倡以训诂明义理，学者多受其影响，致力于小学，但研究者多偏重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将其当作经学附庸。实际上，《说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几乎是许慎时代社会生活的实录，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名物、思想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反映。对于这样一个宝贵的文献资源，历代研究者虽用力颇勤，但鲜有学者从社会学方面来研究，更没有从礼学的眼光来研究《说文解字》的。利用文献典籍及考古出土资料并参之于民族学资料来研究古礼已成共识，但利用《说文解字》以及相关古文字资料来从事礼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社会生活一方面由语言文字所反映，另一方面也在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礼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影响、浸淫至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形态各个层面。以儒家经典“六经”言，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曹元弼先生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许慎生活的时代，今古文争论激烈，“五经无双”的他不可能不在其著作《说文》时烙下礼的痕迹，反映自己的礼治思想。包括三礼在内的先秦典籍以及当时的礼既是许慎撰作《说文》的资料来源，也为其提供了编写撰作的指导思想，还提供了一种据礼释字的研究方法。研究《说文解字》，领悟作者的微言大义，可以更本真地认识中国古礼。
因此，把《说文》研究同中国古礼研究结合起来，运用礼学来研究语言学和运用语言学来研究礼学，准确地揭示其内在关联，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又为我们准确地认识古礼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丰富扩充礼学研究的视野。
三、研究内容
《说文》引称的礼书。许慎在《说文》叙目里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与所不知，盖阙如也”，引用的礼书是《周礼》，此外许慎还引用《礼记》等先秦礼类典籍。对《说文》引用的礼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对相应内容与今本进行比较，研究许慎引称礼书的依据和规律。
《说文》记载的古礼。《说文》保存了有关上古礼方面大量的重要信息，反映出先民们用礼行礼的痕迹，成为今之学者探索古礼的渊薮。许多精蕴的解说，资料性甚强，有助于考史和印证古礼。如：《说文》卷一上玉部：“瑁，诸侯执桓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十三下土部：“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于执蒲璧，男执谷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这是由瑞信礼仪说明等级制度。这一部分的研究将依据古礼的五分法进行分类梳理。
《说文》表述的汉礼。《说文》一书，大量记载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礼教、礼制、礼论等，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礼制礼俗的文献，可以看作是研究汉礼的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如第三部示部释祜和十二部释庄皆曰“上讳”，反映当时的避讳之礼。
《说文》涉礼小篆的追源。许慎博综篆籀古文之体，发明六书之指，因形见义，分别部居，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隶行草递变之迹。清代学者孙星衍说：“说文不作，几于不识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将结合古文字演变和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对涉礼小篆进行词源学上的研究。
《说文》古礼名物制度铨释。经礼为三代制作精意所存，有非可仅执义理以求之者，固必释训诂，铨名物，征制度，而后义理乃现。《说文》分类别目、以类相牵，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性，古礼许多名物赖《说文》而存之。本部分将按礼仪、礼器以及礼物等进行研究。
经礼与《说文》释字体例。许慎在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细考经礼，其中训诂之语多为许慎所用，其行文体例、风格亦多受礼经影响。本部分将考证经礼对《说文》成书的影响。
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三代之时，礼乐大行，“郁郁乎文哉”，学出于官，文字受官方绝对控制，看起来比较统一。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私学昌盛，文字形体急剧变化。始皇隆法黜儒，有仪而无礼，虽欲“书同文”，但秦书实有八体。汉初，礼久不行，古今文字交接过渡，文字写法纷呈不一，点画出入随便。至汉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虽稍稍统一，但数百年之流毒，非竟日可除，《说文》成书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别体繁出。这一部分研究礼之变迁与文字演变的内在关联。
经礼今古文之争。两汉之际，礼经学特别是《周礼》之学，在东汉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枢纽的地位。极力推崇古文经学的许慎是古文经学大家，在撰写《说文解字》时吸收了大量古文经学的成果，但也有极少部分吸收了今文经学的优秀成果。这一部分结合许氏所著的《五经异义》，参之以同时之贾马何郑，研究两汉经礼今古文之争。
《说文》礼治思想。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是不同的。许慎虽没有专门的礼学专著，但他的礼学思想在《说文》的注释及编排、所用资料的引称等方面得到体现。如在释玉有“五德”，提出“仁、义、智、勇、洁”之说：“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研究《说文》包含的礼治思想，可进而推衍出许慎的礼学思想。
四、研究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研究重点：许慎的礼学思想。许慎“五经无双”，《说文》出后，同时代郑玄注经，晋灼写史已多加引用，许氏对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自然功不待言，其礼学思想也意义非浅，上升、提炼其礼学思想，可以发现当时的思想发展轨迹。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之中，通过与许慎同时代的经学家的活动考察中，发现与之相关的信息，确保其思想研究的真实、完整性。
难点之一：礼古文字知识。《说文》里集中整理保存了上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资料。在研究礼类文字的词源时，必须把握古代文字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古文字的研究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而三者往往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从文字上考察，“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但同时，“声在文之先，意在声之先”，即声音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而文字是用来记录声音的，“故凡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其义多相同或相近”，由此可见文字与读音关系也非常密切，要求研究者必须有扎实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这种素质就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难点之二：礼今古文之争。根据许慎的《五经异义》，两汉的群经各家学说，存在今文、古文两派的基本界限;两派的区分标准，又在礼制。晚清的廖平发挥许慎的观点，进一步指出：“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谷百壑得所归宿”。经学今、古文分派问题十分复杂，虽然研究者虽众，但聚讼千载的学术问题还须探讨。
对于上述难点和重点，拟在熟悉掌握典籍和综合分析文献训诂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中稽核出符合历史面貌的结论来。
五、论文工作量及进度
论文涉及《说文》学及古礼两大艰深学术领域，工作量浩大，体现在：
艰深的文献阅读：研究者必须对《说文》及三礼有充分的阅读和准确的理解，这些文献内容艰深、专业性强。另外须对前辈礼学与《说文》学的研究成果很好利用，对许慎时代的历史面貌有准确把握，需要古文字学方面的坚实基础，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有大量坚实的文献阅读作为基础。
繁重的文献梳理。作为交叉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只有在大量的资料占有、整理后并进行仔细认真和富有发散性的分析、归纳后，才能发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材料梳理的过程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哪些有用，哪些会产生误导等，研究者应当正确处理。
严密的论证推理。许慎本身流传下来的资料并不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大都集中于文字学研究方面，这项研究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结论必须有缜密的论证，运用严密的推理方法对观点进行支撑。
论文进度：
xx年6月前完成本项研究的资料收集与文献阅读
8月前《说文》引称礼书的整理
10月前《说文》记载的古礼疏证
12月前《说文》记载的汉礼考订
xx年2月前《说文》涉礼小篆的词源学研究
4月前《说文》记载的古礼名物制度考证
6月前三礼与《说文》行文风格特点研究
8月前经礼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考察
10月前《说文》礼学思想研究
12月前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关系
xx年4月前学位论文的润饰
6月前论文答辩
六、论文预期成果及创新点
论文预期成果：专著及系列论文。
创新点：
1、开辟《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说文解字》，特别是从礼学的角度系统地进行研究，本研究尚属首创，并为今后与其他儒家经典的结合研究奠定基础，形成《说文》说经系列。
2、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研究说文者虽众，但尚无对许氏学术思想尤其是礼学思想进行探讨。研究许慎的学术思想可对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提供材料学上的支持。
3、开创古礼研究新思路，也就是说，对礼学的研究可以从古代文献、地下出土、民族学资料“三重推理”法扩充包含古文字资料的“四重推理”法。
七、完成本课题拟阅读的主要文献
1、《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姚孝遂主编中华书局
2、《金文编》容庚先生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中华书局
3、《积微居小学述林》杨遇夫先生著中华书局
4、《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撰巴蜀书社
5、《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撰
6、《说文句读》义筠撰
7、《说文解字义证》桂馥撰中华书局
8、《古文字类编》高明编中华书局
9、《经典释文》陆德明著中华书局
10、《史记》(附三家注)司马迁著中华书局
11、《汉书》班固著中华书局
12、《后汉书》范晔撰中华书局
13、《三礼汉志疏证》刘善泽撰岳麓书社
14、《十三经注疏》阮刻影印本，中华书局
15、《周礼正义》孙诒让撰中华书局
16、《仪礼正义》胡培翚撰清经解续编本
17、《礼记集解》孙希旦撰商务印书馆
18、《仪礼图》张惠言著清同治九年楚北崇文书局重雕本
19、《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沈文倬著浙江古籍出版社
20、《中国礼制史》陈戍国著岳麓书社
21、《古汉语研究》《古文字研究》《考古》等
古代文学开题报告篇三
论文题目：《近六年严歌苓小说中有关的综述》
一、选题研究目的意义
出现，几乎可以使每个人在几分钟之内变成知识丰富的学者。在这种貌似知识繁荣的“快”时代中，一部好的、具有长久可读性且深具文学意义。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纵观严歌苓三十多年的生涯，她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在细品之后，我们却能感受到她创作的诚意。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过：“我觉得自己的创作就是厚积之后的瞬间爆发。”正如陈思和所说，严歌苓天生有着一副敏感又纤细的心：幼时良好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为她打下扎实的文学基础;**时代的经历和二十多年的移民生活体验，又为她提供了省视历史和自我的独特场所;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相互杂容和猛烈的冲击，又赋予了严歌苓清醒的写作视角。平日生活的体验和素材的累积，使移民后的严歌苓的创作相较于国内初期创作的局限性，更具有丰蕴的艺术价值。严歌苓努力地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实现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移民作家的身份也使她将这两种毫无关联的文化运用自如：她以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观念来回望母国的社会和文化，又以东方传统文化来建构海外的'移民群体。因而，在中国当代作家对传统人性、命运和历史的创作中，严歌苓有着不容被忽视的独特地位。
基于此，本人选择对近六年严歌苓的小说中的女性研究进行整理，试图透过外在文本，运用文化、历史以及叙事学知识对研究严歌苓的女性的作品进行细致的梳理。
二、提纲(研究内容与思路)
本文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三、主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吕红(美国)：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的边缘写作及文化身份透视.华文文学.20xx.1.(总第78期)
[2]朱育颖：河流意象：大河之女新世纪的跨域书写.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年第2期(总第233期)
[3]滕威：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华文文学.20xx.4(总第51期)
[4]陈瑞琳(美国)：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华文文学,20xx.5(总第58期)
[7]张翎：《金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8]thomasofthed’urbervilles[m].珠海:珠海出版社,20xx.
[9]戴雪红.他者与主体:女性主义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xx.
[10]严歌苓.陆犯焉识[m].作家出版社，20xx.
[11]张舒.波伏瓦与女性主义[d].外语与外国语学院学报,.
古代文学开题报告篇四
摘要：
人类的艺术审美活动，其实，也就是借助某种艺术媒介的诱引，在一个想象创造的幻觉世界中，或得以精神的抚慰，或得以人生的彻悟。艺术想象能够化无为有、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出无限多样的审美意象和深邃美学的意境。唐人柳宗元《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如作者仅仅写出了具体物象美的画面，显然还不能算成功的诗，实际上这首诗的妙处，正在于作者通过具体的物象，通过想象抒发出作者自己的一种遗世而独立、孤高的情感，并由此表达了自己的人格和境界。柳宗元虽然长期谪居异地，但仍然不畏雨横风狂而泰然自若。所有这些都是此诗的言外之意、词外之情。其诗深层的情感内涵隐蔽于词外，隐蔽于言外，而有待于读者神与物游，去发现，去挖掘。
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活动都需要想象，古今中外都有对想象精辟的论述。艺术的本质在于触摸生命最本质的东西，并予以审美的救赎，而想象就是强化艺术这一本质的最重要手段，想象是艺术成为艺术的重要原因。在想象的艺术审美境界中，想象的最关键的作用是开拓了人类自由精神翱翔的天宇，守望精神家园就成了想象秉承的使命。
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是须臾也离不开形象的加工、意象的浓缩、情感的升华的。形象激起想象的风帆，意象鼓起想象的翅膀，想象又促使情感的升腾和变化，形象、意象、情感与想象交织在一起不断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着艺术创作活动顺利地向前进行。因此可以说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是奇特的想象力，质言之，想象力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本体精神。想象力始终灌注着创作主体的丰富情感，是在情感力量的催动下展现的，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并通过凝铸而成的形象和意象展示在作品中。因此缺乏想象力的艺术创作是不可能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的。然而，当我们厘定清新健康的文明坐标重新审视当下的艺术创作时，不难发现在艺术领域里想象力的日渐匮乏和作家艺术家对想象力的忘却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工具理性的控制下，文学作品、电影、相声等艺术门类越来越远离必要的想象空间，失去诗性的审美质感与诗意智慧，这不仅彰显着作家艺术家在艺术思维上的苍白无力，暴露出作家艺术家对商业利益积极迎合的姿态，同时还表现出他们对心灵自由这一艺术理念的淡化与漠视。想象的思维特点有日渐程序化、单一化的趋势，因此，当下的想象世界呈现出一片荒芜而苍凉的景象。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日益受制于理性的想象力，一方面，在无数概念的指导下，获得了精致的逻辑秩序，并有了新的流动方向，一方面又被概念所缠绕所束缚乃至被窒息了。缺乏想象力不仅使文学艺术变得索然无味毫无魅力可言，也使原本充满诗意的生活陷于一种彼此模仿的单调重复之中。无疑地，缺乏想象力，就会使我们的生命不但没有必要的更动和新鲜感，而且连最为日常的运作都显得特别慵懒乏味。一旦缺乏想象力，艺术作品的延展性和审美趣味就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失去生命律动感。想象力之于艺术犹如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之于生命。事实上，想象力不仅是一种综合能力，更是一种生命意识，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做前提，就没有旷世作品的出现和个性流派的诞生，更没有文学艺术的总体发展和欣欣向荣。
我国古代美学与文论一直都很重视想象，其理论资源非常丰富，对想象的阐述也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话语与言说方式。先秦诸子中，老子和庄子是最富于想象智慧的大思想家，他们对道的描述与体悟就具有很鲜明的想象品格。老子认为，要认识那个不可名的道就要涤除玄览。这样的虚静状态实质上就是要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求与天地万物精神的交流，也就是内外兼忘、物我合一，也就是主体抛弃了一切有限的形式和偏执的观念，心纯志一地去遨游大道。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不可言的思想。庄子认为，书语意，都是有局限的，需要以道的显现和把握来说。庄子不直接说道而是以寓言来暗示、象征道。与老子的涤除玄览的体道相似，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的理论，庄子在他的文章里广泛运用想象这一心灵工具。想象用庄子的哲学语言来言说，就是游坐忘虚静悬解丧我天籁守本守神。因而使得庄子的想象具有否定逻辑、否定语言、否定感觉经验、否定知识、否定理性等内涵，注重精神界的直觉体验的整体把握，特别是对自我存在的纯粹意识的诗性关照和智慧性的提问。庄子的人生美学就是建立在庄子哲学基础道之上的一种指向人生对个体生命进行终极关怀的美学，它包括庄子对美和美感的认识，更蕴涵着其体道过程中的一种心灵状态，是用审美化的思维方式来设计人类精神的栖息之所在，同时为个体生命寻求可能抵达这美妙精神家园的途径。所以，庄子的想象论既不同于感性思维，也不同于理性思维，而是一种诗性思维，它一开始所具有的就是哲学睿智和诗意的品格，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认识的工具;它给予我们的并不是价值性的预设和前提，而是诗性智慧的开启与敞亮。西晋陆机的《文赋》即对创作构思中的艺术想象进行过形象的描绘：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南朝梁代刘勰更认为，想象就是主观神思与客观物境的有机交融，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文心雕龙?神思》)。想象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体系中，一开始就与西方有明显的不同，它不是心理的思维的范畴，而是把它提升为一种人类精神的最高审视形式，作为一种最高的探究现象和追问自我存在的思维方式与逻辑工具，具有诗意的品格。
对于当前文学艺术发展不景气的局面，致力于呼唤想象力的回归，是当今所有艺术创造者都应该首先思考的问题。优秀的艺术家总是以奇特的想象力密切地观察、分析、感悟着自己所身处的大千世界，揭示出生命的存在状态与本体精神。想象力的回归可以有效地遏制当下艺术创作的衰败颓废之势，增强艺术作品的内涵和表现力，提升大众的艺术品味和审美水平。同样，想象力对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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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开题报告篇五
一、文献综述：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在收集经传的基础上对小篆所做的全面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学术价值极高，研究者代不乏人，著作如林。据阳海清等编撰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说，《说文解字》及其研究性著作共计1849种，其著录部数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有清一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非常盛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说文四大家，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侧重于声,独段氏注形音义三者并重。近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有综合性研究、词义研究、“六书”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体例研究、比较研究、方言研究和许慎《说文解字》研究等8个方面的新成就，本时期《说文解字》研究显示出重视普及性研究和学科转向渐趋自觉等新特点。
礼学研究可分为四类：以礼经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中记载的礼为对象的礼经学，主干是三礼学，涉及对其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记载的礼的研究;以仪制的撰作和仪制的研究为对象的礼仪学;对礼的本质、价值、功能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的礼论;由礼在中国的泛化现象滋生的泛礼学。礼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是显学。孙诒让《周礼正义》是中国传统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宣告了传统礼学时代的终结。经过三四十年的沉寂后，礼学研究在我国学界逐渐得到复苏和重振，推出了一些相当分量的成果。特别是曹元弼、沈文倬、陈戍国师生三代，前后相续，成为20世纪以后礼学传承中引人注目的一脉。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现代礼学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注意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古礼。“文化”概念的导入，给礼学研究这门传统学问注入了新的研究意识，二是形成了一种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态势，拓展了现代礼学的研究领域，三是注重古代文献资料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的互相印证，四是以沈文倬、杨宽等为代表，初步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
二、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说文解字》不单单是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11月在河南漯河召开了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学者对《说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近代以来，戴震提倡以训诂明义理，学者多受其影响，致力于小学，但研究者多偏重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将其当作经学附庸。实际上，《说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几乎是许慎时代社会生活的实录，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名物、思想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反映。对于这样一个宝贵的文献资源，历代研究者虽用力颇勤，但鲜有学者从社会学方面来研究，更没有从礼学的眼光来研究《说文解字》的。利用文献典籍及考古出土资料并参之于民族学资料来研究古礼已成共识，但利用《说文解字》以及相关古文字资料来从事礼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社会生活一方面由语言文字所反映，另一方面也在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礼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影响、浸淫至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形态各个层面。以儒家经典“六经”言，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曹元弼先生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许慎生活的时代，今古文争论激烈，“五经无双”的他不可能不在其著作《说文》时烙下礼的痕迹，反映自己的礼治思想。包括三礼在内的先秦典籍以及当时的礼既是许慎撰作《说文》的资料来源，也为其提供了编写撰作的指导思想，还提供了一种据礼释字的研究方法。研究《说文解字》，领悟作者的微言大义，可以更本真地认识中国古礼。
因此，把《说文》研究同中国古礼研究结合起来，运用礼学来研究语言学和运用语言学来研究礼学，准确地揭示其内在关联，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又为我们准确地认识古礼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丰富扩充礼学研究的视野。
三、研究内容
《说文》引称的礼书。许慎在《说文》叙目里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与所不知，盖阙如也”，引用的礼书是《周礼》，此外许慎还引用《礼记》等先秦礼类典籍。对《说文》引用的礼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对相应内容与今本进行比较，研究许慎引称礼书的依据和规律。
《说文》记载的古礼。《说文》保存了有关上古礼方面大量的重要信息，反映出先民们用礼行礼的痕迹，成为今之学者探索古礼的渊薮。许多精蕴的解说，资料性甚强，有助于考史和印证古礼。如：《说文》卷一上玉部：“瑁，诸侯执桓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十三下土部：“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于执蒲璧，男执谷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这是由瑞信礼仪说明等级制度。这一部分的研究将依据古礼的五分法进行分类梳理。
《说文》表述的汉礼。《说文》一书，大量记载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礼教、礼制、礼论等，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礼制礼俗的文献，可以看作是研究汉礼的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如第三部示部释祜和十二部释庄皆曰“上讳”，反映当时的避讳之礼。
《说文》涉礼小篆的追源。许慎博综篆籀古文之体，发明六书之指，因形见义，分别部居，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隶行草递变之迹。清代学者孙星衍说：“说文不作，几于不识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将结合古文字演变和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对涉礼小篆进行词源学上的研究。
《说文》古礼名物制度铨释。经礼为三代制作精意所存，有非可仅执义理以求之者，固必释训诂，铨名物，征制度，而后义理乃现。《说文》分类别目、以类相牵，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性，古礼许多名物赖《说文》而存之。本部分将按礼仪、礼器以及礼物等进行研究。
经礼与《说文》释字体例。许慎在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细考经礼，其中训诂之语多为许慎所用，其行文体例、风格亦多受礼经影响。本部分将考证经礼对《说文》成书的影响。
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三代之时，礼乐大行，“郁郁乎文哉”，学出于官，文字受官方绝对控制，看起来比较统一。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私学昌盛，文字形体急剧变化。始皇隆法黜儒，有仪而无礼，虽欲“书同文”，但秦书实有八体。汉初，礼久不行，古今文字交接过渡，文字写法纷呈不一，点画出入随便。至汉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虽稍稍统一，但数百年之流毒，非竟日可除，《说文》成书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别体繁出。这一部分研究礼之变迁与文字演变的内在关联。
经礼今古文之争。两汉之际，礼经学特别是《周礼》之学，在东汉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枢纽的地位。极力推崇古文经学的许慎是古文经学大家，在撰写《说文解字》时吸收了大量古文经学的`成果，但也有极少部分吸收了今文经学的优秀成果。这一部分结合许氏所著的《五经异义》，参之以同时之贾马何郑，研究两汉经礼今古文之争。
《说文》礼治思想。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是不同的。许慎虽没有专门的礼学专著，但他的礼学思想在《说文》的注释及编排、所用资料的引称等方面得到体现。如在释玉有“五德”，提出“仁、义、智、勇、洁”之说：“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研究《说文》包含的礼治思想，可进而推衍出许慎的礼学思想。
四、研究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研究重点：许慎的礼学思想。许慎“五经无双”，《说文》出后，同时代郑玄注经，晋灼写史已多加引用，许氏对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自然功不待言，其礼学思想也意义非浅，上升、提炼其礼学思想，可以发现当时的思想发展轨迹。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之中，通过与许慎同时代的经学家的活动考察中，发现与之相关的信息，确保其思想研究的真实、完整性。
难点之一：礼古文字知识。《说文》里集中整理保存了上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资料。在研究礼类文字的词源时，必须把握古代文字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古文字的研究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而三者往往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从文字上考察，“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但同时，“声在文之先，意在声之先”，即声音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而文字是用来记录声音的，“故凡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其义多相同或相近”，由此可见文字与读音关系也非常密切，要求研究者必须有扎实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这种素质就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难点之二：礼今古文之争。根据许慎的《五经异义》，两汉的群经各家学说，存在今文、古文两派的基本界限;两派的区分标准，又在礼制。晚清的廖平发挥许慎的观点，进一步指出：“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谷百壑得所归宿”。经学今、古文分派问题十分复杂，虽然研究者虽众，但聚讼千载的学术问题还须探讨。
对于上述难点和重点，拟在熟悉掌握典籍和综合分析文献训诂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中稽核出符合历史面貌的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