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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评估包括哪些内容篇一
企业经营管理状况
评估报告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企业名称： 海关编码： 填报日期：
填 表 说 明
本评估报告适用于向海关申请或者已经适用aa、a类管理的企业，请在填写本报告前，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本评估报告是海关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的重要依据之一，请审慎如实填写。
二、本评估报告第三部分“自我评估”，是对企业是否符合海关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和贸易安全要求的全面自评，请逐项选择“是”或者“否”。其中，如申请人认为“贸易安全”部分的个别指标超出其经营范围确不适用的，可暂不填写。
三、对于申请适用aa类管理的企业，“自我评估”所列各项均为“是”的，视为通过自我评估；任何一项自评结论为“否”的，则视为未通过自我评估，不符合海关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和贸易安全的要求。
四、对于申请适用aa类管理的企业，海关将对本评估报告中的各项内容，进行全面核实，并开展稽查验证。“自我评估”中所列各项是否符合海关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和贸易安全的要求，以海关稽查结论为准。
企业评估包括哪些内容篇二
路桥公司现有职工21xx人，其中市场化用工417人。公司下设xx个机关管理部室、xx个分公司和4个辅助生产单位。公司注册资金为1.98亿元，年施工生产能力(综合产值)可达6.5亿元。主要经营范围是道路桥梁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施工资质已经达到：公路工程总承包一级、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二级、公路路基、路面、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20xx年，在管理局、建设集团各级领导和部门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紧紧围绕管理局“xx78”总体工作部署，结合“成本效益年”活动，抓经营管理，抓市场开拓，积极谋求企业发展。通过公司上下共同努力，我们克服了生产任务量不足、资金周转紧张等诸多不利因素，在经营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经营现状及年度经营成果预测
(一)目前经营状况
1、公司承担的经营业绩责任合同指标
(1)实现目标利润1872万元；
(2)上交资产收益xx95万元；
(3)对外创收13865万元；
(4)上缴上级管理费xx0万元；
(5)计提折旧2248万元。
2、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善了市场开发、财务资产管理、项目管理及经营业绩考核等十项配套管理办法，并积极推进各项管理办法的落实，使公司各项工作向程序化、规范化管理迈进。
截至9月25日，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承揽到油田内、外部工程项目58项，其中：油田内部项目47项，油田外部项目xx项。工作量5.3亿元，完成年计划的xx6%，其中，跨年部分约2.2亿元。
(2)完成建安工作量2.7亿元(不含设备费395万元)，完成年计划的77%，为去年同期的xx1%;其中油田内部xx188万元，为年计划的71%;油田外部xx8xx万元，为公司年计划的85%。
(3)实现经营收入28xx9万元，完成年计划的78%。其中其他业务收入754万元，完成年计划的205%。
(4)成本支出29203.4万元，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xx2万元，累计支出29355.4万元。其中：
——上级管理费为0;
——上交资产收益为0;
——计提折旧1809.3万元，完成合同指标的80%。
(5)累计盈余为-xx06.4万元。
(二)年度经营指标完成情况预测
桥公司两千多名职工，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深入扎实开展“成本效益年”活动，进一步落实各项管理办法，认真算好每一笔帐，节约用好每一分钱，多创产值，提高效益，努力完成公司承担的经营业绩责任指标：
(1)预计全年完成工程产值3.2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1%。其中油田内部1.5亿元，为年计划的75%，油田外部1.7亿元，为年计划的xx3%，完成经营业绩责任指标的xx3%。
(2)预计实现营业收入3.3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1%。其中工程产值3.2亿元；其他业务收入xx00万元。
(3)预计可完成公司经营业绩责任指标：上交上级管理费xx0万元；上交资产收益xx95万元；计提折旧2248万元，并力争实现盈余。(年初，管理局财务资产部核定的利润指标为377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管理局年初核定的离退休拨款725万元一直未拨付，所以公司预测的全年经营总收入3.3亿元不包括该笔拨款收入，年终将直接冲减公司上交资产收益指标725万元，实际应上缴资产收益为770万元。
1-9月份公司成本支出中发生的上级管理费和上交资产收益均为0，如果考虑这两项成本支出930万元(管理费xx0万元，资产收益770万元)，则1-9月份实际亏损额为2136.4万元。公司预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3亿元，目前已实现营业收入28xx9万元，即xx-xx月份将实现营业收入4851万元，如果要保证全面完成公司经营业绩责任合同指标(上交管理费xx0万元、资产收益770万元，实现净利润377万元)，则xx-xx月份成本支出要控制在2337.6万元以内。
(三)经营管理中面临的问题
1、工作量落实方面
年初，公司财务预算工作量3.5亿元，其中内部2亿元，外部1.5亿元。目前已落实89%，并且内、外部比例失衡，主要效益来源的内部工程只落实预算的75%;外部市场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工程收益率相对较低，影响公司的创效能力。
2、关联交易方面
一是市场占有率低。尽管我们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和管理局基建系统领导的大力协调，加之关联交易条款的约定，但是目前的市场占有率也只达到60%左右。即便是管理局投资的道路工程，如八百垧综合治理工程，也未能很好执行专业分工，水泥混凝土路面5万平方米，只落实给我们1.5万平方米，特别是把大部分任务落实给了那些能力不够的个体挂靠队伍，工程后期无法完工，还要来找我们的队伍去帮忙，对此，我们有些无法理解；二是投标中人为降低费率标准，让利基数不合理，合同条款不规范，工程结算中更改结算标准、定额标准，并且手续繁琐，时间滞后。三是超投资或概算部分的调增工作程序不畅，往往活干了，但结算不回来。四是在效能监察中，对于道路工程个别区段厚度小于设计厚度但在国家质量标准规定允许偏差之内的，仍按测量最小值与设计值之差扣减工作量，有悖于国家工程质量管理规范和《质量管理法》的要求。
3、生产组织方面
油田内部施工项目计划下达晚，图纸到位不及时，加之征地、动迁等因素的制约，导致项目施工无法正常运行，整体开工时间比去年推迟了一个半月至两个月，错过了道路施工的黄金季节，进入雨季施工时，难度大、投入多，增大了工程成本；路面摊铺机等大型专业设备和高级技术人员短缺，在参与高等级路桥工程投标和施工中，也影响施工生产组织运行。
4、资金周转方面
截至目前，应收账款余额25833万元。其中三年以上应收帐款及其他应收款4813万元，三年以上存货268万元，不良资产729万元，总计58xx万元；工程款挂帐17083万元，营运资金缺口8000万元，严重影响公司资金周转能力。同时，部分外部项目投资不到位；内部工程按照合同约定，甲方应在项目竣工时拨付总额不超过合同价款70%的工程进度款，但很少项目能够达到70%的比例。垫资施工和贷款施工，全年增加利息支出约xx00多万元。
5、固定成本支出过高
全年予计支出采暖费2300万元，但预算取费仅900万元，差额xx00万元；以及稳定工作增加成本604万元(包括市场化用工费用493万元；落实十一条增加费用56万；劝阻各类上访活动增加费用55万元。)，致使今年固定费用较上年大幅度提高，加之今年预计施工总收入3.2亿元较保本点3.5亿元有3000万元的缺口，给全面完成合同指标增加了难度。
二、由于稳定工作而增加的成本支出情况
今年3月份以来，公司从大局出发，一直把稳定工作当作重点，积极做好有利于稳定的各项工作。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们在防止和劝阻各类上访活动方面不惜体力、不计报酬，全面落实管理局稳定工作各项部署，共劝阻和防止各类上访人员多人次。我们还按照局里的统一要求，及时成立了“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人员服务中心”，更有效和具体地保证了稳定工作的开展。当然，由此也给企业带来的严重经济损失，尽管我们以“做好工作、厉行节约”为原则，但由于稳定工作增加的费用支出达604万元。
1、新增市场化用工417人，组织招工费用以及用工人
员的工资、奖金、误餐、劳保、保险等各项费用达493万元；(按半年计算)
2、为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人员落实“十一条”，共计支出
3、为防止和劝阻各类上访活动，公司派出警力xx0天、2220人次，出警值勤车辆390台次，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各项费用达44万元。
企业评估包括哪些内容篇三
省_会：
为了解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和实施情况，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2006年4月至10月，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_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牵头组织了《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于1997年9月1日省八届_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立法质量评估工作。这是我省_会自1979年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第一次开展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质量评估工作。
为做好这次评估，我们研究制定了评估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估目的和主要内容，确定了合法性、合理性、立法技术和实施效果等四项评估主要指标。6月中旬，在浦江召开有关部门和市县_会领导同志参加的条例立法质量评估工作座谈会，对评估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正式启动评估工作。省_会副主任卢文舸同志参加会议，对评估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关于条例立法质量的总体评价
(一)条例的制定十分必要。殡葬管理和改革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_于1997年7月11日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_条例)共6章24条，内容比较简单、原则，需要地方立法加以补充细化。因此，根据浙江实际制定条例是十分必要的。
(二)条例总体上符合上位法。我省条例符合宪法、相关法律和_条例，没有与行政处罚法、土地管理法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符合合法性要求。但如以与时俱进的视野审视之，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个别条文与新制定的法律不一致，应当及时进行修改。
(三)条例立法技术较好。条例共6章51条，结构安排较为合理，条文间逻辑关系清楚，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权利和义务的设置基本恰当、平衡；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的规定基本相称；用语较为规范。没有发现与本省其他地方性法规矛盾和冲突的地方。经调阅1997年制定条例时的相关立法文件，条例制定过程各项工作程序合法，基本符合立法技术要求和规范。
(四)条例总体上符合浙江实际，内容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一是我省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十分宝贵，条例将“保护土地资源和环境”作为重要的立法目的之一。二是条例针对我省经济发展较快，群众思想觉悟较高等实际情况，强调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全面推行火化；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暂不具备火化条件的乡、村，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才可以划为逐步推行火化区。这与_条例规定的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推行火化有较大不同，体现了我省殡葬改革和地方立法走在全国前列的特色。三是针对全面推行火化的客观需要，以及条例制定时很多市、县未建立火化殡仪馆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强调各市、县都应当建设火化殡仪馆，同时又规定“尚未建火化殡仪馆的市、县，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建成”；“个别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建成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迟，但至迟必须在1999年底前建成”等等，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浙江特色。但上述内容有的不尽合理，其可执行性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评估。
同时通过评估发现，条例对行为主体的规定有的不够具体明确，法律责任特别是针对行政不作为的责任设置有待改进，创设的个别制度和内容也需要完善。
二、关于条例实施效果的基本评价
(一)条例具有较高的公众知晓度，主要内容得到普遍认同，实施效果较好。民为法之本，公众对条例的了解程度直接关系到条例能否有效贯彻实施。据国家_浙江调查总队问卷调查，在2000个被调查者中，有1211个被调查者“知道”有这个条例，占调查样本的60．6％；经进一步询问对条例内容的了解程度，在知道条例的1211个调查对象中，有15．4％的人员表示比较了解，76．8％的人员表示有所了解，两者合计占92．2％；仅有7．8％的人员表示不了解条例内容。可见，条例已有较高的公众知晓度。从区域评估问卷调查情况看，海宁市公众对条例的知晓度更高，达到84．4％。
条例规定的全面推行火化等主要内容得到广大群众肯定。据国家_浙江调查总队问卷调查，在调查的2000名城乡居民中，90．7％的被调查者认为火葬有利于土地资源的节约，其中城市居民为93．3％，农村居民为88．9％。条例规定要严格控制公墓、乡村公益性基地的墓穴占地面积，制定墓碑大小标准。有70．3％的被访者赞同这一规定，只有3．9％的人表示反对，另有25．8％的人表示无所谓。
公众对条例的实施效果给予肯定。据国家_浙江调查总队问卷调查，认为条例实施效果很好的占14．4％，认为实施效果较好的占53．2％，两者合计为67．6％；认为实施效果不好或不太好的居民仅占3．3％(见图1)。可见，条例的实施效果良好，已得到公众的肯定。
(二)殡葬改革不断推进，全省火化率快速上升并保持较高水平。据省民政厅调查，条例制定前的1996年，全省遗体火化率只有27．94％，低于全国35．2％的平均水平。条例制定过程中的1997年，全省火化率上升到39．16％。条例实施的第一年即1998年，迅速提升到58％，此后继续逐年上升。2005年，全省火化率达到97．5％(见图2)，位居全国前列。
但从实施过程分析，1999年全省的火化率只有71．01％，2000年的火化率也只有82．25％，2002年的火化率才首次突破90％。因此可以说，立法时的四个预期目标之一即“到20世纪末，全省平均火化率达到90％以上”并没有按时实现。
沿五区”视线范围内的建筑性坟墓，采取迁移、深埋、绿化覆盖和平毁等措施，进行大规模集中整治。经整治，许多山体提高了绿化率，改善了自然生态环境，恢复了山清水秀的景象。据省民政厅调查，近10年来，全省共整治坟墓300万余穴、乱葬滥埋坟地数以万计，恢复可用地10万余亩。条例实施后，全省大范围推行火葬并逐步实施生态葬法，节约了土地、山林等资源。1998年至2005年，全省共火化遗体191．3万具，节约土地22944亩，节约木材130多万立方米。经过各方面努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
但由于我省铁路、高等级公路的增加和城镇的发展，“三沿五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再加上治理力度不足、管理没有到位等原因，目前需治理的坟墓数量仍然很大，整治任务相当艰巨。
(四)殡葬管理工作逐步改进，殡葬设施明显改善，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各级政府按照条例规定，逐步建立健全殡葬管理制度，为我省殡葬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一是普遍建立了殡葬管理目标责任制。二是把殡葬管理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三是把殡葬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把殡葬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列入当地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四是各地普遍建立了殡葬管理机构。据省民政厅调查，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市、县两级共建立76个殡葬管理所，殡葬管理专职工作人员有328名，576个乡镇有专人负责殡葬管理工作。五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8年来，全省各级财政投入殡葬事业建设资金共132714万元，其中省级财政投入4701万元，市、县两级投入128013万元。六是加大殡葬执法力度，查处违反条例的行为。历年来，全省共处罚殡葬违法行为16288起，为依法规范殡葬活动和殡仪服务市场，提高殡葬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共新建和改建火化殡仪馆50余个。截止2006年8月底，全省共建有火化殡仪馆74个。各地火化殡仪馆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据省民政厅调查，全省火化殡仪馆丧户投诉率平均不到0．4‰，丧户满意率达到95％以上。据国家_浙江调查总队问卷调查，对殡仪馆的服务质量表示满意的占9．5％，比较满意的占44．9％，两者合计为54．4％，表示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占7．3％，另有38．3％的人表示一般；69％的被调查者认为殡仪馆的收费项目设置合理和基本合理，72％的被调查者认为不会发生殡葬服务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或刁难丧主的情况。
(五)社会公众的殡葬观念发生较大改变，现代殡葬意识不断增强。条例颁布实施以后，经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宣传和推行，群众的传统习俗观念得到较大改变，遗体要火化、“青山白化”要治理、出大殡要管理等殡葬新观念得到普遍树立，依法殡葬的观念不断强化，人民群众的殡葬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殡葬文化整体朝着健康、科学、文明的方向发展。如今，遗体火化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生态葬法正得到逐步推广。殡葬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此外，社会对殡葬从业人员的理解和尊重程度不断提高。据国家_浙江调查总队问卷调查，75．2％的被调查者认为殡葬职工从事的是特殊职业，应该更加受人尊敬，且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员对这一评价的认同度非常接近。
三、关于条例及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评估过程中，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对条例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属于执法层面的问题，有的是属于立法层面的问题。
(一)一些条文贯彻实施情况不好，执行未到位。根据条例第11条和第13条规定，自1998年1月1日条例实施之日起，如果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划为“逐步推行火化区”的，就应当“全部实行火化”。但自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只有个别地方按程序报批后被依法划为“逐步推行火化区”，不少地方没有经过审核批准程序，也没有从条例实施之日起全面推行火化。有的市、县甚至未经批准，在2001年、2002年、2003年才全面推行火化。条例第12条规定：各市、县至迟必须在1999年底前建成火化殡仪馆。但根据省民政厅评估报告，到1999年底即条例规定的“至迟”日，全省火化殡仪馆只有47个，远远少于应建数量。至今，永嘉等地的火化殡仪馆仍然没有建成。
究其原因，既有执法方面的：一些地方重视不够、执法没有到位等；也有立法方面的：具体制度的设计不尽符合实际、不够合理。如有关火化殡仪馆的建设，1997年全省火化殡仪馆只有34个，各市、县要在1999年底前全部建成火化殡仪馆，立法上有些操之过急，客观上不太可能。
(二)殡葬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执法力度不够。不少基层民政部门身兼殡葬管理与服务、执法与经营双重角色，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与市场经营行为相混淆，“管办不分、事企不分”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殡葬管理所、殡仪馆、公墓既是服务经营单位，同时又承担了政府监管殡葬工作，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错位。一些地方对整治“三沿五区”坟墓重视不够，力度不大，特别是在治理“青山白化”方面存在不平衡、不彻底现象。随着我省铁路、高等级公路的增加和城镇的发展，“三沿五区”范围扩大，目前需治理的坟墓数量仍然很大。公墓和公益性墓地以外的丧葬用地管理缺位，民政、国土资源、林业等相关执法部门对墓地建设的监管没有形成合力，乱埋滥建坟墓等违法行为仍然存在。据国家_浙江调查总队调查，有45．6％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对未经批准、擅自建立墓葬设施的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不大”或“根本不查处”；有48．5％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擅自新建坟墓的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不大”或“根本不查处”，执法不公正、不到位情况比较严重。
造成上述问题，固然有条例的有关内容规定较原则、需要增强操作性等因素，但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和依法管理没有到位，殡葬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不够大。
超过了经营成本，超出了居民非营利的心理承受力。
要解决殡葬服务中的高收费，减轻群众负担，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推进殡葬管理体制改革，根据殡葬业的特点逐步开放殡葬服务市场，同时要进一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殡葬事业要在坚守公益性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适度合理竞争。这些也是下步修改条例时，需要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
四、几点启示
立法质量评估是立法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这次立法质量评估，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地方立法要进一步重视实证分析，做好定量评估，积极借助“外脑”。这次立法质量评估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其评估方法比较科学，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定量分析，将条例立法质量这个较为抽象的概念通过众多具体内容和一系列数据指标加以具体化，从而把定量与定性有机结合起来。人大自行评估与委托评估相结合，除委托4个县(市、区)开展区域评估外，还委托国家_浙江调查总队开展问卷调查，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从条例实施的总体效果来反证和评价立法总体质量，从条例创设的具体制度实施情况来反证和评价该项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而对条例的立法质量进行较为准确、客观地评估。今后我省地方立法中，特别是涉及行政许可和一些重要指标、数据的设定时，要充分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认真做好定量评估，在充分的定量评估基础上得出定性结论和“划好杠杠”，使法规中设计的重要制度更具有可信度和科学性，更符合浙江实际，更具有生命力和可执行性。
(二)地方立法的项目选择要突出重点，切合实际需要。法规项目是否选得准，是否为当前所急需，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是地方性法规出台后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从总体上看，条例在全省实施的效果是好的，成效比较显著。其原因之一就是在确立立法项目时，把握了国家殡葬改革的大方向，考虑到我省人多地少等一些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从而为条例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建设“法治浙江”对我省地方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任务艰巨繁重。今后一个时期内，地方立法资源仍然相当紧张。因此，立法机关在选择和确定年度立法项目时，要更加重视科学论证，突出一个“准”字，精心选好立法项目。
(三)地方立法必须从浙江经济社会实际出发，更加注重法规的针对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条例规范的殡葬事业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条例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从正反两方面昭示我们地方立法要善于从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出发，善于处理好理想与现实、需要与可能、全局与部分，以及立法的针对性与前瞻性、操作性与适应性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后我省地方立法要更加重视全面了解社情民意，深入研究立法所要解决和法规出台实施后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设计出最佳制度，选择最佳方案。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精神，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权利与权力、权力与责任等关系，更加注重规范行政执法机关行使权力的程序和要求。要突出一个“实”字，防止立法不合实际、操之过急等现象发生。
(四)地方立法必须坚持“立、改、废”并举，更加注重法规的适应性，密切关注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并适时进行修改完善。通过评估发现，条例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个别条文与行政许可法相抵触、生态葬法的推行缺少法律依据等，完全可以通过适时修改法规及时加以解决。这也是进一步树立法律权威所必需的。
(五)要加强立法质量评估工作，积极探索地方立法质量评估工作的思路与模式，努力构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地方立法质量评估制度。立法质量评估是与时俱进，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立法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公众参与立法、监督立法的良好平台和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然而，从总体上说这项工作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既缺乏实践经验，又缺乏理论支撑，没有建立统一规范的立法质量评估制度和指标体系。这次对条例的立法质量评估，在我省是第一次，是开创性的工作，因此有关评估的主体、程序、内容、方法以及评估指标等都还在摸索过程中，由谁来评估更加合适，怎样评估更好，评估法规质量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评估指标除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立法和执法成本外，还应包括哪些内容等等，都需要加以进一步研究。建议省_会加强地方立法质量评估工作，建立地方立法质量评估的长效机制，将评估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并以此促进我省地方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
同时，要充分运用立法质量评估成果。这次立法质量评估中，各方面对条例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和建议。建议有关方面成立条例修改小组，作进一步调研论证。鉴于_条例正在修改之中，待_条例修改后，及时修改我省条例。
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浙江省_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06年11月
企业评估包括哪些内容篇四
当下中国，一方面，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的高度重视，全国上下围绕社会建设和管理，进行积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各级党政官员、理论工作者、新闻媒介记者和其他社会大众纷纷对社会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批评，给出建议。另一方面，社会却以自身的规律与惯性往前演化。突发事件不断，社会冲突频繁，环境污染、企业罢工、安全事故、阶层对峙等严重社会事件日趋普遍。我国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个人诚信遭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怀疑，社会出现了广泛性的“中国式焦虑”和“怨恨式批评”。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状况、问题存在的症结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前景，笔者结合自己的学习，谈点浅显的认识和思考。
一、我国社会管理的演化
(1)我国原有社会管理体制。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我国人口众多，却一再遭受列强蹂躏和历经战乱，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就是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所有人都组织在一定的单位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府包管一切的社会管理体制。其特征为：一是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通过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业统一部署，一切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政府为中心的全能社会管理体制。二是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体制。“单位”既是工作组织，也是我国解决各种社会事务和落实社会管理控制任务的基层组织体系。三是以“街居”为基础的城市社会人员管理体制。政府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街居体制起到辅助单位体制对社会管理的作用。四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其目标就是使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严格限制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身份之间的一切自由流动。
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为我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调动一切资源完成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存在固有的弊病。一方面，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集中到政府，社会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社会成员被管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中，阻碍了正常的社会流动，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2)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表现在：一是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简单阶级阶层结构，转化成由许多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复杂多样的阶级阶层结构，产生了个体户、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高管、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竞争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二是城乡结构快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2亿多农民离开了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甚至离开了农村，转变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人，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融入新的城市生活，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新体制，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近30年来，我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贪腐问题，成为导致干部、群众不满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加速了家庭小型化和老龄化过程。很多过去由家庭和代际关系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心理障碍残疾、代际冲突等，都显化为社会问题。这些都是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五是社会组织方式的挑战。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经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一些单位普遍实行“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保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等改革，单位组织解决社会问题能力弱化，有些则彻底解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过去“单位人”占95%以上，而现在下降到25%左右。六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却没有建立完整；社会生活和生产行为复杂性大大提高，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管理和监督控制技术却没有相应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转变，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却滞后于变化。
以上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由旧社会到新中国，再经由改革开放而演化至当下管理困境的历史过程。深入认识这一过程，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理解当前社会管理的状况。
二、当前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生活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社会流动加快，人员流动管理矛盾突出；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后，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矛盾激化；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农村基层财力薄弱，干群关系恶化；基层管理体制改变，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弱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分配不公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群体性问题突出，各种新型社会风险增强；社会转型加速，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严峻。社会管理面临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是在社会结构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因结构冲突、体制摩擦、规范空白、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的；有的是快速发展过程中因各种历史原因积累和遗留的；还有的是因我们工作缺位、方法不当或某些工作失误形成的。上述挑战具体反映到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方面，其问题面临的紧迫性、严峻性和风险性，无论如何必须引起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了。
一是社会普遍出现了“中国式焦虑”。年8月19日，新华网新华时政报道，据“中国公众焦虑情绪调查”发现，我国“基本存在”、“很少出现”和“偶然出现”焦虑情绪的人仅占1.3%、1.7%和16.4%，而存在“严重焦虑”和“经常焦虑”的人分别占34.2%和46.3%，后两项合计达到80.5%;二是“权力总被横着使”。中国青年报年9月28日报道，由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公众参与调查显示，94.8%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26.3%的人表示“较多”。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指出：这个数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当下社会中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权力总被横着使，社会生态不断恶化；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很低。年5月12日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接受中工网采访时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年达到56.5%的峰值以后，持续下降了22年近20个百分点，年仅为36.7%(世界上通行比例在60%左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年12月《暸望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基尼系数从年的0.35上升到年的0.45，年达0.48(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的收入组的8.3倍。收入分配极不规范。据年8月22日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苏海南称此前有学者测算，年我国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隐形收入的总量达九万亿元(据中证报报道，财政部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严重影响社会分配；四是社会冲突和危机不断。
年6月9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另据年3月6日联合早报网讯，中国财政部昨日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支出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其数额和增幅已较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分析，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进入新的阶段。特征之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特征之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征之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于建嵘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从总体上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和掌握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三、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1)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哈佛大学教授亨延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不稳定。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今中国与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运动”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颇具相似性，充分了解美国的“进步运动”，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启发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
1880-19，美国“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贪腐、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美国新兴工业城市出现了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食品药品生产和销售方面，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种种混乱失序现象，说明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客观上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来为之服务。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不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政治赞助和“保护费”，导致不法企业得以偷逃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了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当时的美国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汇聚和冲突的漩涡。
适逢其时，美国“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强烈的变革之声。进步运动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社会各届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中的“黑幕揭发运动”引起强烈反响，督促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此外，进步运动以关怀为原则，呼吁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服务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对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步运动还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让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在变革中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在进步运动中，美国政府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运动保持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
美国进步运动启示我们，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诸如政治贪腐、贫富极化、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我国改革可以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美国进步运动的经验教训显示了社会公正及公共责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它用事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意味着进步，责任意味着稳定。只有首先确立社会公正与责任，才会有各阶层的和谐相处。进步运动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确立了政府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它让美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聪明，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中国改革当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则必须顺合民意，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问题。
(2)克服工具理性思维局限，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目的。”通俗地讲，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
反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工具理性思维倾向非常明显。例如把市场经济当成是有效的工具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是经济手段。”这段对市场经济的经典描述，是使得市场经济作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效经济手段而在中国得到了合法性的证明。客观地说，工具理性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使我国取得了举世注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工具理性思维的消极影响也导致我们陷入了对市场经济的迷信，陷入了对gdp主义的盲目遵从，忽视了对发展目的的思考，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统筹兼顾。30多年的时间，我们走过了西方国家近220走过的路，但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年之内积聚的矛盾，30年当中我们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2019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而我们没有。
其实，西方国家在20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工具理性的指导，还有价值理性在起作用。价值理性“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即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价值理性涉及的是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以及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追求。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深切感受除了市场经济制度以外，还有基督教信仰、资本主义新教精神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等文化价值观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使之和市场经济制度一道共同促成了西方国家从垄断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
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管理中遇到的社会困境，除了权力与资本的恶意勾结以及特权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选择“理性无知”的立场之外，个人认为还与各级组织和官员的工具理性思维有关，与缺乏对价值理性的理解有关，与“人的现代化”素质密切关联。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因此，创新社会管理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切实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努力解决自身“人的现代化”问题。但社会上此起彼伏的阵痛和人祸告诉我们，相当多的国民、官员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禁锢于封建主义的枷锁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虽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移植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甚至把英语说得比洋人还利索，但是，“人的现代化”我们无法引进，只能自力更生。为此，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要把工具思维与价值思维、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有机把握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工具理性)与人的发展合目的性(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真正认清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关注顺德大部制改革经验，期待我国经济社会系统变革。在最近两年的地方政府改革中，广东省顺德区作为县级政府，建立了大部门管理体制，有效地破解了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制度性难题，符合年我国规划纲要中“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精神，为全国县级政府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探索和经验。
各国的现代政府，普遍建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国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要根据其担负的管理职能，设置部门机构。设置部门一般有小部门制与大部门制两种类型。小部门制，其特征是“小职能、窄领域、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大部门制，是一种政府实施综合管理的组织体制，其特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了履行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职能，政府按小部制设置机构，有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工业化逐步成长成熟或实现之后，政府则应转向按大部制设置机构。当代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设立机构不超过20个，如美国15个，英国18个，俄罗斯16个，日本12个；州(省)一级大约15个左右；郡(县)一级大约10个左右。在中国最近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各级政府实行的仍然是小部门体制。县级机构一般设有40—50个，如顺德就设有41个机构。由于部门机构过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造成政出多门、推诿扯皮，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
因此，为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需要，顺德在年9月16日公布了大部制改革的“三定”方案，对现有党政机构进行整合优化。党政系统综合设置了16个工作部门，其中党委部门6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区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员会、社会工作部；政府部门10个：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经济促进局、教育局、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公安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文体旅游局、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另设有一些归口管理法定执行机构，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归口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企业投资服务局归口经济促进局，安全生产执法局和市场公平交易局归口经济促进局，行政审批管理局归口办公室，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归口经济促进局。从41个机构到16个机构，顺德的政府机构改革遵循了大部门制的管理趋势和本质要求，按着大教育、大卫生、大文化、大产业经济、大社会管理、大公共服务的理念而设定。由于具有真实的创新性，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被媒体誉为犹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顺德的大部制改革，遵循了国外通行的规律，但又不是照着西方国家的葫芦画瓢。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市场经济不完全成熟，公民意识有待加强，社会管理任务十分繁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尚未克服的情况下，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大部制原则结合起来，解决了很多难题，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妥善解决了党政关系问题，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新模式。例如：党委不设置与政府对口的部门，工作密切联系的部门则合署办公，如党委办与政府办合署办公；组织部与人事局以及编制办合署办公；宣传部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合署办公；社会工作部和统战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合署办公；民族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同侨联合署办公；政法委员会和司法局合署办公；创新性地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党政同体、同心共治的新治理模式。第二，妥善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顺德大胆提出“决策民主化和扁平化、执行集中化和统一化、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其具体做法是：一是将决策权分为政策制定权和政策审定权，分别交予“四套班子”和党政局级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这是决策权的集中化和上移；二是将执行权交予局级部门下属的股(科、室)和法定独立执行机构以及乡镇政府，这是执行权的专业化和下移；三是将监督权交予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相对于其他行政部门而言，是独立化和外移，同时，强调行政体制外的监督，包括强调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顺德建立党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分工清晰又统一协调的高效运行新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的问题。第三，妥善解决了只重经济不重社会的问题，实现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顺德通过大部制改革，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的目标就是公民至上，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顺德按照大部制的要求，虽然政府机构大幅度减少了六成，但是政府服务的职能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加强，突出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功能，由此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新格局。
现在，广东已要求其他的县级政府按照顺德的大部制模式进行改革，说明顺德大部制模式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其一，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是奠定国家基础的改革。“县治则国治、县安则国安”。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把县一级的政府机构理顺了，使之推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这就为全国县级政府树立了榜样。其二，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虽然属于行政体制改革范畴，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设置改革，行政权力划分和制约、行政监督体制改革，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必然牵动和涉及到党政关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政协制度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于执政党自身制度的建设和改革等等方面，由此造成县级的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突破口，成为推动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的、强有力的抓手。
一是社会普遍出现了“中国式焦虑”。年8月19日，新华网新华时政报道，据“中国公众焦虑情绪调查”发现，我国“基本存在”、“很少出现”和“偶然出现”焦虑情绪的人仅占1.3%、1.7%和16.4%，而存在“严重焦虑”和“经常焦虑”的人分别占34.2%和46.3%，后两项合计达到80.5%;二是“权力总被横着使”。中国青年报年9月28日报道，由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公众参与调查显示，94.8%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26.3%的人表示“较多”。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指出：这个数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当下社会中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权力总被横着使，社会生态不断恶化；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很低。年5月12日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接受中工网采访时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年达到56.5%的峰值以后，持续下降了22年近20个百分点，年仅为36.7%(世界上通行比例在60%左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年12月《暸望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基尼系数从年的0.35上升到年的0.45，年达0.48(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的收入组的8.3倍。收入分配极不规范。据年8月22日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苏海南称此前有学者测算，年我国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隐形收入的总量达九万亿元(据中证报报道，财政部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严重影响社会分配；四是社会冲突和危机不断。
年6月9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另据年3月6日联合早报网讯，中国财政部昨日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支出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其数额和增幅已较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分析，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进入新的阶段。特征之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特征之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征之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于建嵘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从总体上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和掌握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三、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1)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哈佛大学教授亨延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不稳定。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今中国与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运动”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颇具相似性，充分了解美国的“进步运动”，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启发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
1880-192019年，美国“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美国新兴工业城市出现了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食品药品生产和销售方面，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种种混乱失序现象，说明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客观上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来为之服务。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不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政治赞助和“保护费”，导致不法企业得以偷逃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了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当时的美国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汇聚和冲突的漩涡。
适逢其时，美国“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强烈的变革之声。进步运动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社会各届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中的“黑幕揭发运动”引起强烈反响，督促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此外，进步运动以关怀为原则，呼吁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服务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对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步运动还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让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在变革中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在进步运动中，美国政府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运动保持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
美国进步运动启示我们，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诸如政治腐败、贫富极化、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我国改革可以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美国进步运动的经验教训显示了社会公正及公共责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它用事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意味着进步，责任意味着稳定。只有首先确立社会公正与责任，才会有各阶层的和谐相处。进步运动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确立了政府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它让美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聪明，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中国改革当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则必须顺合民意，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问题。
(2)克服工具理性思维局限，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目的。”通俗地讲，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
反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工具理性思维倾向非常明显。例如把市场经济当成是有效的工具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是经济手段。”这段对市场经济的经典描述，是使得市场经济作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效经济手段而在中国得到了合法性的证明。客观地说，工具理性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使我国取得了举世注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工具理性思维的消极影响也导致我们陷入了对市场经济的迷信，陷入了对gdp主义的盲目遵从，忽视了对发展目的的思考，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统筹兼顾。30多年的时间，我们走过了西方国家近22019年走过的路，但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2019年之内积聚的矛盾，30年当中我们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2019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而我们没有。
其实，西方国家在20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工具理性的指导，还有价值理性在起作用。价值理性“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即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价值理性涉及的是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以及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追求。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深切感受除了市场经济制度以外，还有基督教信仰、资本主义新教精神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等文化价值观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使之和市场经济制度一道共同促成了西方国家从垄断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
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管理中遇到的社会困境，除了权力与资本的恶意勾结以及特权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选择“理性无知”的立场之外，个人认为还与各级组织和官员的工具理性思维有关，与缺乏对价值理性的理解有关，与“人的现代化”素质密切关联。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因此，创新社会管理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切实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努力解决自身“人的现代化”问题。但社会上此起彼伏的阵痛和人祸告诉我们，相当多的国民、官员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禁锢于封建主义的枷锁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虽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移植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甚至把英语说得比洋人还利索，但是，“人的现代化”我们无法引进，只能自力更生。为此，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要把工具思维与价值思维、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有机把握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工具理性)与人的发展合目的性(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真正认清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关注顺德大部制改革经验，期待我国经济社会系统变革。在最近两年的地方政府改革中，广东省顺德区作为县级政府，建立了大部门管理体制，有效地破解了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制度性难题，符合年我国“”规划纲要中“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精神，为全国县级政府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探索和经验。
各国的现代政府，普遍建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国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要根据其担负的管理职能，设置部门机构。设置部门一般有小部门制与大部门制两种类型。小部门制，其特征是“小职能、窄领域、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大部门制，是一种政府实施综合管理的组织体制，其特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了履行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职能，政府按小部制设置机构，有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工业化逐步成长成熟或实现之后，政府则应转向按大部制设置机构。当代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设立机构不超过20个，如美国15个，英国18个，俄罗斯16个，日本12个；州(省)一级大约15个左右；郡(县)一级大约10个左右。在中国最近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各级政府实行的仍然是小部门体制。县级机构一般设有40—50个，如顺德就设有41个机构。由于部门机构过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造成政出多门、推诿扯皮，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
因此，为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需要，顺德在年9月16日公布了大部制改革的“三定”方案，对现有党政机构进行整合优化。党政系统综合设置了16个工作部门，其中党委部门6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区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员会、社会工作部；政府部门10个：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经济促进局、教育局、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公安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文体旅游局、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另设有一些归口管理法定执行机构，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归口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企业投资服务局归口经济促进局，安全生产执法局和市场公平交易局归口经济促进局，行政审批管理局归口办公室，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归口经济促进局。从41个机构到16个机构，顺德的政府机构改革遵循了大部门制的管理趋势和本质要求，按着大教育、大卫生、大文化、大产业经济、大社会管理、大公共服务的理念而设定。由于具有真实的创新性，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被媒体誉为犹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顺德的大部制改革，遵循了国外通行的规律，但又不是照着西方国家的葫芦画瓢。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市场经济不完全成熟，公民意识有待加强，社会管理任务十分繁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尚未克服的情况下，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大部制原则结合起来，解决了很多难题，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妥善解决了党政关系问题，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新模式。例如：党委不设置与政府对口的部门，工作密切联系的部门则合署办公，如党委办与政府办合署办公；组织部与人事局以及编制办合署办公；宣传部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合署办公；社会工作部和统战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合署办公；民族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同侨联合署办公；政法委员会和司法局合署办公；创新性地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党政同体、同心共治的新治理模式。第二，妥善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顺德大胆提出“决策民主化和扁平化、执行集中化和统一化、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其具体做法是：一是将决策权分为政策制定权和政策审定权，分别交予“四套班子”和党政局级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这是决策权的集中化和上移；二是将执行权交予局级部门下属的股(科、室)和法定独立执行机构以及乡镇政府，这是执行权的专业化和下移；三是将监督权交予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相对于其他行政部门而言，是独立化和外移，同时，强调行政体制外的监督，包括强调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顺德建立党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分工清晰又统一协调的高效运行新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的问题。第三，妥善解决了只重经济不重社会的问题，实现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顺德通过大部制改革，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的目标就是公民至上，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顺德按照大部制的要求，虽然政府机构大幅度减少了六成，但是政府服务的职能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加强，突出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功能，由此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新格局。
现在，广东已要求其他的县级政府按照顺德的大部制模式进行改革，说明顺德大部制模式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其一，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是奠定国家基础的改革。“县治则国治、县安则国安”。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把县一级的政府机构理顺了，使之推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这就为全国县级政府树立了榜样。其二，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虽然属于行政体制改革范畴，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设置改革，行政权力划分和制约、行政监督体制改革，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必然牵动和涉及到党政关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政协制度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于执政党自身制度的建设和改革等等方面，由此造成县级的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突破口，成为推动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的、强有力的抓手。
企业评估包括哪些内容篇五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珠海市海利冷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xxx 年经珠海市工业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分行批准设立,1994 年经珠海市体改委批准更名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有控股专业化空调企业，2012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亿元，成为中国首家超过千亿的家电上市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亿元，净利润亿元，纳税超过亿元，是中国首家净利润、纳税双双超过百亿的家电企业，连续12年上榜美国《财富》杂志“中国上市公司100强”。
2014年上半年，格力电器实现营业总收入亿元，同比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亿元，同比增长。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
格力空调，是中国空调业唯一的“世界名牌”产品，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家用空调年产能超过6000万台(套)，商用空调年产能550万台(套)；2005年至今，格力空调产销量连续9年领跑全球，用户超过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