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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思想的关系篇一
尊敬的党支部：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按照党的xx大部署，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将在全党深入展开。在中央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国家站在我们党90多年光辉历史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深刻阐释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远意义，指明了开展这一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与目标要求。讲话思想深邃、鞭辟入里，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遵循，是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科学指南。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些年来，从整党到“三讲”教育，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到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一贯要求从严治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人民群众曾经用小米哺育延安革命根据地、用小车推出中国革命的胜利、用手印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正是因为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我们的事业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参与和拥戴，才能够战胜世所罕见的风险考验，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今天，我们站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全新的发展起点。“两个12019年”的奋斗目标前景可期，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曙光在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让党群干群关系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不仅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更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实现党的xx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
如何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牢牢把握作风建设这个主要任务，才能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集中解决“四风”问题。认真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态度上，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抛开面子、动真碰硬、触动灵魂。在步骤上，要坚持领导带头，力争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在方法上，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制度，经常抓、长期抓。力戒形式主义，做到“不虚”;解决突出问题，做到“不空”;紧紧围绕主旨，做到“不偏”，真正击中痛处、打在点上，这一活动才能取得实效、获得长效。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源”。xx大以来，党中央力倡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树立了榜样。现在，中央又对这项活动做出了全面部署，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就要开始了，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领会、积极参与、扎实推进，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磅礴力量。
汇报人：
行为与思想的关系篇二
人一开始就是技术的人,技术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技术本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人类的`发展就是不断技术化的过程.但人的技术化也造成了技术与人性的对立、人性的技术化与物质化.技术与人性的对立只具有相对的历史必然性,人性技术化的扬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把技术与人性目的结合起来,走技术人性化的道路才是人的自我拯救之道.
作者：李明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刊名：唯实英文刊名：truthsandfacts年，卷(期)：2007“”(7)分类号：c912.4关键词：人的技术本性人性技术化技术人性化行为与思想的关系篇三
生思想品德教育过程是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是促进学生思想内部矛盾斗争的过程；是组织学生的活动和交往，统一各方面教育影响的过程。
思想品德教育过程是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是促进学生思想内部矛盾斗争的过程；是组织学生的活动和交往，统一各方面教育影响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逐步提高的过程，就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过程而言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这四种心理，共同发挥作用的综合过程。可是，通过深入课堂调查了解发现，目前本地区思品课仍存在着教学目标智育化，教学过程集权化，品德评价“简单化”的现象，思品课老师没掌握本学科的知识网络、能力结构和方法体系，上课时忽视了品德的形成是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是知情意行统一的过程，只重讲授不重内化，只重形式，不重实效，重教师，不重学生。具体提高思想品德课实效性的途径与方法是：
一、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挖掘品德形成的内驱动力
素质教育要求努力改革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作为品德的形成只有通过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才能使品德的形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强制变成自觉，最终使道德行为落到实处。那么，思想品德课的实效性就会自然而然的提高。如何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交流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老师是灌输者，对于一些道德理念他不去考虑学生能不能接受、愿不愿意接受，把学生当作是接受知识的机器。因此，学生的学习有着被动性，这样不利于学生品德的形成。而交流正是依据学生认识过程的特点，把学生看作学习的主人。让学生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在课堂上与大家共同交流。在交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疑问，在交流中相互补充、相互辩论，在交流中感悟。俗语说：“理不辩不明，法越辩越清。”在学生的相互交流中，道德观念才会自然的流露，是非善恶才会清楚明了，智慧的火花才会产生。学生在思维的'火花碰撞中感受领悟，在交流中增强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培养了自己的创造性。我相信这种道德观念的形成留给学生的印象才会更深刻、更持久。
2兴趣
实践就是让学生在习行的道德的观念的指引下，用自己的行动去认识、验证、加深道德理念。在思想品德课中，明理是思想品德课的灵魂，激情是思想品德课的催化剂，导行是思想品德课的出发点、落脚点。实践不只是在联系实际上指导行为，更重要是的把导行确确实实的落在学生的身上。有一句话说：“实践出真知”。实践可以放在课前，让学生在实践中自觉的体会或总结道德理念。实践也可放在课后，让学生在实践中去验证、加深道德理念，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重视情感的培育
思想品德的教育过程是培养知、情、意、行的过程。情是贯穿在品德的形成过程之中。我想，如果没有情感的参与，那么学生的意志就很难培养，行为也就很难得到落实，效果也不会持久。所以，根据小学阶段学生的特点，他们往往感情充沛，当然就常常会感情用事，所以，他们对道德观念的认识、理解、掌握和道德动机的形成，道德行为的辨别，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悟的支配。道德情感成了学生道德行为的巨大动力。所以，重视学生情感的培育的激发，使之有终身难忘的情感体验，才会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和义无反顾的道德行为。
二、充分利用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为
思想品德的形成提供锻炼的舞台由于学生品德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逐步提高的过程，加之学生年龄小，情绪化严重，意志力较薄弱，所以对于他们品德的形成需要不断的培养训练，因此除了有目的、有计划的安排训练之外，还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的机会，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教育，如扫墓，教育学生缅怀革命先烈，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利用郊游教育学生热爱大自然，每个公民都要自学的保护大自然，珍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如利用到敬老院的机会，教育学生尊敬和爱护孤寡老人。三月份教育学生讲文明懂礼貌；“六一”儿童节，学生组织节目，教育学生要学会合作，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每周的升旗教育学生热爱祖国，要从自我做起等。
总之，在学校开展有的各项活动中，教师做个有心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学生进行品德的教育和训练，使品德的形成更自然，更不效。
三、家校联系，形成教育合力
学校教育同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学校教育只有在家庭教育的配合和支持下，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做好学生工作，首先，使家长端正教育观念。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只要学习好就行，对于品德如何都无所谓或置之不理。针对这种现象，我样利用家长学校和家长会机会，改变一些家长看法，端正教育观念，使家长充分认识到在大力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学业缺陷并不一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品德、人格的缺陷才会害了孩子的一生，如马加爵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其次，指导教法，我们多次利用家长会，家长学校的机会，邀请一些教育专家领导来我校进行开讲座，向家长介绍或传授一些好的先进的正确的育儿识和方法，并要求家长注意用自己的规范行为，为孩子做出榜样，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同时还要求家长对孩子要严格、持久，有目的、有计划的科学教育。利用家长接送孩子的同时，与家长交换意见，商讨教育方法，甚至有时通过书信、电话与家长进行交流，了解孩子品德形成的动向，并及时的作好记录。
行为与思想的关系篇四
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笔者试图通过对礼与法关系之历史考察，寻求道德与法律协调之合理内核，进而就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略陈解决之管见。
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刑也，平之如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
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
―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注释：
［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3］许慎，说文解字［m］；
［4］同［3］；
［5］左传・隐公十一年［m］；
［6］礼记・曲记［m］；
［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九朝律考・汉律考［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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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思想的关系篇五
摘要：“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治国方略，但在我国，由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更强调德治，法治思想并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也从未建立起相应的法治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及其衍伸，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称之为“德”。德治理念成为中国这块土壤上孕育出的独特而又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因而，探究中国历史上法治与德治理念的表现及传承关系，对于理解我国当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先秦法家与儒家思想
及其在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中的体现法家和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具体而言，法家思想发源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变法实践之中，而儒家思想部分秉承了夏、商、西周以来的“德”“礼”思想，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在大约三四百年的时间内，两者相争、相抗也相互融合于治国实践中。
夏商以来，“以德配天”的政治思想中蕴含着神和人的两大因素，统治权源于上天的授予，却也由统治者的德政而维系;西周的礼法又为“德政”赋予了具体的内涵。而这种神与人的均衡在西周末年逐渐衰落，周平王迁都后，“礼崩乐坏”，儒家克己复礼的主张应运而生。
战国是变法图强的时代，各诸侯国或主动、或被动，都先后处于了社会变革的浪潮之中。首开先河的是魏国的李悝变法，强调统治之“势”以加强国君的实际权力，主张“选贤任能”而改变旧的世卿世禄制、削弱旧贵族特权，实施重农政策;编制《法经》以稳定社会秩序，任用吴起改革军制，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理想。后来，吴起奔楚，在楚悼王支持下，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紧随其后的是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韩昭侯于公元前355年实行变法，因而申不害强调君主的统治要暗中用“术”以保证君主的权威，建立官吏任免考核制度、整顿吏治，一时韩国冶铁业居诸侯国第一位，军队建设有较大改进，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而在各国变法中，成效最为显着的是秦国商鞅变法。
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开始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编制户口，在中央改革爵位制度，在地方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整顿社会风俗，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并规定父子及成年兄弟不得同居一室，否则加倍征收户口税。商鞅变法在经济上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促进了秦国封建经济的繁荣发展，为秦国的富国强兵乃至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政治上使得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秦国基本上建立起稳固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体制，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对秦统一六国后的治国方略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战国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是韩非子。韩非子对韩国“术”治的利弊有着深刻的认识;师从荀子又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教育;后因政治原因留居秦国，对商鞅变法及其效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促成了韩非子法家思想的最终形成。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概括为“法”“术”“势”。冯友兰指出，“法”的思想源于商鞅的《商君书》，在于以明示的法令、严峻的刑罚来调整和规范上至君主、下至臣民的几乎所有行为;“术”的思想源于申不害的《申子》，在于所谓帝王御下的心术;“势”的思想源于李悝的《法经》，在于建立君王专制统治的权威。这一概括较为准确地涵盖了《韩非子》的各章节，受到了后来者的推崇。但笔者认为，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在表象上虽与儒家学说针锋相对，但政治理论体系实质融会了儒家的治国理念，而且比同时代的孟子更为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韩非子的“法”较之于商鞅已明显缓和，“术”被限制了适用范围，“势”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君主的“道”来建立。这种四位一体的研究范式，为法治与德治的契合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和实践模式。
在之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法治与德治思想并未完全分割，二者相伴出现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之中。秦统一后的郡县制，更多体现的是法家大一统的思想;汉初的休养生息遵循黄老无为之治，但举孝廉为官的取士制度却直接反映了儒家尊尊亲亲的伦理观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确实推广和弘扬了儒家文化，却始终不能阻碍法治的发展，历朝历代都不曾忽视过立法和司法制度的确立，唐代制定《唐六典》和《唐律疏议》而使中华法系闻名于天下，而《贞观政要》中的论述却多源于儒家思想的熏陶;宋代程朱理学兴盛，崇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追求，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司的设立和三司推案制度的确立却成为封建社会中经典的司法审判制度;及至盛行于明清的科举制度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选取熟谙孔孟之道的士子入仕，而刑名法术之学也日渐兴盛。可见，中国自先秦以来，法治与德治的并存与共融关系始终没有被割断。
二、西方法治思想中的道德因素
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相类似，在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中法治并不是最先产生的治国方略。在古希腊，早期的智者和伊壁鸠鲁派在自然法思想指导下主张人治的政治理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早期也是人治主张的拥护者，柏拉图在政治实践中对“哲学王的统治”失去信心后才转而求其次，认为“法治”是统治人类世界第二等好的选择，而柏拉图所指的“哲学王”不仅是智慧化身，而且也是道德典范。因而，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中智慧与道德的统治比法治有更强的合法性。亚里士多德是首位推崇法治的西方哲学家，不仅认为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最佳选择，而且指出了法治的两大要素，一是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二是被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这看似对法治的偏爱，却在认定“良法”与“恶法”的标准问题中体现了道德的指导意义。
古罗马是法学发达的时代，以《十二铜表法》为代表的罗马法曾被恩格斯誉为“商品经济第一部世界性的法律”，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有着较完备的结构体系，不仅规范了罗马市民社会生活，也培育了民主与法治文化。中世纪末，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这三大运动交织，启蒙思想中结合了对民主与法治精神的缅怀，并将资本主义因素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利融入其中，丰富了西方法治精神的内涵。但中世纪基督教会统治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且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道德重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其影响较强的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在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大量继承了罗马法的内容，也传承了古罗马的法治精神，注重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与东方传统国家相比，其国家的职能则略显被动和消极，不主动侵入公民的个人生活成为国家的美德。同时，从古典自然法学派对法律和政治应然状态的抽象研究，到历史法学派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规律探索，和哲理法学关于家庭、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进一步论证，再到功利主义对政治社会关系形成原因的追溯，社会道德始终没有走出政治理论的研究视野。
与大陆法系相对应的英美法系国家在立法和司法体系中也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互补性和相对独立性。英美法系的普通法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习惯法，以判例为主要形式;但时空的差异一度对判例法的公平与正义提出了挑战，衡平法和衡平法院由此应运而生，以道德和公序良俗对普通法进行修正，以求达到法律与道德和正义的'平衡。
综上，不难看出，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并在政治社会规范的刚性与柔性两极之间不断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对适应社会发展、缓和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对我国现阶段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的思考
就我国而言，“依法治国”已作为治国方略载入宪法，并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四个方面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具体要求，既符合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方向，又适应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以德治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从二者的具体要求中可以看出，正如西方法谚中所说的“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是同一行为规范体系中处于不同层级的要求，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交融与互补关系，法律要求不违法、不犯罪，而道德规范希望人们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正是法治与德治的融合，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和谐和融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注重经济建设，致使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的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都没有能够迅速地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各种渠道，渗透到人们思想的各个层面中并得以指导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说明我国的政治文化尚处于“破而未立”状态，急需在全社会培育一种以恪守法治为基础，以弘扬美德为目标的政治文化体系。
从这一角度来看，法治与德治更是处于同一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道德是人的品质，但德治不是人治。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治理过程中是否有人的介入，而在于掌握政治权力的主体是依据什么来行使权力的，依法行政是法治的表现，仅凭一己的意志任意施为则是人治。如何行使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不仅要靠法律的外在规制，还要依赖主体道德水平的内在影响。因而，法律与道德始终不能相互割裂，更不应产生对立，法制健全的社会中公民的道德水平也会相应较高;道德水准较高的社会中，各项法律制度也会得到较好的遵守和执行。
作为国家，无论是奉行法治还是提倡道德，最终的落脚点还在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以法律制度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道德提升来缓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站在治国方略的高度，将法治与德治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才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利益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李德龙.先秦时期“德”观念源流考[d].长春: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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