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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道家思想手抄报篇一
【内容摘要】春秋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所争鸣的实际内容或者社会焦点，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还涉及道德、艺术、哲学、逻辑学等，可谓百花齐放。其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就是先秦思想领域的两朵瑰丽的奇葩。
儒家主张尊师重教，政教合一，学而优则仕，施行仁政的思想。道家主张遵循自然，追求自由，无为而治。两者的思想领域有着明显的差异，只有取长补短、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才能将其更好地应用到现代化社会建设中。
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教育家们的丰富的教育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篇文章中，我将汲取儒、道两家之精华，谈谈自己浅显的看法。
1）政教合一：教育为政治服务，政治为教育提供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特征：富而后教，“孔子‘适卫’，冉有驾车，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由此可见孔子“富而后教”的基本教育理念，他认为“庶之”、“富之”、“教之”共同购成立国安邦三要素。三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人是社会的主题，所以要从整体上改变和提升社会风气，必须从每一个个体的人的教育感化入手，所以儒家提倡“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孔门私学之中弟子品类不一，就分布地区而言，其弟子来自不同国度，就社会阶层而言，其弟子成分复杂，所以孔子本人就是“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坚定实践者。“有教无类”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具体体现，爱之则教之，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是儒家的基本教育观念。“有教无类”是以儒家人性观念为依据的，儒家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所有贵贱、庶鄙、族类之别，但人的本性是相近的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
儒家从“习相远”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所处的整体环境对人的整体性格、道德观念及能力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有什么样的风俗环境，就会使人形成什么样的习性。基于这种考虑，儒家提出“三慎”主张。所谓“三慎”，即：择居慎，择业慎，择友慎。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政教合一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现。首先，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政治人才是儒家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其次，并非所有学习的人都可以做官，学习成绩优异是做官的必要条件。
2）德教优先。以德育为主体，将知识教育与教育过程德行化，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融为一体，是知识教育为道德教育服务，是儒家教育哲学的突出特点。以“四教”——文、行、忠、信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所编纂的《诗》、《书》、《礼》、《乐》、《春秋》、《易》，皆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教科书，都是施行德育的教材，逐渐形成了儒家“明人伦”重“四德（仁、义、理、智）”的德育体系。由于国家在政治上倡导“为政以德”、施行仁政，所以教育落实到主体的人本身提倡“为己”之学，以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
3）重视智育。敏而好学，学习知识主要是一个主体自觉的过程所以儒家主张学者必须端正学习态度，以成就真才实学。“好学近乎仁”，认为人只要勤奋好学，就能够成就理想人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对儒家知识教育方法论的系统总结。
1）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其真正旨意在于要求人顺应“自然之道”，返璞归真，以“自然、无为”作为社会、人生的理想状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道家认为“自然”是“道”及一切万物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2）古典人道主义，其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现为对人的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在庄子看来，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自由，而现实社会的仁义道德、世俗价值、功名利禄、政教礼法等等都不过是束缚人、奴役人的樊篱。其谢绝楚王的千金之聘、宰相之位，还把国相的尊位比为“腐鼠”，“终身不仕以快吾志”，充分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保持自由。
3）无为主义。从天道自然到“无违”自然。老子说：“道常无为”，“无为”是道的一种“上德”，天地万物在其本性上也都是“无为”的。“无为”是一种“君道”。道家无为主义实质上首先是一种安邦治国的策略政策，君王要治理国家，其“上德”就是应该效法和顺应自然，达到“无为而治”，只要“君无为”，人民就可以“自化”、“自朴”。
4）“无为而无不为”表面上守弱处静，无所作为，实际上遵循万物的本性而不违逆，顺应自然之道知进知止，就已经是有所作为，也能有所不为。
其一，儒家尊师重教，主张“学而优则仕”，提倡平民通过良好的教育，参与国家政治。“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就是说“学而优”必“仕”，否则就是违背道义。对于道家而言，更注重的是对人的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其最大的理想就是主张顺应自然、返璞归真，这种自然主义理想，在天就是自生自成的自然；在人就是小国寡民的淳朴社会；在个人就是淳朴自由的真人赤子；在政治就是不是强权也不行仁政的无为而治。道家认为现实社会的世俗价值、功名利禄、政教礼法等等都不过是束缚人、奴役人的樊篱。
其二，儒家重视德育，“《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史太公自序》），有力说明了儒家对德育的重视及德育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而在道家当时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礼崩乐坏”的时代，反对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反对采用任何具体的社会改革理论和方案，追求向自然状态复归的“无为主义”。
其三，丛治国之道方面讲，儒家倡导“为政以德”、“以德服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由此可见儒家认为以道德去教育、引导民众，才是治本，才能真正形成稳固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而道家思想主张君王要治理国家，其“上德”就是应该效法和顺应自然，遵循万物的本性而不违逆，达到“无为而治”。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从中国历史看来，儒家道德教育体系的建立，影响十分巨大，在中国形成了重视道德修养的优良传统。“学而优则仕”在中国社会千百年来，起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导向作用，成为知识分子积极向学的巨大推动力。与此同时，道家自然主义思想的一个内在意蕴是要批判和反省有文明进步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分离的现象，寻找一种人与自然重新契合的生存方式，教导我们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回归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和谐状态。因此两者各有侧重、各有短长，只有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才能长期延绵不绝，汇合成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滔滔大江。
参考文献：
1、《先秦哲学》曾仕礼编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2、《老子哲学研究》朱晓鹏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2009年12月第一版
3、《儒家哲学研究》邵文明刘辉王永平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庄子道家思想手抄报篇二
道家的“无为而治”哲学智慧，在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老子》四十九章云：“圣人无常心（或“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所谓圣人无常心，是说圣人无私无我无恒常不变之心，而总是以百姓心为其心，圣人心系天下，以百姓利益为重，以百姓之忧为忧，以百姓之乐为乐。
根据“道法自然”原则，要求管理者“顺其自然”有所作为，“逆其自然”有所不为。所谓“无为而治”，并非是禁绝人的一切管理行为，只是禁止“逆其自然”的错误行为。
所谓“自然”，是指作为宇宙之本的“道”以及由它派生的天地万物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及其生存方式。“道”和天地万物在身体形态、生命需求和生存方式上，都是天生如此，本然如此，并非是后天人为或鬼神使之如此。把这种“自然人性论”思想运用于管理，要求管理者“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要求管理者既不能随心所欲地“敢为”，也不能脱离实际地“妄为”，应该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之心即是百姓之心。管理者必须严格按照天赋的自然本性及其百姓心的变化而实施管理。这是古今中外管理学的根本出发点。
在市场经营上，根据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原则，要求管理者实施“经营人心”的战略。以抢占员工、客户、消费者的心智资源，建立企业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在企业管理上，根据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原则，要求管理者必须实施人性化管理。
根据“无为而治”思想，管理者应坚持“治大者不治小”的原则，即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而在“大事”上则有所作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才能保证管理者在“大事”上有所作为。
在现代管理中，无论在政府管理还是公共管理中，管理者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则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即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管理者，也无法事事躬亲、样样有为。因为管理者也是体力、能力、智慧和时间有限的“人”，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所以，面对管理场中的“人有限”与“事无限”的矛盾，管理者应不拘泥于小事，努力做到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
管理者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决策，二是用人。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必须牢牢把握住他在管理系统中的科学定位。他应成为料理大事的“导演”，而不是扮演具体角色的“演员”；应是音乐演奏会的“指挥者”，而不是具体的“演奏者”；应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而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
有一次，汉文帝临朝问道：“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右丞相周勃愧不能对，汗流沾背，而左丞相陈平则回答：“有主者。”文帝又问：“主者谓谁？”陈平答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反问陈平：“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陈平回答：“主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文帝非但不责怪他，反而“称善”。（《史记·陈丞相世家》）
高层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而在小事上则有所不为，就必须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才能达到“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的管理目的。
君主要想达到“君逸臣劳国必兴”的管理目的，就必须真正做到“任官得其人”。“任官得其人”有两层涵义：一是在识贤求贤上要有所作为，二是在用贤上要有所不为。
在识贤上，《庄子·列御寇》篇作者认为“人者厚貌深情”。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预测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夏秋冬和早晚变化的一定周期，可是人的面容、动作、语言复杂多变，往往将险恶人心为假人所伪饰，深深地为厚貌所隐蔽，很难看清人心的本质。所以，在识贤时，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能“以言取人”，只能“以行取人”。依据他在实践工作中的表现，听其言而观其行，透过现象（或假象）看本质，才能逐步地把握人心的真面目，寻找到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求贤上，高层管理者必须学会礼贤下士，低调做人，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刘备三顾茅庐的求贤精神。刘备三顾茅庐，放下身段，请出孔明，言听计从，终成三国鼎立之势。周公为了辅佐周成王，礼贤爱士，广罗人才。当他的儿子前往鲁国就位时，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儿子说：“论身世、权力和地位，有谁能比得上我呢？但为了接纳天下之士，我在洗澡时，曾多次顾不上沐浴，手里握着湿头发就去迎接贤士；在吃饭时，也多次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里的饭，恭恭敬敬地与他们说话。就这样，还怕对贤士不够虔诚和尊敬。你到封地鲁国后，千万不要因官高势大瞧不起人，而是要从心底里重贤纳士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一饭三吐哺”的故事。汉高祖为人倨傲无礼，虽几次派人请商山四皓，而四皓终不肯出山相助。在汉高祖死后，太子刘盈卑辞厚礼亲自去请，终于感动了四皓出山相助。
从本质上，商场如战场，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管理者应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一）“不争之德”的现代解读
所谓“不争之德”，主要含义有二：
一是“不争而善胜”。老子认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竞争之妙即在“不竞争”之中。宋太祖赵匡胤选派不识字的侍卫兵任“押伴使”、战胜高谈阔论的南唐高官徐铉的故事，是一种以不辩胜雄辩、以“无声胜有声”的斗争艺术。这是老子“不争之德”的精义所在。
二是“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这一命题，意谓“退”是为了更好的“进”，“退”是“进”的一种手段。企业实施“退出”战略，从表面上是“若退”，而在本质上却是“进道”。只有退出某些领域，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退”与“进”的辩证法。在市场竞争中，把老子的“不争之德”运用于市场竞争，有三种情况可以采取“不竞争”的退出战略：第一，不加入市场卖得正火的产品竞争。第二，不介入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第三，不参与恶性的市场竞争。
（二）在市场经济中，有两种竞争战略：一是“红海战略”，二是“蓝海战略”
所谓“红海战略”，是指在市场中，企业家为了战胜竞争对手，以各种不道德、不公平的竞争手段投入到你死我活的“白刃战”，其结果是某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渲染出一片血腥的红海。目前，在海内外市场竞争中存在着严重的“行业恶斗”，不但破坏了市场的正当竞争，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双输局面。要想消除“行业恶斗”，树立和宣传以老子的“不争之德”为指导的“蓝海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对症之药。
庄子道家思想手抄报篇三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思想渊源就是“黄老道家”。
“黄老道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它是把老子的“无为”、“顺善自然”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时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而成的。
黄老道家有别于庄子的道家。庄子的道家消极避世，而黄老道家是积极入世。汉初曹参所用的统治思想实际上就是把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作为一种用世的方法来治世，而不是用来消极避世。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按照道来做，那就是无为，无为才能无所不为。作为统治者，你要守着无为而治的原则，这样万物可以自我化育，万物可以自我运行。
老子还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管理国家的人，只要能做到无为，就会使老百姓自我化育，该种地种地，该休息休息，该做什么做什么。自我生产，自我繁殖，自我休养生息；所谓“我好静”，就是说你不要老是今天想做这个事情，明天想做那个事情，老在老百姓所要求的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之外，老想再附加做一些事情。用不着，你好静，老百姓自我端正，用不着你去纠正老百姓，你别怕老百姓不端正，用不着你去端正，你只要静止在那儿，老百姓自己就端正了；所谓“我无事而民自富”，就是说在老百姓的生活之外，你不用再更多地要求做其它的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够恢复经济，自己就能富裕起来：所谓“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你没有欲望老百姓就朴实，你欲望越多，那么老百姓就不朴实了，他就越来越耍滑头。
老子还说过这种话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圣人不要在老百姓的想法和人民的意志之外再有什么其它跟他们不一样的想法，你的想法应该跟广大民众，跟社会成员之间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的这些思想被黄老道家承袭下来，而汉初统治者则利用这一思想有效地治理国家。
庄子道家思想手抄报篇四
西汉时期，刘邦和萧何死了以后，汉惠帝即位，其宰相为曹参。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与个人风格方面，曹参与萧何大不一样。史书记载曹参整天在家里饮酒作乐，无所事事。在用人方面，他不喜欢办事特别认真、严格的人，而重用那些比较粗心、和缓，大而化之，不那么苛察的人。为此，周围的许多官员见状心理不安也很不满，认为这个宰相无能、无用，还消极怠工。汉惠帝也很担心，便直言批评道：现在国家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可是丞相您却是这么一种态度，希望丞相能够勤政一些，有所作为。
陛下您看我与萧何丞相比又如何呢？汉惠帝说那好像也是不如。然后曹参就说：好！既然我们都不如他们，而他们在去世之前，把各项规章制度都已经给制定下来了，我们后人又不如他们，那我们只有守着他们的制度并照他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去做就可以了，我们不必要在他们的制度之外再去有什么其他的作为。
汉惠帝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接受了曹参的意见。这也就是历史上“萧规曹随”的著名典故。而曹参的这种治国理念就叫作“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思想渊源就是“黄老道家”。
“黄老道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它是把老子的“无为”、“顺善自然”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时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而成的。
黄老道家有别于庄子的道家。庄子的道家消极避世，而黄老道家是积极入世。汉初曹参所用的统治思想实际上就是把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作为一种用世的方法来治世，而不是用来消极避世。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按照道来做，那就是无为，无为才能无所不为。作为统治者，你要守着无为而治的原则，这样万物可以自我化育，万物可以自我运行。
老子还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管理国家的人，只要能做到无为，就会使老百姓自我化育，该种地种地，该休息休息，该做什么做什么。自我生产，自我繁殖，自我休养生息；所谓“我好静”，就是说你不要老是今天想做这个事情，明天想做那个事情，老在老百姓所要求的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之外，老想再附加做一些事情。用不着，你好静，老百姓自我端正，用不着你去纠正老百姓，你别怕老百姓不端正，用不着你去端正，你只要静止在那儿，老百姓自己就端正了；所谓“我无事而民自富”，就是说在老百姓的生活之外，你不用再更多地要求做其它的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够恢复经济，自己就能富裕起来：所谓“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你没有欲望老百姓就朴实，你欲望越多，那么老百姓就不朴实了，他就越来越耍滑头。
老子还说过这种话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圣人不要在老百姓的想法和人民的意志之外再有什么其它跟他们不一样的想法，你的想法应该跟广大民众，跟社会成员之间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的这些思想被黄老道家承袭下来，而汉初统治者则利用这一思想有效地治理国家。
实施“无为而治”是历史的必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民意。以曹参为代表的统治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治国方略，这也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是因为战乱，民心思定，老百姓需要修养生息。汉初社会经济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当时汉朝刚建立，之前经历了长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时间久、规模大，而且非常残酷。比如“长平之战”秦国消灭了赵国的主力45万，白起消灭了韩魏联军150多万。因此整个社会和老百姓为战争付出巨大。最后经过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全国。然而，统一后老百姓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由于秦朝的暴政，大量地调用民力，修筑长城、石道、骊山陵，同时还调兵攻打匈奴，所以统一后老百姓没得一个喘气的机会。不仅如此，秦朝的苛捐杂税加剧，法度苛严，让人们生活在惊恐的'气氛中，精神上感到非常紧张。秦朝的暴政很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发生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当时有两大反秦力量，一个是刘邦的力量，一个是项羽的力量，他们把秦朝推翻以后，继续战争，争夺统治权，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楚汉相争。这场个楚汉相争又打了五年，结果又使一大批的人流离失所。就这样，从我春秋战国，到秦，到秦末，到楚汉相争，中国始终就没有安定过。长期的战争使刚刚建立后的汉朝社会经济非常残破，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整个社会包括那些贵族、功臣甚至皇帝的生活也都不富裕。大量的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史记当时的皇帝刘邦欲搞登基典礼，因国家贫困，都不敢讲排场，只得草草而办。据说当时的很多将相、将军、丞相和一些大臣出门都没有马车，只得坐牛车。统治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别说了。
其次，经济亟需恢复，解决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连年战争，男人大多被征兵和战死，这就必然造成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短缺，继而出现大量的土地荒芜。史载当时刘邦外出视察路过曲逆，看到那里有约五千户左右人口，便惊叹“壮哉，县！”。说：“吾横行天下，独见洛阳与近而”。意思是我打遍天下，走了很多地方了，除了洛阳，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口。而这个地方在秦时有三万余户。可见当时即便曾是京都的洛阳也不过如此，而其它地方人口流失程度的严重。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一片凋敝。因此，对刚刚建立起政权的汉朝来说，首要必须恢复经济，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这是第一要务。否则，国力脆弱，民心涣散，江山不保。
三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战争结束后，就国内而言，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生活需要，所以阶级矛盾、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缓和。因为当时农民没有土地问题，而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冲突最主要是土地问题。汉朝初期是有田无人种。当时的地主也不多，都穷，社会普遍地穷，连统治者也穷，没什么可剥削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欲望也不那么强烈，国家与人民的思想比较一致。
第一就是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负担。从汉惠帝开始，将对农民的税率负担从原来的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到了汉文帝时期免除了一切税赋，而且持续了12年时间。汉景帝时又把税率减成三十分之一。他们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更好地发展经济，在经济上做了很大的让步。在徭役上，尽量少使用老百姓，尽量少调发徭役。同时皇帝自己也很俭朴。据说汉文帝穿的都是粗布，没有什么穿金戴银。他给自己造陵墓不用任何奢侈物品，都是瓦器陶器，不征用民财，也不动用更多的劳力，生怕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第二是宽刑轻狱。比如在刑罚上，汉高祖一执掌江山，就废除了秦朝的许多严刑峻法。到了汉文帝时继续废除了一些酷刑。当时，藩国齐国有一个太仓令叫淳于公犯法了，按原来的法律惩罚是比较残酷的。他的小女儿缇萦就给当时皇帝写了一封信。说我父亲平时很廉洁，工作也是很认真的，这次可能是一时糊涂犯了法。犯了法理应受到惩罚，但是如果你给他死罪或使用了酷刑，他将来想改都改不了，想改过自新都没机会了。她说她甘愿自己到朝廷这儿来当奴隶为父亲赎罪。这封信引起了汉文帝的高度重视，他确实感觉到当时的刑罚太严苛太残忍，不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因此汉文帝下令立即废除一些残酷的刑罚。比如对于有些按原来法律可以判死刑的进行了改判，给人一条生路。特别是取消了“连座”和灭族的刑罚，一个人犯罪一人当，不能株连他的家人，更不能灭他的族。在肉刑这方面，原来应该打五百鞭子的改成三百鞭，三百鞭电脑改成二百鞭，二百鞭的改成一百鞭。同时汉文帝还规定，打板子尽量不要打得致人于死命，让他有个改过的机会。这种做法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第三是实行“仁政”。针对当时一些地方的藩国对朝廷不恭的状况，汉文帝采取很仁慈宽厚的态度处之。比如那个时候的南越国是秦朝派到南方去的一些北方人建立的，吕后时对它进行打押、排挤和封锁，因此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以至于后来发展到自行独立称帝，按说，这是朝廷不能允许的，必须兴兵讨伐并用最严厉的手段来制裁，但是汉文帝没有这样。他实行以德报怨，不但不打你，还给他在北方老家那儿盖了庙，让他们家族在那儿可以祭祀，同时对尉佗家族的人都给予照顾。这件事情使得在南越称帝的尉佗非常感动，觉得自己不该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主动取消了帝号，不再另立山头了。
再比如当时地方的藩王吴王刘濞跟朝廷也有很多矛盾，刘濞一直图谋不轨，也不来朝见皇帝。汉文帝当时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坦然，你不来朝见没关系，我就主动派人去找你，赐给刘濞拐杖，就表示您是老者，您既然是老者，您可以不来上朝，表现出对刘濞的尊敬，这样使得刘濞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不来上朝，你这也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你这不尊重朝廷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朝廷不但没惩罚你，反而尊敬你，所以刘濞起码从面子上他不能跟朝廷对抗，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中央和吴国以及刘濞的关系。
第四是对匈奴实行议和。长期以来，匈奴是秦汉骚扰不断，成为当政者的一块心病。而汉初在对待匈奴的态度上采取了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不是不反抗，而是反击保持一定的限度，就是说把匈奴打跑就行了，不深入到匈奴的腹地能够，解除边患就可以了。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汉高祖刘邦死了吕后执政，这时匈奴王写了封信来羞辱吕后，说我的妻子死了，你也没了丈夫，我感到很寂寞，你也感到很寂寞。吕后看了勃然大怒，立即召集群臣要出兵讨伐。但冷静一想，不能凭一时的激愤，她知道汉朝的实力弱，没有实力来跟匈奴对抗，当年汉高祖跟匈奴打了多年，结果是怎么样？经过大臣们的提醒，吕后只好忍气吞声地给匈奴回了封信，信里说，我年老体衰，不值得您垂顾我。他们不得已咽下这口气了。
总的说，汉初“无为而治”的结果是经济开始复苏和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开始有了生机。这个经济发展由汉朝初期的建立，到后来汉武帝，大概经历了七十年左右，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据史书里记载：国家的粮食更多了，粮仓全都满了，有很多地方粮仓里粮食都腐烂了，同时国库里存了大量的钱，以至于串钱的绳子都烂了。人民生活也基本丰衣足食。老百姓能吃饱饭了，衣服也穿得比较华丽。当时记载，出门有马骑了。如果有身份的人骑母马还被人看不起，所以整个社会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可谓国富民强。
庄子道家思想手抄报篇五
实施“无为而治”是历史的必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民意。以曹参为代表的统治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治国方略，这也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是因为战乱，民心思定，老百姓需要修养生息。汉初社会经济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当时汉朝刚建立，之前经历了长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时间久、规模大，而且非常残酷。比如“长平之战”秦国消灭了赵国的主力45万，白起消灭了韩魏联军150多万。因此整个社会和老百姓为战争付出巨大。最后经过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全国。然而，统一后老百姓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由于秦朝的*，大量地调用民力，修筑长城、石道、骊山陵，同时还调兵攻打匈奴，所以统一后老百姓没得一个喘气的机会。不仅如此，秦朝的苛捐杂税加剧，法度苛严，让人们生活在惊恐的气氛中，精神上感到非常紧张。秦朝的*很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发生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当时有两大反秦力量，一个是刘邦的力量，一个是项羽的力量，他们把秦朝*以后，继续战争，争夺统治权，这也就是历所谓的楚汉相争。这场个楚汉相争又打了五年，结果又使一大批的人流离失所。就这样，从我春秋战国，到秦，到秦末，到楚汉相争，中国始终就没有安定过。长期的战争使刚刚建立后的汉朝社会经济非常残破，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整个社会包括那些贵族、功臣甚至皇帝的生活也都不富裕。大量的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史记当时的皇帝刘邦欲搞登基典礼，因国家贫困，都不敢讲排场，只得草草而办。据说当时的很多将相、将军、丞相和一些大臣出门都没有马车，只得坐牛车。统治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别说了。
其次，经济亟需恢复，解决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连年战争，男人大多被征兵和战死，这就必然造成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短缺，继而出现大量的土地荒芜。史载当时刘邦外出视察路过曲逆，看到那里有约五千户左右人口，便惊叹“壮哉，县！”。说：“吾横行天下，独见洛阳与近而”。意思是我打遍天下，走了很多地方了，除了洛阳，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口。而这个地方在秦时有三万余户。可见当时即便曾是京都的洛阳也不过如此，而其它地方人口流失程度的严重。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一片凋敝。因此，对刚刚建立起政权的汉朝来说，首要必须恢复经济，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这是第一要务。否则，国力脆弱，民心涣散，江山不保。
三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战争结束后，就国内而言，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生活需要，所以阶级矛盾、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就比较缓和。因为当时农民没有土地问题，而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冲突最主要是土地问题。汉朝初期是有田无人种。当时的地主也不多，都穷，社会普遍地穷，连统治者也穷，没什么可剥削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欲望也不那么强烈，国家与人民的思想比较一致。
庄子道家思想手抄报篇六
战国中期的庄周与老子一脉相通，世称老庄。“夫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也。"([明]焦竑《庄子翼》序言)庄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虚无”主义。
庄子进一步从消极方面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从“道”出发，他也认为必须“无为而治”。如说：“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并激烈反对各家的“有为”政治。他批评墨家“兼爱”、“节用”、“节葬”等主张是“乱之上也，治之下也”。他又批评儒、法两家，认为“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刑(形)名比详，治之末也”。(《庄子·天道》)在他看来，只有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事物才有价值，而社会文明的发展都是对自然的破坏。因此，庄子的理想已不满足于老子的“小国寡民”，而要求回到人与动物无别的“浑沌时代”，也就是“同与群兽居，族与万物并”,“无知无欲”,“无人之情”的“至德之世”。庄子主张“绝圣弃智，大盗乃止；?ne74e?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庄子·胠箧》)他所要取消的包括道德、法律、制度、度量衡等所有规范，以及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实质上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否定。
庄子认为，人对人世间的生死、存亡、穷达、富贵、毁誉等等，自己根本无法掌握，只能“安时而处顺”,(《庄子·大宗师》)“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从而陷入了宿命论。但他又极端不满现实，愤世疾俗，不愿受仁义道德、礼法刑政的羁绊，只好从精神上追求自我解脱。其办法就是超然物外，把人生看成一场大梦，物我两忘。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与“道”同体，获得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自由。他把老子的对立面可以无条件转化的错误，发展为相对主义。完全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事物之间的差别，也不承认有判断是非、功过的客观标准。“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人们言行是非的客观规范。
庄子以相对主义为武器，对当时的仁义道德和法律制度进行了揭露。如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法律、道德之类，对于这些窃国者，不但起不了制裁作用反而会成为被他们利用的工具：“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而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庄子·胠箧》)
庄子的没落贵族的悲观绝望和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情绪，引起后世不当权的封建士大夫和失意政客的共鸣。他对当时礼法刑政的抨击虽有助于加深对剥削者法制的认识，但他鼓吹的法律虚无主义，对法律思想的发展却有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