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一种价值观，是人们在交往与行为中保持真实、守信用的品质。如何通过教育培养青少年的诚信观念？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种种考验时，勇于坚守诚信原则将带来不同寻常的收获。下面是一些成功人士的诚信经历，值得我们学习。
经学的演变过程篇一
一、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
西方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方经济学既可以泛指大量与经济问题有关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报告，也包括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方法、管理经验，一个经济部门对某一经济领域或某些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一些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考察。狭义的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指的是对西方主流经济部分的研究。所谓的范式主要指的是一种以观念、方法规则以及基础假设三个方面为核心的有层次的结构系统。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是一种以经济学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包含经济学理论逻辑空间方法和基础假设理论的思想结构。在西方的经济学的范式结构之中，观念范式处于一种核心地位。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也包括总收入以及需求等内容。由此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的表现形式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论体系，经济学理论的变化可以推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变化，这种理论体系的变化可以促进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变化。它可以通过促成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方式来推动新的经济学范式结构的产生。
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运动形式，首先是对已有经济学范式的继承，这种经济学范式继承主要以继承传统经济学经纪人假设的核心硬核为主，辅之以对其“保护带”的调整。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就是对已有经济学范式进行继承的表现。古典经济学论述了市场经济与资源最优配置之间的关系，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假设提出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无交易成本的假设进行了修改，起到了开创产权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的作用。
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就是对范式内部的局部调整。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人们并不能对每一个措施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完全准确的预测。因此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往往是依据主观判断来进行决策的。这样，为了对经济人的行为有着更为清楚的认识，就需要对其内在环境进行充分的了解。为了实现对经济人内在环境的了解，就需要对经济范式进行一定变革。凯恩斯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学派对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范式进行了调整，非均衡学派认为经济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实际问题都只能用“价格――数量调节机制”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来解决。经济学家巴罗和格罗斯曼的“一般非均衡”经济模型则对凯恩是本人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引申与发展。由此可知，对范式内部的局部调整也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主流经济学科内部不同学派的经济学理论的融合。经济学家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产生、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以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问世都是这种形式的一种体现。穆勒是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值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当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已经处于一种非常尖锐的程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穆勒将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原理、李嘉图学派的经济思想以及西尼尔的经济学成果进行融合，提出了收入再分配改革的经济思想，试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改革。马歇尔将当时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以及边际效用论等经济理论进行融合，形成了以他为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结构基础的分析框架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萨缪尔森的经济理论让20世纪以来的不同学派的理论成果与凯恩斯的经济学体系相融合，实现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有效互补。由此可知，经济学科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理论融合也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的演变
（一）前期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
在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济学范式还处于一个正在发展的阶段。当时西方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思想家在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缺乏一种系统的分析模式，只能依据直觉和生活经验来处理经济问题。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经济学范式逐渐开始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进行支配，经济学家们可以使用一种系统的分析模式来处理一些经济问题。到了亚当斯密时期，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式已经得到了巩固。在穆勒时期，经济学范式更是有了蓬勃发展，范式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物经济与货币现象的产生，也为货币数量论及两分法的产生起到了帮助作用。此后数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古典分析范式到现代分析范式的转变提供了帮助。
（二）凯恩斯经济学范式结构
凯恩斯经济学范式结构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演变的产物，也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凯恩斯经济学范式结构的兴起，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有着一定的联系。在经济萧条的社会背景之下，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凯恩斯对危机前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采取了一种国家垄断的经济学范式。这一经济范式让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国家处于一种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滞胀现象让凯恩斯的经济学范式结构收到了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经济学派的专家的诟病。他们提出的单一规律货币供给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平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就说明凯恩斯的经济学范式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范式结构
20以来的经济危机让西方经济学范式再度处于一种危机之中，经济学家明斯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相融合，提出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种新的经济理论主张通过主观判断的方式来对完美市场进行完善，通过坚持经济人基本假设来摆脱经济危机。
四、结论
虽然西方经济学范式不可避免地在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但是我们可以从西方经济范式中总结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对这些经验加以运用，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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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颖健，张惠群.新思维范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
经学的演变过程篇二
社会性行为技能主要指交往、分享、合作、谦让、助人等方面的技能，培养儿童同伴交往的行为能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儿童习得合适的社交策略，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进而为今后成长为一个社会人提供良好的基础。
儿童文学中蕴含大量同伴交往题材的作品，为儿童提供了参照与榜样，学前儿童正处于乐于并善于模仿的阶段，学习速度快，模仿能力强，儿童文学阅读经验能为他们提供更多同伴交往的范例，学习谦让、包容、沟通等一系列交往行为与交往规则，进而迁移到日常生活的同伴交往中，发展社会行为技能，提高社会交往水平。
例如，绘本《利勒比找到一个好朋友》教会儿童如何启动交往，《小乌龟富兰克林》教会儿童谦让，《鸭子说“不可以”》教会儿童包容，《月亮是谁的》与《一个红苹果》教会儿童分享……《兔子蹦蹦与青蛙跳跳》与《大麦和小可》这样的系列绘本更是通过好朋友相处过程中的一个个小插曲向孩子们诠释友谊的真谛，全面介绍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
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丰富幼儿与同伴交往的经验，使幼儿在交往中较为灵活地解决冲突并构建良好的同伴关系，为今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奠定基础。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是伴随幼儿成长的“精神食粮”，更是帮助幼儿在未来适应社会生活的一把“金钥匙”。
虽然儿童文学无法对儿童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它对儿童成长特别是同伴交往方面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因为儿童文学对孩子的塑造不是直接的灌输和教育，而是审美地进行，它是情感的艺术，能够以其独有的美学价值对儿童进行一种“情育”的熏陶，对孩子同伴交往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进而促进儿童社会性的良好发展。
我们应当重视儿童文学在儿童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影响，有效地利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帮助幼儿更好地提高社会认知、引发社会情感、形成良好的社会行为，全面促进他们同伴交往水平的提高与个性社会性的均衡发展。
经学的演变过程篇三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批发贸易面对的顾客群往往不是最终的消费者，而是以商业用途或者转卖为目的的购买者或用户，在社会商品流通过程中，属于中间环节。我国批发贸易发展迅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各种贸易额逐年增长，其中批发贸易额在近5年一直保持2%～5%的增长，每年为国家增加近50万工作岗位，为gdp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深入分析我国批发贸易的发展情况可以发现，我国批发贸易还有较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根据批发贸易发展演变历程，找出批发贸易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从而制定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促使我国批发贸易突破瓶颈，保持持续发展。
1批发贸易的演变历程。
1.1批发贸易的起源。
批发贸易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前期，当时根据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特点，可将批发贸易起源阶段分为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其中上古时期的批发贸易以西方较为先进，其以海上贸易为主，批发的.对象也多以金属和奢侈品为主。而中古前期的批发贸易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以后阿拉伯国家崛起时期，此时一些组织化、政治化贸易发展理念应用到了批发贸易发展之中，不同国家也争相建立相对稳定、条件相对优越的批发贸易发展条件，争取获得批发贸易中心的地域、战略优势。此时，批发贸易逐渐由海运贸易向内陆贸易扩展，相关国家也更加注重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稳定，从而营造一个更好的商业贸易环境，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状况直接影响了批发贸易发展情况。进入中古后期，批发贸易已具备了分工化和规模化特点，相应的经贸资本运作水平、物流以及硬件设施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批发贸易的服务范围也由高层局部扩展到大众整体了。
1.2批发贸易的扩张。
15、16世纪，随着新航线不断开通，地域的限制逐步减小，批发贸易的专业化、分工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形势，批发贸易也顺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相应的变化和改进。
在批发贸易的扩张阶段，随着地域的扩大以及航运水平能力的提升，批发贸易的市场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展，这有效推动了批发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各个国家对批发贸易的日益重视，在不同国家内外批发贸易中，发展的组织形式、规模都有了较大的变革，也更加适应所在国家贸易的发展需求。
1.3批发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大概从1780年到1870年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较大提高，批发贸易随着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迎来了进一步发展机遇。这一时期，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批发贸易更加紧密，合作形式更加多样，相应的竞争范围由贸易中心扩展到整个世界市场，相应的批发贸易组织和规模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传统的重商主义逐步由自有贸易主义所取代。
此阶段批发贸易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了迅猛发展，之前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批发贸易逐步扩展到全球的合作经营之中，批发贸易的分工更加明确，相应的专业性和贸易市场细分程度也更高。与此同时，国内统一市场越来越成为批发贸易依赖的重点，贸易规模全面扩展，任何方面的货物运输都能实时配送，极大促进了批发贸易的发展。贸易中心城市随着发展逐步被新兴工商城市所取代，这主要得益于新兴工商城市良好的结构设计，健全的交通运输体系和良好的贸易环境。在外部技术经济的不断发展创新推动下，批发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更加扩大，发展潜力更加辽阔。
1.4批发贸易的新变化。
从19世纪下半叶到二战时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逐步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综合国力情况直接影响批发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发展的进程。此外，批发贸易发展的同时，流通领域也取得了较大发展，一些相应的硬件设施和组织结构等都有了极大提升，有效推动了批发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端和消费端开始进入批发环节，零售环节与批发环节融合发展，独立批发商地位有所下降。而批发贸易的组织形式也由之前的松散无序和不规范逐步发展到集中高效化运行模式，具体表现为方式的标准化和主体的集中化。由于技术领域发展的突飞猛进，一些现代技术应用到批发贸易之中，使得贸易中一些硬件设施更加高级、完备，由此极大拓展了批发贸易的涉及领域和应用空间，并且提升了批发贸易在商品流通应用的应用空间，对整个商品流通市场都具有极大推动作用。
经学的演变过程篇四
发展是一个哲学术语。它是事物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到高，从旧材料到新材料。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1993年麦凯（）在他的专著《生态语言学：迈向语言科学的新范式》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这个术语，从此，“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定义在不同的论著中表述也不尽相同。俄罗斯的语言学界给出的定义是：研究影响语言发展和言语活动的消极因素，研究丰富语言的方法和途径，完善言语交际的道德伦理及其实用的公理体系的学科。我国的《语言学逻辑辞典》上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尽管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涵义的基本点是相同的，生态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与自然、社会、人群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个环节受到损害，都会对其他环节产生不良影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可概括为两个领域：语言中的环境问题（简称语言生态环境问题）和语言自身的生态问题；产生两大分支：语言生态学和生态批评语言学；细化为两个层面：1.宏观层面，主要运用生态学原理，考察语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简称语言生态环境），分析研究影响语言功能的各种因素，并对此环境下的语言活力和生存状况做出评估；2.微观层面，对话语或语篇做结构上的分析研究，分析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非生态特征。本篇主要从宏观层面入手，综述当前国内语言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
语言的生态环境可细分为内生态环境和外生态环境两个部分。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组成。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对语言的外生态环境的研究上，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三个：濒危语言的研究；语言多样性的研究；语言和谐问题的研究。
（一）濒危语言的研究
语言濒危、语言消亡现象并非当今社会所特有，它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全过程。在国外，梵语、哥特语、巴利语、赫梯语、高卢语等都是强盛一时的地方语种，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在中国的历史上，分布于辽阔北方草原的语种如西夏语、女真语、契丹语、鲜卑语等语言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而先后消亡。语言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语言的濒危和消亡呈加速发展的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到了21世纪，其中有一半行将消失，也就是平均每两周消失一种语言。在国内，语言濒危现象也十分突出，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记载了我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中的53语言，这些语言中有的使用人数很少。
如：云南麻栗坡县彝族使用的普标语，使用人口只有50来人；西藏察隅县使用格曼僜语的仅有200人；四川阿坝州的业隆话，使用人口仅450人。严重的“语言濒危”现象也引起了我们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涌现了一批研究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学者，如-等。他们围绕濒危语言的界定，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对濒危语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等方面展开研究，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对“濒危语言”的界定，目前我国学界尚没形成共识，过去主要把操用这种语言的人口多少作为判断依据。中央民族大学的李锦芳教授认为：“濒危语言”指两三代人之内将要自然消亡的语言，可以用语言使用者的年龄、辈分来界定，使用者的数目并不那么重要。
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与-教授提出了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濒危语言，这个指标体系包括与语言功能相关的诸种因素，如：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围、使用频率等。其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最为重要。-与-又提出了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的观点。他们指出：有些民族虽然因与别的民族杂居而出现语言转用，但主体部分或一部分仍然稳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这样的语言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只能称之谓“衰变语言”而非“濒危语言”。
虽然学界对“濒危语言”的界定不一，但大都赞同濒危语言以下几个特征：使用人口较少；使用功能衰退；儿童不再使用；两三代之内行将消亡。对于如何保护“濒危语言”，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张公瑾教授认为：“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谁也替代不了谁，从语言的共生关系来说，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没有多种语言并存，强势语言也难以形成和得到很好的发展，多种语言的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幸运。这个观点被称为“多文化主义”。另一种观点叫“跨文化主义”。它鼓励各个语言群体之间的接触，使不同的语言文化相互吸收，从而达到语言趋同，形成一种新文化。
-教授在20-年10月召开的“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对濒危语言而言，保护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语言消亡是个自然规律，人为地干预不会对濒危语言的保存或消亡起任何积极作用。对于濒危语言只能顺其自然，我们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将濒危语言材料记录保存下来”。关于濒危语言的成因分析，李锦芳教授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历史原因有：民族融合、文化变迁、政权更替、民族歧视等；现实的原因有：民族杂居、通婚、汉语文化教育的普及，民族心理和语言态度。黄行教授认为：造成语言濒危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教授则认为：由于主动的文化同化而造成的语言转用是当前语言衰退消亡的主要原因。-教授的观点比较辩证，他指出，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往往千差万别，任何寻求单一原因的尝试都是不切实际的。
纵观各家之言，有一点是比较共性的：他们大都认为导致语言濒危的根源在于语言的外生态环境，而不在语言的本身。在抢救与保护濒危语言的方法策略上，持“跨文化主义”的学者们认为我们能够做的是尽快将其语言资料记录保存下来。持“多文化主义”的学者抱着乐观的态度，提出“统一多样”的语言发展战略，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并且围绕“统一多样”这个大前提，设计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如保护少数民族区域语言生态环境，坚持语言平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依靠新的科技成果，维护语言的多样性等，这些措施对缓解我国语言濒危的程度起到了积极作用。n曾告诫：当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的时候，世界的末日也就要来临了。我们的语言是神圣的，当它消失时，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笔者认为当前语言濒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我们应直面现实，搁置争议，先把濒危语言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起来，至少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其衰老消亡的速度，不要坐等“濒危语言”成了“语言遗产”时才亡羊补牢。
（二）语言多样性的研究
前文提到过，“生态语言学”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因此，语言多样性的问题是生态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与生物的生态系统一样，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多种语言在系统中共生共存，并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美国康涅狄克大学的学者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与语言多样化程度在地区的分布上具有一致性。如太平洋婆罗洲岛有丰富的物种，栖息着多个土著民族和族群，他们使用着100多种语言。非洲热带雨林的雨季分布与生物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分布明显相关。可见，生态多样化造成人类种群的多样化，直接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
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语言的多样性。邢福义教授谈到：语言不仅仅具有交际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且是文化总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它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一种语言的消亡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损失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或珍稀生物物种消亡所造成的损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领域内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某种意义而言，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源的保护开发更为重要。与语言多样性的一个反观点是：语言的大同有利于民族交流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对此，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指出：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观点看，语言、文化的多样性非但不会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相反，它在极大提高人类丰富性的同时，还可以为人类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的结晶，放弃了一种语言同时也就失去了蕴含在这种语言中的独特文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语言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不是绝对等同的，语言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文化具有超语言性，并不一定一种人类语言的消亡，就意味着人类失去一种文化。因为生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而语言遵循的是社会规律。
（三）语言和谐问题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和谐”一词便成了社会的热门话题，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把“和谐”理念引入本学科领域，在此背景下，国内语言学界也提出了“语言和谐”的概念。“语言和谐”有两层含义：一是语言内部的和谐，即语言的字词句正确；二是语言的外部和谐，即语言的使用者如何选择更好的表达方式以达到最佳效果，在对待语言和谐的态度上，学者们的观点较为一致：语言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生态系统自身必须和谐发展，语言生态系统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也需和谐共处。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看，对语言和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当前社会中语言不和谐的现实表征及制定相应对策上。当前语言不和谐的最基本表现形式就是“语言污染”问题。“语言污染”是指一种正常的语言在社会的影响下，混入了不正常的杂质，使明快、清新、纯洁、健康的语言变得艰涩、累赘、空虚和肮脏，影响语言的正常交际，损害语言的内质和肌体，并导致语言所承载的文化遭受污染和损害。有关语言不和谐的表征，有的学者根据语言自身的性质特点概括为：封建化、粗鄙化、庸俗化、洋化；有的学者根据语言的表达方式概括冷语、恶语、霸语、低俗语、官腔、蔑语和错位词语。尽管各专家的着眼点不同，但都勾勒出不和谐语言的基本特征：不平和、不平等、不温馨和不规范。对造成语言不和谐的归因分析，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总结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因素：
1.社会普遍的心理原因。
2.内在社会文化心理原因。
3.商品经济浪潮冲击。
4.封建意识劣根的影响。
在对不和谐语言的治理对策上，湘潭大学的盛新华教授提出了四个原则：第一，反映规范命题的语言应以人性化的表达为基点；第二，反映公权力的语言应以保护公众私权为准则；第三，反映弱势群体的语言应以维护人的平等和尊严为前提；第四，标新立异的语言应以历史背景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庆生教授也指出，要解决我国的语言和谐问题，二，民族语与汉语的和谐；第三，普通话与汉语的和谐；第四，官方语与民间语的和谐。这些措施都有都很有针对性，有的已经在我国语言规划中得以运用和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命题被提出后，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构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同志又郑重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之一。
当前，国内学者把语言生态环境放在和谐社会这个大背景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领域仅限于和谐语言等狭小范围，从事研究的也大都是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和谐语言生态环境研究这一领域中，政治理论工作者不可或缺。广大政治理论工作者若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观点去审视当前语言生态环境问题，深入研究语言生态环境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定会在和谐语言生态环境研究这个领域大有作为。
现代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合理而完善的教学模式应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即做到平衡教师、学生、语言与语言学习环境等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对知识形成初步感知，进而形成学生对知识的自我探究能力，这是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所在。但英美文学教育难点在于作品中的意境很难得以完美传递，这就需要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把握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进行主动思考，主动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而生态语言学观点下的教学活动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教学活动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能动的且可变的体系，教师与学生都被看作是发展中的人，其中教学效果的呈现则是这两者之间有意识的相互影响。本文尝试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英美文学教学，并从教师的角度来探讨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希望能真正发挥出英美文学教育的潜在作用，进一步推动英美文学在我国高校的教学质量。
生态语言学是自然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其观点的核心概念“语言生态”最早由美国学者霍根提出，他在《语言生态学》中指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态环境进行相应的隐喻类比，并从隐喻认知的角度来对生态语言学进行考察和研究。纵观“生态语言学”的所有发展历程，所有研究者都将研究对象比喻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语言学与生态学之间互动变化的动态过程，运用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机制原理，研究各种存在的语言现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语言的多样性。如生物的多样性类似，语言也是由多种语言所构成的一个整体性体现，“就好比是自然生态中的有机体，各个个体都具备其独特的生长机制及演化规律”。
（2）语言的互动性。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主要媒介和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彼此进行深度融合的关键，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之上。
（3）语言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相互作用。任何一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演化过程都受到所处特殊环境的相应影响，将两者看作是一种微型的生态系统，继而针对系统内部之间的彼此作用和协调机制进行相应的考察和研究。而生态语言学理论自身较注重语言的整体性，即语言系统是由不同时空语言交织建构的一个整体性存在，其内部之间相互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彼此的相互作用，最终构成相对平衡的语言生态系统。
1.理论基础--生态系统中的“协调发展”。根据霍根的“语言生态”理论，英美文学课堂本质上是组成语言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即“教学环境内生存的各种要素及因子（教师与学生、教学工具及教学模式）与环境相互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功能的统一体”。随着英美文学教学环境的不断发展和改善，教学生态系统中的教师、学生以及教学方式等各个重要影响因子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每个因子都试图占据更大的“势力”范围，以便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而这均会对该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严重的影响。教师作为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因子，只有充分发挥其潜在的重要作用，才能保证整个教学系统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当中，以此来达到英美文学教学效果的最佳化。2.实践运用--生态语言学下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在英美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两者共同作用于教育中介系统--教育内容，共同构成教学活动的主要部分。
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英美文学教学课堂牵涉到生态环境中的多个生态因子，其相互依存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教师作为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因子，其在不断的能量交换中，技能、知识和教学手段得到不断的丰富和提高，这些会相应的影响生态位的范围，进而构成英美文学教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从自己的独特角度去体会文学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含义，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这就需要教师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第一，教学环境宏观化。教学环境是教学活动顺利运行的保护伞，其浓厚的学习氛围能够让微观的教学生态系统得到健康而快速的发展，教学效果也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在开展英美文学教学活动时，应积极转换自身的传统思想观念，突破以往的师生教学体系，建构教师、学生及教学环境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在生态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教学体系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教学活动的高效进行。当然，教师应该注意到学生的学习仅靠课堂内的有限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课堂外部环境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教学环境的生态发展平衡。在课堂上进行授课时，教师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充分利用“慕课”“微课”以及其它的新兴教学手段，以深入分析文学作品的内涵所在，与学生共同鉴赏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
第二，教学方式多样化。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负载着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独特文化传统，这使得每一种语言都反映着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现象，而英美文学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异域文化的传承。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应结合教学内容，灵活地选择各种教学方式，以求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也展示出英美语言的魅力和特点所在。虽然发达的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全面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教师要完全依靠多媒体技术等先进工具，而是要从作品自身出发，开展多样化教学。因此，教师在备课时，需要在自身文学素养的基础上对作品的进行深度解读，以全方位的掌握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创作背景，进而才能选择合适的引导角度。教师在生态语言学的观点下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可让学生可让学生透过语言的赏析，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感受到文学中的深刻内涵。
第三，教学策略互动化。如语言体系的各种结构关系一样，教学系统中也存在很多相互影响且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之间的不断作用，进而形成相应的互动体，“其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必不可少。”基于生态语言学视角，互动化教学策略的开展要求教师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设计教学体系时，教师应该留以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在合理设置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主动解决相应的难题，自行查找相关资料对所学内容进行自我探究。师生之间的互动，即教师的引导性和学生的主动性相互结合，两者共同参与到课堂活动，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生生的互动，即学生之间在教师的教学任务分配下共同实现既定的学习目标”，共同建构知识与发展能力的过程，进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学生在教师恰当的指引下，事先对所学文学进行阅读理解，形成对知识的初步认知。教学生态系统中存在多种复杂关系，而各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学生主体性的有效培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应该始终作为主体出现，虽然教师并不是教育的主体，但可以通过合适的教学策略鼓励学生阅读文学作品，以便做出他们的个性化解读。因此，本文基于生态语言学视角，从教师的立场出发，从教学环境的宏观化、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化以及教学策略的互动化来探讨学生主体性培养，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学系统内部的教师、学生、教学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共处并相互促进，有利于促进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使得英美文学教育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推普”是指推广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推普无疑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对人际交往、民族团结、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在推普背景下，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只讲普通话，越来越多的父母、老师只教普通话。于是方言在当今社会缓慢枯萎，因此我们应当从语言生态的角度去保护语言的多样性。
当代社会，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生态保护问题，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这一由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也逐步产生并兴起。语言学家主要用生态系统作比喻,说明语言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语言使用行为,从而揭示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一直进行着的互变互动过程。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语言的个体语和共同语之间既排斥竞争又合作共赢的关系。引申到方言与普通话上，就是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排斥竞争与合作共赢关系，姑且称之为“方言生态”。“方言生态”的变化在当今社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人口或族群的迁移、语言社群人数的增减，语言态度的变化、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的调整等。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语言求同已成为世界语言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趋势,众多使用人口少、功能弱的语言面临着被强势语言所代替的威胁。作为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特征的某些人类语言正在加速走向濒危与消亡。语言濒危现象的加剧破坏了语言生态体系固有的平衡,是对语言、文化多样性格局的严峻挑战。
本次调查依托网络问卷的形式，经过院内试测，而后仔细修改问卷。最后在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中抽测，共回收有效样本650份。其中男生约占46％，女生约占54％。以下为具体调查结果。从环境来看，本次调查的高校大学生涉及中国现代七大方言区。其中约51％（精确到整数）的学生来自吴方言区，31％的学生来自北方方言区，5％的学生来自赣方言区，5％来自闽方言区，4％来自客家方言区，1％来自湘方言区，3％来自粤方言区。另外，接受调查的高校学生中约43％来自县级以上小型城市，约30％来自乡镇、农村地区，约27％来自中型城市及以上。这体现了调查样本的多样性，各类规模的地区均有涉及，七大方言区也全部涉及。样本与调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从使用频率来看，44％的同学在家才偶尔使用方言，约26％经常使用方言，22％使用频率极高，而有8％的同学从未使用过方言。这体现出方言使用频率较低的同学已超过半数，而方言使用频率较高的同学不足半数。
而在“何时使用方言”这一问题上，90％的同学选择了只有在与家人交流时才会使用方言。这更体现了高校大学生方言使用频率较低的现状。从态度来看，31％的同学认为方言比较重要，15％的同学认为方言很重要。而有半数同学认为方言用得不多，但有时很重要，4％的同学认为方言根本不重要。在“您认为方言传承下去的几率有多大”这一问题上，近半数同学表现出较为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方言不断传承下去的可能性只有30％。60％的同学较为忧虑，担心“乡音”彻底消失。问卷体现了目前方言在高校学生群体中的不活跃性，方言保护问题亟待解决；也体现了方言在高校学生群体中的矛盾性，一方面学生们对方言较为担忧，想要保护方言，但另一方面，由于各类因素的影响，他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方言。在公开场合大家还是要使用普通话交流。调查显示，高达95％的同学未曾听说过生态语言学概念，但在5％听说过生态语言学的同学里，其对方言态度更为担忧。这也说明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知识对方言保护有一定作用。横向分析，所在方言地区对高校学生的方言态度与方言使用频率没有明显影响，但所在地区城市等级对方言态度与方言使用频率有明显影响：来自乡镇、农村地区的高校大学生们往往使用方言频率较高，对方言态度较乐观；来自中型城市以上的高校大学生们使用方言频率普遍较低，对方言态度较忧虑；来自县级以上小城市的高校大学生们的方言态度与使用方言频率居中。
由生态语言学的基本状态我们不难推断出，生态语言学强调多样、绿色和保护性。所以保护方言的措施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我们本次提出的创新保护措施是在已有方言保护措施建议的基础上，根据调查问卷中的调查结果，在“文化新经济”（“文化新经济”：以文化元素核心为内在驱动，以拉动文化消费为主要手段，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最终目的。文化新经济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往回看，如何把文化元素提炼出来，附着到存量的经济体制上，让它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是文化新经济的独特内涵。
概言之，文化新经济则从经济发展的量性指标来衡量，提炼文化元素，与新的方式结合。文化新经济对文创产品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背景下产生的：我们认为设计并生产适合的“方言产品”这一保护措施为高校学生所推崇。我们应该提炼文化元素，与新的方式结合，推动方言的保护。因为被调查的同学中，同学们对已有的方言保护措施或已有的建议满意度较低。但在方言衍生产品这一创新的保护措施上，同学们产生极大兴趣：约52％的同学在方言衍生产品喜好中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产品，如各类生活用品，包括文化衫、杯子、手机壳，等等。还有约40％的同学选择了科技性较强的产品，比如使用方言的人工智能产品、方言翻译器，等等。所以在ar、ai、vr以及文化新经济逐渐兴起的今天，我们应当考虑将方言保护措施引入科技领域和实用领域，并在中型以上城市进行推广。
方言是各地区由于地域性差异逐渐形成的语言，可以说是地方文化、风俗、历史演变的见证者，方言的消失对全世界的语言来说都是一种极大损失。而高校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大学生应当积极学习生态语言学理论，保护语言的生态性、多样性。有关部门在进行方言保护时，应该特别注重中型城市以上的方言保护。另外政府、媒体、社会及个人四方面也应该选择与当今新时代背景符合的措施，比如各类文化创意产品，等等。
经学的演变过程篇五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对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两者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后两者回答的是世界的发展状况怎么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必须高举辩证唯物主义的大旗，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本文拟就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脉络作一简介，望同仁赐教。
一、辩证法的历史演变
辩证法，源出希腊文，含义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论文百事通这一术语在哲学史上曾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其历史发展经历了古代的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等三个阶段。
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著作《理念论》中，但是“辩证法”作为一种谈话或辩论时揭露和克服对方议论中的矛盾以取得胜利的艺术，还有更早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爱利亚派的芝诺称之为“辩证法的创立者”。在苏格拉底看来，辩证法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而智者派则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据理论证的艺术而广泛运用，至于亚里士多德本人除了在“研究实体的属性”、“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等含义上使用辩证法之外，还把它视作概念思维的逻辑方法，这使得“辩证法”其后常在逻辑学的意义上被使用。
在漫长的中世纪，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一些经院哲学家把荒唐无稽的提问，空洞烦琐的考证，千篇一律的公式证明等也称之为“辩证法”，辩证法被糟蹋得声名狼藉。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所显示的辩证性质为德国古典哲学家对辩证法的探讨提供了条件，康德之后，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赋予了辩证法以新的含义，即辩证法不只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是一种宇宙观。他说：“无论知性如何常常竭力去反对辩证法，我们却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遍经验里的法则。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特殊领域和特殊形态，也莫不受辩证法的支配。”黑格尔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在宇宙观意义上使用“辩证法”概念的人，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是头脚倒置的，他讲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客观的辩证法，最终，其辩证法的生机被过分茂密的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概括革命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使辩证法在历史发展中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科学的形态，成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成为由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基本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诸项范畴按其内在联系而组成的开放性的科学体系，为人们不断探索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规律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
中华民族是崇尚辩证思维的智慧民族，虽没能像西方那样使辩证法最终走上成熟和科学的形态，但中国历代贤哲们那充满朴素辩证法的光辉思想，在世界辩证思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激荡起醉人的浪花：“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对事物矛盾转化现象的深刻认识，已暗暗触及到“辩证法的精华”；《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两点论，更是闪烁着对立统一思想的光辉。
辩证法，一作“辨证法”，二者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出了中西方在文化、心理上的不同情趣：前者很容易让人回想起辩论、清谈、找对方毛并对立斗争的辩证法原意，更西方化一些；后者来自中医辩证论治，有分辨、认识事实、反馈回去、协调平衡之意，似乎更符合辩证法的精神，更中国化一些。
二、形而上学的来龙去脉
形而上学原为亚里士多德论“第一哲学”的书名，亚氏生前没有刊行。公元前一世纪，吕克昂学院的继承人安德罗尼柯整理亚里士多德著作时，把讲述自然现象的著作定名为《物理学》，把讲述哲学原理的十四卷著作放在《物理学》之后，无以名之，姑叫《metaphysica》，即“在物理学之后”，此书在被译成中文时，译者借助孔子师徒“究天卜之际”的著名哲理论文《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话——意思是：无形或未成形质的抽象道理谓“形而上之道”，有形或已成形质的具体器物谓“形而下之器”——便将亚里士多德自称“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借助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的科学”即“第一哲学”取了一个中国名，意译为“形而上学”。从此，欧洲哲学史上凡是讲到纯哲学的这部分思想，主要是亚氏所说的讨论实体或有本身的本体论思想，都叫做“形而上学”，简单地说，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特别是指本体论思想。当然，这里应该指出：不能将西方的本体论思想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的“形而上之道”，否则便抹杀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对独立性。撇开宋代以后中国哲学界对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具体争论，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古代的“形而上之道”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本体论的范畴。“道”是一个古老而深奥的概念，其出现甚至在《系辞》之前，比如老子，他既将“道”看作原始的混沌、万物的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将其看成规律、万物的本质联系（“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还视“道”是万物发展的原因、运动的源泉（“道者万物之奥”）由此可见，早在老子的眼里，那形而上之“道”亦绝不仅仅是个实体而已。
后来，黑格尔从西方形而上学所包含的“抽象和不变化”的含义中引伸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即：反辩证法的思维方法，称之为“知性的形而上学”，从此形而上学一词就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纯哲学，其二则指反辩证法的思维方法。
现代西方学术界经常在第一种含义上指称形而上学，黑格尔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高二《思想政治》教材在论述“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等内容时，也正是在这一含义上来彻底揭露形而上学反科学的本来面目的：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唯物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科学宇宙观相反，它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来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静止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否认事物的矛盾，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这种观点不仅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相反，还会导致把事物发展的根源归于上帝或“绝对观念”，而走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静止的、僵化的见解，既可存在于唯物主义体系之中，也可存在于唯心主义体系之中，但不论在哪一体系，它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都是错误的、歪曲的、反科学的，都必须给予坚决的批判。比如：产生于17、18世纪近代欧洲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不仅使其抵挡不住唯心主义的猛烈进攻，而且还在社会历史观上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唯心主义。实践表明：唯物主义离不开辩证法，辩证法也离不开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坚决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
经学的演变过程篇六
批发贸易演变历程对现代批发贸易发展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发展，批发贸易在整个市场交易流程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结合批发贸易的演变历程，分析总结了不同时期批发贸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现代批发贸易发展现状，提出了适合我国批发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经学的演变过程篇七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对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两者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后两者回答的是世界的发展状况怎么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必须高举辩证唯物主义的大旗，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本文拟就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脉络作一简介，望同仁赐教。一、辩证法的历史演变
辩证法，源出希腊文，含义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这一术语在哲学史上曾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其历史发展经历了古代的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等三个阶段。
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著作《理念论》中，但是“辩证法”作为一种谈话或辩论时揭露和克服对方议论中的矛盾以取得胜利的艺术，还有更早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爱利亚派的芝诺称之为“辩证法的创立者”。在苏格拉底看来，辩证法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而智者派则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据理论证的艺术而广泛运用，至于亚里士多德本人除了在“研究实体的属性”、“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等含义上使用辩证法之外，还把它视作概念思维的逻辑方法，这使得“辩证法”其后常在逻辑学的'意义上被使用。
在漫长的中世纪，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一些经院哲学家把荒唐无稽的提问，空洞烦琐的考证，千篇一律的公式证明等也称之为“辩证法”，辩证法被糟蹋得声名狼藉。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所显示的辩证性质为德国古典哲学家对辩证法的探讨提供了条件，康德之后，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赋予了辩证法以新的含义，即辩证法不只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是一种宇宙观。他说：“无论知性如何常常竭力去反对辩证法，我们却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遍经验里的法则。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特殊领域和特殊形态，也莫不受辩证法的支配。”（《小逻辑》，第179页）黑格尔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在宇宙观意义上使用“辩证法”概念的人，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是头脚倒置的，他讲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客观的辩证法，最终，其辩证法的生机被过分茂密的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概括革命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使辩证法在历史发展中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科学的形态，成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成为由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基本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诸项范畴按其内在联系而组成的开放性的科学体系，为人们不断探索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规律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
辩证法，一作“辨证法”，二者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出了中西方在文化、心理上的不同情趣：前者很容易让人回想起辩论、清谈、找对方毛并对立斗争的辩证法原意，更西方化一些；后者来自中医辩证论治，有分辨、认识事实、反馈回去、协调平衡之意，似乎更符合辩证法的精神，更中国化一些。
二、形而上学的来龙去脉
[1][2]
经学的演变过程篇八
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共中央提出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进行研讨的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学革新基本上是循着两个方向展开的，即，一是通过扩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源泉的内涵和外延，用以诠释实践和理论上出现的新做法、新观点，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体系进行创新；二是抛开“劳动价值论”，要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要素论为依据来建立中国经济学新的理论体系。本文拟循经济学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通过对上述两个方向比对、评论和反思，提出笔者对将来我国经济学革新方向的设想，以参与研讨和争鸣。一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科学，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无不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反应在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在奴隶制的希腊和罗马萌发产生的。古代的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组成的，它有两种用途：一是供人使用；二是用来交换，而在交换中，两种不同效用的商品之间必定存在使它们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证明这种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需要支出人的筋肉力量和脑力的劳动，而错误地认为是货币，而他们所认识的货币，也不是凝结有淘金人抽象劳动的，历史的、稳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只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使商品得以相互衡量比较的工具。因此，在有意无意之中，实际上就把两种商品交换时的均等关系归结为由货币的效用引起的。
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经院思想家，包括被奉为“神学泰斗”的托·阿奎那，虽然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商品相交换，其中必有使两者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这一思想时，正确地认识到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能力，但是，他们从维护僧侣和封建主世俗利益出发，又转而认为在实际的交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参与者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而且是神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地位，进而说明封建等级制在封建社会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也是一种效用决定观。
如果说古代思想家实际上不存在价值的概念，他们的效用决定观只是对交换价值而言的，那么，从萨伊开始，西方经济学则接过古人的效用决定观，并把它发展成价值论，以此来对抗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马克思批判、提炼而成的劳动价值论，为夺取政权后急于把矛头指向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效力。萨伊的效用价值论用萨伊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而生产有效用的商品，除了劳动外，还需要资本和自然。这样一来，就使政治经济学能说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的不对抗性，就能防止人民铤而走险。
“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把商品的价值决定建立在人对商品效用的心理评价上，所以，他们的效用价值论，即所谓的边际价值论，是主观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把人对商品效用的评价作为价值的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就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财富是做工的人创造的，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拥有的社会财富，其绝大部分是靠对雇佣工人的掠夺和欺诈得来的。
由上，对经济学两千多年发展沿革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经济学作为一门有鲜明伦理评判指向的社会科学，其发展、演变固然受科技力量决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其发展的轨迹却始终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伦理判断取向的规范，这种规范则突出表现在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的价值论的争论、取舍上，而两千多年来，围绕价值论的争论和取舍又集中在劳动价值论和形形色色的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阶级性和学术上的“伪”“实”性以及运行上的实践性的争辩上。因此，在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大经济时刻，革新我国传统经济学，使其既能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以指导我国经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又能体现我国社会制度本质要求，体现创造世界的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就必须从构建科学的、符合我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价值论入手，而要这样做，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比和反思，深化对从经济学朦胧产生起一直左右其演变的这两大基本价值论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理论和实际中起支配作用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出现时关于“劳动创造世界”这一朴素的唯物观念在价值论上的升华。它指出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者的条件下，使人们得以平等的交换各自所得而又具有客观性实体的依据只能是从自然取得供社会享用的物质产品时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量，即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量，因而，其无愧是为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利益呐喊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建国后的长时期内，在理论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坚持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时，人们对于物质的认识尚停留在物理学的“分子理论”的层面上，即停留在可见物的层面上。因此，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经济论著中，价值是活劳动这一实体对象化，即凝结到物质产品中去的结果。物质产品是可见的，劳动在其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借助于以（可见的）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可见的）劳动对象，经过加工、改造、制作，生产出具有一定的物理、化学、几何属性的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可见产品的过程。至于服务、策划、管理等明显需要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对日常生活还是生产都有效用的劳动，由于其产生的效用不具有物质上的可见性，或者说，产生这种效用的劳动没有可见的物质使其凝结，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些劳动按“物质是可见的”、“价值的实体必须是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脑力和体力的凝结”、“生产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作用于物质资料，改变其物理、化学、几何属性以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等理念，分别归结为纯粹为实现价值的形态变化而进行的、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劳动，“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的生产性劳动。应该说，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和论述在可见物质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中是能把他的“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从而是合理而有说服力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没有可见的物质作为实体支撑的效用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例如，人的心理活动和状态等，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效果和作用，而用马克思的对可见物质生产领域考察而形成的“劳动价值论”很难做出不无矛盾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或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本等并列起来，形成了所谓多要素决定论的基本理念。和马克思学说几乎同时产生而在19世纪末以所谓“边际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中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效用价值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萌生出主张使用价值决定价值、供求决定价值、机器设备创造价值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和思潮，其产生的原因也是鉴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社会经济现实时所面临的上述困境，因而在本质上是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种仿效。因此，在未来的我国经济学的革新中，简单地以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资产阶级性来加以否定是不够的，更应通过对其学术上的“伪”“实”性和运用上的实践性的批判，为进而构建既具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又能在超出可见物质领域之外具有科学说服力的价值论奠定基础。三
应该承认，19世纪中、后期西方有那么多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流派企图取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开始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又有人试图仿效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相比确实具有以下实际存在的优势，从而构成其所谓的“实”，则是其中一个不争的实际原因。
其一，效用价值论，即使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产生时，虽然“粒子物理学”尚未产生，人们尚不了解“点粒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点粒子”是不可见的，物质的80%左右是由不可见的所谓“暗物质”构成的道理，但却在无意中进入了对效用，包括由人的心理感受等引起的没有可见物质作为实体的效用的考察（以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可见的物质实体，不等于不存在物质实体，可能是由“暗物质”构成其实体罢了）。这就使效用价值论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范围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宽，而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恰好证明建立在“分子理论”上所认识的可见物质只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小部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确实有没有可见物质实体的由人的劳动产生的效用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实”，却成了效用价值论的一种理论优势，因为这比只考察可见物质领域的劳动价值论更符合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的实际，同时也似乎使劳动价值论无法完美解释的问题有了答案。这应该是现在不少人热衷于效用价值论的原因之一。
其二，效用价值论者，尤其是数理经济学派大量运用高等数学来表达其价值理论，发展到以马歇乐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数学方法则被广泛地用来说明经济理论。这应该是效用价值论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实”，或者是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叙述方法相比表现出来的另一种优势。
其三，效用价值论者为了走出后面要论述到的其在价值论推理过程中的矛盾和混乱，每每以财富的生产来混同或取代价值的生产。这对于那些淡漠经济的伦理性，一味追求财富增长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最乐于接受，也是最现成的理论支柱。这就使本来是效用价值论的以“伪”证“实”的不高明的手段，却产生了使效用价值论得以更快传播、扩散的一种优势。
但是，效用价值论要去除经济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社会科学的阶级性、社会性，本身就是科学上的“伪”，而要以这种不容置疑的“伪”来论证效用决定价值是“实”，就使效用价值论的整个推理论证过程充满矛盾和混乱，到处面临不能自拔的困境。
作为一种价值理论，其所阐述的价值概念必须同时具备社会性、历史性、客观性、可计量性及变动的规律性，而五性同存又首当其冲地表现在其所阐发的价值实体上。效用价值论把效用作为价值实体，而作为价值实体的效用，如果是客观效用价值论所指的物品的有用性，那么，作为由物的物理、化学、几何等性质产生的效用是客观存在，但却是自然界的'物、劳动产品和商品所共有的，因而抹杀了作为商品的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同时，不同物的效用是各不相同的，即不可能有同一而无差别的质，根据数学常识，则是无法计量的，从而也就不存在变动规律性；如果价值实体如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是人对物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是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但是这种评价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动的，是依人的主观感觉为转移的，因而也就不具有同质实体的同一无差别的客观性，同样不能满足五性同存的条件。
效用价值论者从一开始就发觉了他们在价值实体上面临的困境，因而就在推理中采用循环论证、混淆概念、臆造条件等方法，以求自圆其说。
客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价值就是物品的效用，而效用的创造不仅需要劳动，还需要资本和土地。使用劳动要支付工资，使用资本要支付利息，动用土地则需支付地租。因此，工资、利息、地租就是生产效用，即生产价值的费用。价值就由这些费用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上述推理是典型的循环考证，根本无法走出其在价值实体的论证上所面临的困境。因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那么，这三者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呢？根据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显然只能说由劳动、资本、土地的效用决定，而要得到这些效用，必须要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要得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又需要劳动、资本和土地，要得到劳动就要支付工资，动用资本和土地则需支付利息和地租。于是，决定价值实体的工资、利息、地租又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想以生产费用论走出价值实体的非同质性和不可计量的困境，却因为循环论证而只能在原地踏步。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则是：财货的价值是由其能使人得喜悦和愉快，免除痛苦的效用决定。而人对由财货带来的喜悦感的大小强弱，则是财货的稀少性决定的。为了给人以直观的感觉，边际效用论的开山鼻祖戈森，奥地利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人还以依次递减的数列来表示用每个单位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或享受的感受程度，以为这样就可以走出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规定的价值实体因非同一性而无法计量的困境。其实不然。因为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本身正是人们花费劳动去生产这些财货的原因，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要害正在于要使价值和劳动彻底脱钩，因而不管主观效用价值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用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来证明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感觉和评价就是价值实体的。首先，按他们的解释，有用性和稀少性决定物的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就是价值实体，那么，当人们问到那些对人有用而大自然可以无限供给的物品的价值决定，就无言以对了；其次，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财货，指的只是生活消费品，当人们问起生产资料的价值时，他们的回答是由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所耗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而这些生活资料又是动用生产资料才生产出来的。由此，主观效用价值论也陷入了无限循环推理的泥坑。
值本身了。所以，应该反过来说，是商品价值的变化，引起价格变化，进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其三，用供求关系来说明价值实际就是价值的流通决定论。离开生产领域而讲价值由流通领域的竞争和供求变动决定，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为掩盖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榨取而故意用一般的买卖关系来解释价值；另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的矛盾和混乱使效用价值论者不惜到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学说中去寻找出路。西方经济学在今天之所以面临无法摆脱的危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价值论的虚设应该是其中重要性的、基础性的原因。
四
由上，通过对两千多年来一直左右着经济学演变的两大基本价值理论的考察可以得出由以下两点构成的结论：
其一，要适应我国由封闭的计划经济进入开放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对经济学进行革新，用简单的扩展马克思在考察可见物质领域形成的价值实体的内涵和外延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在科学，从而人们的认识力和社会实践都已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无视暗物质的存在，无视在高科技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运用不可见的劳动工具和手段（如点粒子震动的各类各种波段等）作用于同样不可见的由暗物质构成的劳动对象，无视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产品（如信息、服务、管理等等），或者仅仅套用在可见物质生产领域中现成的分析方法和观念，而不对暗物质生产做出符合其规律性的、科学的说明，并纳入价值论和以此展开的经济学中，则使为劳动者利益呐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只涉及物质生产领域的一小部分（科学证明，物质存在的形式80%以上是暗物质）而不完整，从而无法科学地解释高科技、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现实，更无从进而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由此而挫伤从事暗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应有的综合国力的提升。
其二，同样，仅仅因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财富生产”来取代“价值生产”就以为据此就可以推动我国国力的提升，认为只有借助数学方法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在无意中涉及到了对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分析，就以为它是最贴近科学和社会实际的、能全方位（包括可见物质和暗物质）揭示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规律性的经济学，因而要仿效西方经济学来实现我国经济学的变革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
首先，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尽管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一针见血地批评的那样，如果数学方法能真的解决经济问题，那我们有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又有尖端的大型计算机，一切经济问题都将被精确地解决，世界将变得十分安定，可惜世界的现实经济问题却是大堆存在。所以，布坎南主张，经济研究还是要靠观察、积累和语言文字的论证。
其次，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经济和世界接轨，反映和指导经济活动的经济学自然也应和经济学的国际主流学派接轨。但是，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对18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各主要流派斗争、演变过程的考证，被称之为正统的、主流的新古典学派，尤其是其中的边际效用学派因存在缺乏对经济和政治关系整体性的理解、缺乏对社会变迁和转型中特征的联系，把资本取得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宰地位看成自然的而非历史的使然，所关心的仅仅是人们在资本、劳动、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中由偏好表达出来的需求和对其做出的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从而存在失却伦理判断性和实践性等弊端，正受到各种规范经济学、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而逐渐失去其正统和主流地位。
总之，未来我国经济学的革新的方向应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正视和承认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现实，按照“暗物质”生产领域的特点和规律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把它贯穿于经济学的始终。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取自然科学之有用成果，对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消费品、服务等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探求其可辨别、可测量的选择范围的做法，在传统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增加定量分析的内容，建立既有符合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伦理规范性，又对市场中各个要素及其发生作用的各个角度和层面具有认识力的，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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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m].成都：西南财经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