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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论文字
摘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35年来，在改革开放引领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到多方面的既得利益，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开放。
关键词：改革开放;考验;决心。
改革开放考验是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与进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截止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成就，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入列;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1)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已由过去的比较单一向多元复杂转变。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地方社会治安不容乐观，中等收入陷阱亟待规避，社会不良心理和倾向令人担忧……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严峻的挑战。
(2)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出现了深刻的调整。人们的社会心理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预期较低向对改革发展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明显增强转变，就业、教育等问题成为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关注的焦点，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难度加大。如何在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而且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基础的稳固。
(3)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趋增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同时，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新思想和与此不相适应的各种思想观念并存;一些“非主流”的思想意识阻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步伐;西方国家鼓吹的“民主化”、“自由化”仍有市场。因此，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成为解决问题的难点和焦点。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触及到多方面的既得利益，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改革开放。党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党的结束不久，就来到广东，接连视察了深圳、珠海、广州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重温改革开放之路，***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宣示了我们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1]报告文件起草组：《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
[2]顾亚奇：《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信出版社，2008.
改革开放的论文
4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4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现在社会在提倡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和谐凸显出了社会的发展，和谐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和谐更表明了时代的特性，开放与开明。纵观世界，放眼国内，无处不体现这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变。工业、农业、交通、国防、教育、人民生活，衣、食、住、行处处展现迷人的风彩，让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当代中国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抉择，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系统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发展，使社会系统在协同变化探索中形成了新的有序结构。而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它是在遵循一定的系统变化条件而形成的科学的系统结构，从而促进了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本文拟用系统论视角探寻改革开放的科学合理性与实质精髓。
关键词：系统论整体性目的性开放性改革开放。
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具体运用，是研究客观现实系统共同的特征、本质、原理和规律的科学。它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研究事物，成为各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基础，并提供了新思维、新方法。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单方面的改革都很难获得成功，所以系统的分析和看待改革开放。
一、改革是个立足整体，统观全局的系统工程。
整体性是系统思想的核心，系统科学就是关于系统整体性的科学。整体性思想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以系统方式而存在着的，而系统又是由多种要素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对于社会系统来说，系统整体效应的产生，既取决于系统自身的客观条件，又依赖于人的主观运筹水平，我们必须把客体看作是一个以系统方式存在由若干要素有机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并将整体性观点和要求自始至终地贯彻于认识和改造客体的全过程。
改革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设计和实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作是一个由各个部分、各个环节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改革系统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把中国的改革看成一个由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他立足整体，统观全局，从系统整体目标最优出发，去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我国改革要想获得成功，首要问题也是农民问题。邓小平说：“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不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其次，农村与城市相比，不像城市人口构成复杂、行业门类差别甚大，而且农村经济结构、经济关系都相对比较单一，管理方式以及劳动方式都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也比较容易成功。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先把80%的人口积极性调动起来。只要农村改革成功，稳定发展，城市改革就有了支撑基地。
古人云：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此，每一项改革何时出台，改革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从整体出发，统观全局。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抓住它的重要性而不注意它在整体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会顾此失彼，引发出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
二、改革方针、政策的制定始终是为了达到系统目标而不断进行完善的。
所谓目的性，是指系统在一定的环境下，必须具有达到最终状态的特性，它贯穿于系统发展的全过程，并集中体现了系统发展的总倾向和趋势。一般而言，系统的目的性与整体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干要素的集合，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可以讲，没有目的就没有要素的集合。因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首先必须确定系统应该达到的目的，以明确系统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最终状态，以便依据这个最终状态来研究系统的现状与发展。其次，实行反馈调节，使系统的发展顺利导向目的。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如不能推进发展便是失败。发展就必须不断打破旧的平衡与稳定，而达到发展的有序，自然界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都必有一个基本的物质的、时间的或空间的有序化与之相适应，人类社会每发展到一个里程碑，也必有一些制度的、结构的变革与之相对应。系统的改革和系统的目的相互依存并可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目的制约着改革，改革突破目的，改革又会引起新的目的。
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把农村作为突破口，大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都是把推动全国发展作为总方针，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方式作为总目标的。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我国又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现些差错。”所以“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决定在广州、福建两省试办特区。文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区，凡属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首先在特区进行实验和实施，使其先行一步，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为全国的改革进行一系列的超前试验，探索路子，积累经验，在取得实验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不管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虽然手法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根本目的是不变的，并且一切方针路线的提出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
系统的开放性原理指的是，系统具有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性质和功能，系统向外界环境开放是系统得以向上发展的前提，也是系统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一个国家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能离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只有在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中才能加速自身的发展。如果脱离国际环境孤立、封闭起来，“就会失去人类文明的滋养，失去世界的支持和帮助，失去正确的方向，必然误入歧途并陷入长期落后的可悲境地。”所以，邓小平强调，“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
系统离不开环境，只有不断同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与交换，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系统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环境选择系统并改造系统，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由此维持着系统的存在，推动着系统的发展。正因为环境影响着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所以“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以及实施始终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置身于所处的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
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从一国范围向世界范围扩展，从封闭到开放，有彼此隔离到相互依赖，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时一个开放的世界。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的扩大，经济“全球化”趋势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局面。面对这种趋势，任何国家都不能画地为牢、自我孤立，而必须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性的普遍经济交往联系在一起，积极利用这种联系为本国的发展服务，在开放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更适合自身的开放。
回顾历史，中国在经历了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后，长期处于落后停滞的状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上我们自己的失误，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封闭状态，使我们同发达国家一度缩小的差距在20世纪60年代又拉大了。因此，我们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坚定不移的实行对外开放。
我国当前要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要全面实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借助外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首先，建设资金不足是我过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必须想方设法利用国际市场的资金；其次，技术管理落后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障碍，必须积极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借鉴和吸引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再次，我国人口众多，解决就业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必须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此外，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置身于国际竞争的舞台，才有利于我国正视世界，正视自己，发现差距，从而激励民族的进取心和创造意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李锐锋，徐志坚。邓小平理论中的系统思想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4]彭超宇，李伯川。从系统论看改革开放的合理性[j]。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理论专辑。
[5]乌杰。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整体发展[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改革开放的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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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论文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围绕改革开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认真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重要论述，对于确保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把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早在2012年12月31日，***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并提出5点意见：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到海南等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时，***总书记总结了“五个充分证明”，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是改革的主体等。2018年10月，***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并强调，总结好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40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而且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动力。这些重要经验总结，主要围绕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改革开放方法论、党的领导、人民首创精神等展开，构成了指导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严密逻辑体系。
坚持正确方向和道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在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代中国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改革开放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推进的，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在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关键时候、重要场合要敢于亮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仅是过去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基本遵循。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和力量源泉。***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我们应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断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智慧力量。
坚持科学有效的方法。
科学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
***总书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的论述，不仅涉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而且涉及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不仅注重改革实践中的大胆试验、大胆突破，而且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仅坚持以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开放，而且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开放;不仅包括创办经济特区，而且包括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强调处理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关系，而且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此外，诸如“打铁还需自身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功成不必在我”“钉钉子的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等一系列既形象生动又铿锵有力的措辞，也构成了***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论述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他一贯强调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证明了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开放方方面面。为此，要着力提高党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自觉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着力提高谋大局的能力和定力，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提高定政策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改革开放的论文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完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将更加多的注意力加在精神文明的富足之上。在这种历史条件的催促下，我国的艺术设计渐渐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有了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艺术设计思想的解放、艺术设计理论的丰富、艺术设计理论领域的扩大、艺术设计的创新精神不断树立上。这一切的活跃表现使得我国艺术设计空前繁荣，学科的规模和规格不断提高，学生人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艺术生的水平也在不断的上升，为我国的设计事业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1]。同西方相比，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历史非常短暂，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使得西方的艺术设计很难融入到中国，而中国的艺术设计理论也很难得到西方艺术设计中的地位。因此，我国可以发展的潜力非常的大，艺术设计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着我们去探寻。总结艺术设计的过程、理论特征及其观念的认识，完善我国艺术设计体系特征，为理论研究和应用领域提供新的道路和方向正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新的设计理想的实现首先在于对现实的反思，只有反思才能痛定思痛，调整寻求的目标”[2]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显成绩,技术与科技的创新发展使得艺术设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方方面面都已经和艺术设计融为一体，艺术设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无知的需求，为了一目的时刻的服务人民大众。人民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舒适和便利了，但量的丰富不代表制得丰富[3]，技术是不断的提高。可是人们一味的寻求技术的提高，而忽视了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人性而不是技术。个性能被这样慢慢的埋没，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艺术内涵不断的发展和传承。艺术是我们永远执着的追求，寻求艺术精神在现在设计上的体现是我们的目标。通过艺术设计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设计出现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平庸之作，对于西方艺术语言的复制和模仿不断的出现，导致这种“重复”对我国的设计发展毫无意义。多数人打着“全球化”的口号对西方设计进行模仿，把自身拥有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优势抛开脑后，生硬的设计一些国际化的东西。艺术需要站在自己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上出发，发掘自身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立于特别之处寻找个性。在全球化的大流之下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设计者们创造源泉在自身的时代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接受和转化设计源泉的能力。全球化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交流资源信息，在结合世界文化同时融入自身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个性因素，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这就是对的发展。21世纪的主流是绿色设计。绿色设计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全球出现的大规模污染影响已经让人类心存胆怯，对于绿色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结合的一个设计问题，让这些因素和谐结合在一起，让人考虑绿色环保的问题同时贯彻绿色体系，在生产、包装、材料和设计上都考虑到绿色环保。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因为在一起生产发展的同时消耗和破坏了很多赖以身存的资源，要为设计的责任和作用考虑。摆脱掉无限制的消耗，走绿色设计体系。这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考虑，而是从设计的根源人的角度，不局限在设计形象和功能上，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改变，改变人们之前错误的消费观念。以绿色保护环境为目标，传递正能量。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新时代的需要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贯彻这一历史革命使命，更加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本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艺术设计当中去，以独特的民族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把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东西变成一种特色，一直是我们的理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际竞争中磨灭掉自己的特征是不明智的，是短见的。从文化上看特色和个性是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点，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重心和文化特色会存在很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还需要一个理性的思维和胸怀，把自身的个性较好审视，将本土和世界的东西相互结合，将达到新的提高和转变。
我国的艺术设计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我们去摸索，我们之前从未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在坚持民族性、地方性和个性的同时遵循全球化的大时代发展趋势，把独特的文化内涵资源和全球化共享资源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设计体系。与此同时计算机对于艺术设计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艺术设计的发展于计算机的技术息息相关，艺术设计必须吸收其他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发展自己，从而更好的达到服务人民大众的宗旨。数字图像技术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和设计技术上的革新，引发了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的改变，灵活运用电脑技术才能为艺术设计带来显著的设计效果，才能完成赋予艺术设计的使命。电脑对于艺术设计的'工具有非常的快捷和便利，给设计者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使设计者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制作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同时电脑效果带来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科学效果，为艺术设计的创新思路提供了非常卓越的好处，这一场对于艺术设计的革命，技术与艺术的辉煌合作成果。但是就当下来说，在我们对于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窃喜的时候，弊端也渐渐的显现出来了。由于电脑给于艺术设计带来的便利使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广泛性和群众性，大多人认为掌握了电脑技术就可以完成艺术设计了的错误观点。技术只是辅助设计者作图的工具。有些人过于看重利益的效果，而追求商业上的效果，艺术设计变得越来越生硬、缺乏美感或者是单调面目雷同，这就是缺乏艺术修养和艺术语言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运用成熟的电脑技术帮助我们完成艺术设计，灵活运用艺术设计中应该拥有的视觉艺术美感和视觉艺术语言来传达设计表达的东西。电脑只是一个手段和工具，视觉艺术语言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艺术真谛而非电脑技术。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修养的高度，从基本的手稿就开始不断完善自己，不能从设计的开始就完全依赖电脑，笔杆才是我们设计的灵魂，我们永远是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电脑操作者。现代艺术设计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国的艺术设计道路才经历了很多的时间考验，全面总结中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现状和趋势还需要大量的参考来继续思考。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还是一个年轻的产业。21世纪应该怎么走，在世界浪潮中走出中国风是我们年轻一代艺术设计者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携手共进，跟进时代的步伐，顺应社会需要的脚步，为中国艺术设计走向世界而共同努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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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论文
摘要：本文主题是论述改革开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第一，改革开放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第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途径；第三，改革开放注重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活力，全面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从1978年十一届三种全会开始，改革开放谱写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革实践顶住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穷困面貌，使社会主义理念放射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更加坚定我们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信心。
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思想解放的革命，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回顾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用实践去丰富、发展理论，而是用理论来剪裁现实。因而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我们的实践越来越脱离了世界发展潮流。
粉碎“_”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过去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反思后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横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了出来，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最大的收获，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邓小平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以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指示了方向，使社会主义的实践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伟大探索。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课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设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更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从根本上解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束缚。因而党的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找到了突破口。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近10%的奇迹，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实践释放了经济活力，因而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后提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因此，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他提出坚定不移地搞对外开放，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政策。在他的推动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多种形式向世界开放，特别是本世纪初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对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是改革开放，完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探索，引导中国经济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
当我们在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时，不难认识到，除了经济上没能建立起有效的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外，最大的败笔就是发生了““””。这场浩劫充分暴露了我们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首先是人治重于法治。以党代法、以言代法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主要原因。
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存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问题，他指出：“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作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首先是法制问题，即领导制度中缺乏法律规范，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不是办事有法律根据而是随心所欲。因此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这场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加强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使这场制度创新的变革更具有十分长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史论文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石，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研读相关论文，深入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我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篇论文中，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叙述：改革开放的背景，改革开放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挑战，改革开放的启示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
首先，改革开放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面临了许多深刻的问题。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秩序动荡，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为社会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改革开放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中国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并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其次，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成就。通过引进外资、开放市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中国的经济快速崛起，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还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传承等方面。
然而，改革开放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经济增速放缓、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问题成为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发展的阻力。这些挑战提醒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需要寻找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只有解决了这些挑战，才能够确保改革开放取得更加可持续的成果。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首先，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其次，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开放的心态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再次，改革开放告诉我们，只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这些启示将指导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不断前进。
最后，对于未来，我充满信心。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过了漫长的一段历程，但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未来，我相信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同时，我也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推动全球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研读改革开放史论文，我对改革开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我相信，随着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的论文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拓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它的成功开拓和不断发展，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壮丽画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推动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改革开放也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合作、开放融通、改革创新的本质特征和强大活力。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现在进行回顾，仍然感到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这个风险值得去冒。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被吞掉，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开放大门打开后被腐蚀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会不会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根本颠覆?这些担心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我们战胜了这些疑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今天更值得去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这些风险，成功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之所以是正确的抉择，就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探索。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一是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被动开放，其结果必定是亡党亡国的全盘西化;另一条路是固守现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潮流抛弃，最终如毛泽东所说，被“开除球籍”。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始终跟踪世界潮流，回应时代主题，追寻历史节拍，有着坚定正确的大方向;二是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尤其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改革开放;三是实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渐进式改革，把“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建立大胆试、大胆闯和及时总结评价的试验方式及纠错机制等。
改革开放史论文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日，我读了一本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论文，深受启发。通过阅读这本论文，我对改革开放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此将我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
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陷入了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而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带来了外部世界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需求。中国通过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渐崭露头角并逐步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引进外资和开放市场，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实现了对外开放的目标。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其次，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和改变生活的机会。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大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贫困中走出，实现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改革开放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由以前口袋空空变得人人有余。同时，改革开放也让城市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满足，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中国人民由此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也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心。
第三，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一场革命，更是中国整个社会体制的重塑。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体制，使得供求关系的调节力量更加灵活和有效。改革开放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引入了竞争机制，增加了市场竞争力。同时，改革开放也使得私营企业的发展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使得市场经济的活力得以充分释放。改革开放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推进了民主与法治的建设。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逐步朝着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多样化。
第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问题和挑战。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也伴随了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问题。而改革开放也带来了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加剧，使得贫富差距扩大。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导致改革进展缓慢或遇到阻碍。同时，改革开放本身也需要不断的调整和改进，以适应不同时期的发展需求。对于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坦诚面对，并寻找合理有效的解决途径，使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加稳健。
最后，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担当。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以身为中国人为骄傲，并对中国发展的未来负责任。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才能够使中国实现更加全面、更加持久的发展。我们应当珍惜得来不易的发展机遇，继续推动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通过阅读这本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论文，我对改革开放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不仅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对整个社会体制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远的改变。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推动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为中国的繁荣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改革开放的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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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学生的留学状况和和留学意向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本项目研究前期，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江苏三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当代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留学意愿很高，大多来源于对于出国留学较高的价值判断、美好的憧憬、父母的愿景、盲目的从众心理以及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其意向也表现出盲目跟风、忧虑不安、过度依赖等问题.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按照年代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三个阶段，我国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伴随留学背景及留学现象的变化，也呈现出变迁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对文献法和访谈法两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来源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出国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期刊和报道等.深度访谈主要是应用于对于前两个阶段大学生留学意向的研究.研究选取了五位访谈对象，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一位是80年代出国留学、两位是90年代有过留学经历，一位21世纪的海外留学生，以及一位准备出国留学的在校大学生.访谈在征得被访者同意之后，全程录音.每次访谈之后，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此外，结合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21世纪当代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研究结果，整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中，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化脉络.
2.1第一阶段：
“初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工作逐渐恢复，在“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留学生在人数方面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自从一九七八年扩大派出留学人员以来，截止到1982年1月共派出留学人员七千多人.80年代初，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公费派出，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他们以外出留学和出国考察形式学习先进知识，增长见识，之后回国效力，但是这部分群体数量很少，分布也较为集中，多集中在沿海及发达城市的知名高校，专业分布也以理工科为主.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的占80%以上；学习和研究语言的占16%，学习社会科学的只占4%.随着对外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留学热潮.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5300名在读研究生中，至少65%已经向国外有关单位联系或报考toefl；1985年一至十月份，自费公派出国研究生141人，占1985年研究生录取总数的8%.但伴随着也萌生出出国留学优于国内学习、“出国是好样的”等观念.[2]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开始兴起，但人数很少，大众层面的留学还没有大范围普及，个人自费留学也处在“睁眼看世界”的阶段，多数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增长新阅历，以学习外国的语言等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留学还不流行，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人数都很少，我在工作期间突然就萌生了想去国外看看的想法，并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想增长一些见识，多一种经历，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顺利通过了复旦大学语言班的考核，成功申请了德国科隆大学，但是当时留学没有语言基础，在国外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顺便见识一下国外的基础设施水平.（受访者唐先生，80年代出国，德国科隆大学）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甚至当时社会上排外的心理还普遍存在，敢于大胆走出国门的人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此外，长期的隔阂下，国人根本不知国外整体是什么情况，更不了解国外教育情况.对他们而言，出国的意义远大于留学.
2.2第二阶段：
“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规划了“八五”期间和1991-2000十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国家人事部加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努力拓宽留学人员为国家服务的渠道.加之80年代出国留学精英的回归，民众对国外具体情况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许多错误、偏激的观念也逐渐被纠正.许多年轻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立志走出国门“师夷长技”，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外相对较好的学习科研条件、先进的教育设备及学术自由的学习氛围、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对自身专业宽松的择业范围都成为年轻人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出国留学人数进一步增长.自己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去学习国外的真东西，因为对机械制造这个行业来讲，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都无法为相关行业的科研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日本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机械制造行业享誉世界，那个年代的留学就是为了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家，为国家工业的振兴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自己是这样，身边很多人也是这样.（受访者钟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日本工业大学）90年代，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一些新兴行业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国内教育内容相对传统，水平相对滞后，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国外管理学术界则百家争鸣，先进的管理理论遍地开花.
另外90年代，海外的一些院校也开始放宽了对中国考学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加上想要改变自己的强烈主观愿望，便选择了商科在上业界排名首位的哈佛商学院去学习.（受访者钱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哈佛商学院）90年代，自费留学已经屡见不鲜，留学无论从规模还是区域范围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数的增加是最直观的的表现，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表现得日趋强烈.其次就表现在区域的扩展，留学人员的分布不再仅仅局限于沿海及发达城市，全国各个省、市，无论知名高校或是普通高校均有分布，专业也从以理工科为主变得更为多元化，金融、工商管理、会计、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均有涉及.随着留学活动、留学形式和留学人员群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的先锋.但同时，面对国外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国外月亮圆”的思想也渐渐萌发，“学成是否归国”成为了许多留学人员考虑的问题，国家面临大规模“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效力，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据统计，截止1996年回国留学人员(主体是公派)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30%.[4]留学生的回归问题也成为了90年代热议的焦点.针对这个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993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鼓励留学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留学政策的转变推动了留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普通大学生中间开始了新一轮“留学热”.
2.3第三阶段：
多元化2000年以后，国内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井喷式”爆发.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5]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要求大量高水平人才的迅速成长，然而国内教育水平尚不能满足国家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中国的教育能力与国际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教育体系也屡遭诟病，随着留学机制的成熟和留学中介的发展，加上英语的普及和教育全球化的推动，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改变着留学的年龄结构.留学是一种深造方式，因为向往国外高精尖的技术水平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各行各业显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国内外差距仍然很大，企业和高校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国内现状却是小企业众多，知名大企业很少；高校众多，能够出科研成果的很少.
许多人都选择国外高校，确实是有现实的需求存在，当然也有镀金的心理因素，毕竟国内外的差距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受访者冯先生，2003年出国，日本上智大学）目前就读于东南大学法学系的陈同学则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拥有了‘海归’光环在很多时候更能在同等水平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在工作单位和工资待遇方面也会比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好一些.如果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话，职场这条路可能会走的更加顺利.（受访者陈同学，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强烈的出国留学意向，其中自费留学成为了主力军.留学目的也从学习技术，报效国家变得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实现职业理想、获得成就认可、对国外环境和生活的向往、受外界环境和人员影响、家庭的期盼和父母的决定、为找好工作积累“资本”等都成为了许多年轻人选择国外留学的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化竞争，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商科也成为21世纪后留学的热门学科.因此，商科曾一度成为21世纪留学的热门专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迅猛发展，多数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归”在就业市场也备受热捧，导致国内留学一度火热.近年来留学人数日趋稳定，商科等热门专业也逐步降温，热度背后，我们也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也慢慢在寻求理性的回归，理性地选择和对待留学.
3.1意向的强烈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在留学意向上，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阶段的出国留学者表现出显著地变化和巨大的差异，似近代留学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是精英化的学习路线，选择出国深造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发展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具有留学意向，且意向也越发强烈.从每年增长的留学人数，从出国留学人员的区域和毕业学校的差异，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费方式出国留学等方面都能够看出国留学越来越平民化，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也越来越强烈.
3.2意向多样化。
意向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出国目的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是大胆的、超前的，更多是为了语言的学习和宏观了解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下中西方的差异.90年代以后，出国留学是为了“师夷长技”，学习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然而2000年以来，大学生纷纷都把留学看成一个更好的选择，去国外学习、交流、镀金，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国外的文化和生活，为了提升学术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和拓宽国际视野.留学目的变得多样化，不一而足.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选择方面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例如留学国家和专业的选择.之前发达国家名校和相关顶尖学科是他们的首选，而现在已逐渐打破名校和专业的壁垒.
3.3意向复杂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也从原先的较为单纯，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出国不再是精英的出路，平民化、大众化的出国留学走向，让留学者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留学信念，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也参杂了不少“杂质”.大学生的留学意向变得更为复杂，不少大学生因为盲目的从众心理出国；为了父母的意愿出国；因为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为了所谓的“光环”出国等问题也频频暴露出来.80年代的留学者处在“睁眼看世界”的觉醒阶段，90年代以后，中西方的明显差距，加上国家大格局下“走出去”战略的推动，许多外出留学生主动走出国外“师夷长技”.而在中国实力不可小觑的当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留学生不仅承担着个人的报复、国家建设的责任，且已然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使者.大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也呈现出属于各自阶段的特点和“标签”.梳理改革开放至今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学意向的内外部成因，以便针对问题，为政府留学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指导高校、留学机构、家庭等不同层面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
改革开放史论文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实施使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我在学习过程中深入了解了这一历史事件，并从中得出了一些重要的心得体会。本文将以五段式展开，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个人层面阐述我对改革开放的心得体会。
首先，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注重引进外资和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建立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持，并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随后，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推行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我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脱胎换骨，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和生活品质的大幅提升。
其次，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的实施使得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使得中国政治逐渐向更加开放、民主和法治的方向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加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也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我认为，改革开放为中国政治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文化的变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大大加强，这使得传统文化得到更多的传承和挖掘，同时也吸纳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作为一位年轻人，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年轻一代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年轻人更加关注时尚与流行，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从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多样化。
第四，改革开放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以“铁饭碗”为主导，缺乏创新和灵活性。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行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教育的改革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特长和潜力。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改革，中国培养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最后，改革开放对于个人而言，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我作为一个年轻人，通过改革开放，可以自由选择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和生活方式。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机会，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转变。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将继续探索和发展，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实现更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我们年轻一代而言，我们应当保持进取精神，将自己的力量与中国的发展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改革开放论文范文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主要法宝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与解放思想紧密相伴的，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我们党首先在思想领域内获得巨大解放，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扫除了思想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开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枷锁，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全党思想获得了巨大解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党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摆脱了前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对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又一次巨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正确认识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解决了姓“社”与姓“资”的迷雾，再一次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掀起了解放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摆脱了制度崇拜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还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新的突破口。特别是以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掀起了新一轮以党自身为对象的解放思想的新高潮。其解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三个解放出来”，摆脱了传统的党建模式崇拜和原则束缚，为新的社会条件下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胡锦涛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认为这是我们“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号召全党要坚持解放思想、永不僵化、永不停止；党的十八大也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把“继续解放思想”提高到关系改革开放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再次强调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向前推进，党的思想解放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已成为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新常态。我们要继续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法宝，把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突破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解放思想。
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改革开放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正因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快速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们党强调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经历了由广大农村的率先突破向着城市改革拓展，由几个特区试点向着沿海沿江和内地铺开以致全面展开，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引人注目地放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还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一项重要标准。党的十四大做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又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推进了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后来又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推进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这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上可知，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就是坚持以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的过程，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所坚持和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党纠正过去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的错误认识，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物质利益，提出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提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跨世纪之交，党在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要让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要坚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要牢固树立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只要真诚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党的十八大也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人民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体现了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的过程。
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党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不断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成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课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全党要认真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怎样才能叫善于领导”的问题；提出要按照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坚持不懈抓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出党要解决关于包括党的根本任务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精神文明论、义本质论和基本路线等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纪之交变化了的新情况，提出党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总览全局的能力；提出了如何才能真正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这一时代课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要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号召全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在新的赶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解决了新世纪伟大实践中怎样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的过程，也表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巨大成绩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战略课题的最好解答。
社会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扩大，人民的各项民主政治权益越来越得到切实的保障。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证明，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提出和阐述了创造文明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思想。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党的十三大更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要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要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提出要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也进一步向前推进，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党的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作了高度概括，提出民主要更加健全，确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推进。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的本质要求，要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做到扩大人民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真正理解“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真正实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回顾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党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机制，使基层民主的深度与广度得到切实发展，并使党坚定不移地走向政治文明，这也是改革开放赋予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使命。
改革开放的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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