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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起源的心得体会
生物起源一直是科学界探讨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人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不断深入探索和认识生物起源的奥秘。经过长期的学习和思考，我深深感受到生物起源研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同时也领悟到了科学研究的艰辛和创新的必要性。
生物起源的研究对于理解生命的本质和进化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人类作为生物属于地球上的一种生物，对于我们来说，了解生物起源是探索自身存在意义的重要一环。生物起源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球上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发展，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理论指导。此外，生物起源的研究还与医学、农业等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有可能为疾病治疗、农作物改良等提供科学依据。
生物起源的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课题，需要涉及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首先，生物起源涉及到生命的起源，即如何从无机物演化出有机物，形成细胞。这个过程涉及到大量的化学反应和分子的组合，需要深入研究分子的自组装和自组织的原理。其次，生物起源还需要探讨细胞的起源，即细胞是如何形成的，细胞的机制是如何不断进化进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生物。这些都需要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和进化分子学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因此，生物起源的复杂性需要研究者有广泛的知识背景和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才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生物起源的研究不仅复杂，而且困难重重。首先，生物起源是一个远古的过程，没有亲眼目睹，也没有现成的证据。科学家只能通过回溯法和实验研究来推测和验证生物起源的过程和机制，这需要进行大量的探索和实验。其次，生物起源的过程漫长而缓慢，需要经历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才能逐渐揭示出一点点的真相，进而积累起重要的科学知识。因此，生物起源的研究需要科学家们的耐心和毅力，需要不断地接受挑战和碰壁，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生物起源的研究需要科学家们在实验方法和理论框架上进行创新。首先，科学家们需要设计创新的实验方法和设备，来模拟和再现生物起源的过程，带来新的观察和发现。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原核生物模型和原核生物研究方法，在重要进展上取得了突破。其次，科学家们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和假设，来更好地解释生物起源的机制和演化规律。例如，化学进化论、RNA世界假说等理论为生物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解释。因此，生物起源的研究需要科学家们具备创新能力，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第五段：结语。
通过对生物起源的学习和思考，我认识到生物起源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深刻体会到生物起源研究的艰辛和创新的必要性。希望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能继续坚持不懈地投入到生物起源的研究当中，为我们更好地认识生命提供更多的见解和突破。
生物起源过程论文范文
《物种起源》可谓一部影响人类科学发展进程的绝世经典，早就渴望拜读一番。最后盼到了寒假，使我得以有暇一睹科学巨人留给人类的这本百年巨著的风采。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以丰富的研究资料，严谨的科学论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引人入胜的文笔，向全人类庄严宣告了物种发展的伟大理论——进化论。在此之前，人类有关物种发展的认识一向笼罩在唯心主义宗教统治的阴霾中。人们认为人类以及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神明所创造的，神主导一切!各个物种都是孤立的，其间没有任何亲缘关联。达尔文本是一位基督教信徒，而他由于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宗教中许多违背现实的东西，于是开始怀疑《圣经》是不是真正的真理。达尔文是个极为认真的人，这也是他能抛弃神创论而研究进化论的重要条件。
在那个年代，违背教会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乌云遮不住真理的光芒;黑暗无法阻拦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总有那么一批坚持真理的人，不畏教会等反对组织的压迫，坚持真理，经过几个世纪，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真理最后战胜谬误，人类最后见到了科学的曙光。达尔文就是这样一个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发奋的人。
然而，科学与唯心的斗争是长期的。直到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有的宗教人士才承认了进化论。1996年，在生物进化论日趋深入人心的环境下，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得不改变了教会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态度，教廷不得不抛弃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的信条。
而事实上，如今仍有很多人(主要是一些宗教信徒)否定并驳斥进化论。我不久前还看到一篇文章，文中仍然以神创论否定进化论。
由此，可想而知，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要否定残酷的教会的理论是多么的困难。读此书，让我知道了对待科学必须要认真，对真理，就要百折不挠地坚持。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体现的认真精神同样值得钦佩。当他谈论到一些问题时，由于版面的限制，无法进行再多的论述，虽然书中提到的事例已足以证实他的观点，但他仍告诉读者，他在其他的文章中已有或将有对此问题更深入的论证。我想，对这种问题，能够不敷衍，充分体现了达尔文对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
儒的起源的论文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迹，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记录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起居及从事的社会活动，例如打猎，祭祀，很好地传承了古国文明，可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是夸张的描述，但也可见文字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因此，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年来各家众说纷纭，据《易系辞》、《老子八十》、《庄子胠箧》、《说文解字序》,在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用结绳记事。此后，“太昊,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然后是“仓颉作书”，即有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图画说，原始意象说等，且各说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图画给人的直观感受即是弯弓搭射箭去射，这是显性的信息量；隐性的信息量是该图以直观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联想与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射人，射马，还是射虎，”，这是结绳，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画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态。我认为，图画是作为汉字的主要起源的，结绳，契刻，八卦可认为是次要起源，为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社会，原始记事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方式各施其职，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为帮助记忆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发生和发展,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刻划系统,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刻划系统应在图形系统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形象而要能象,那还需要一段发展过程。”等系列观点的提出和史前刻划符号的发掘极大地震撼了“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首先,从工具性角度出发，刻划，记号，图画等视觉符号形式的存在状态都是以“原始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作为客体，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达工具，都是满足使用主体不同的需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从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来说，远古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简单的，更不带政治色彩——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说，选择结绳，刻划或图画是有相对自由的，虽然有些学者根据汪宁生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的调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划记号”只是一种“随意的刻划记号”的结论,认为它们既“没有社会性”、“本身也没有自我说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传达不了”，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和武断了，图画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认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结绳记号同样也负载着一定的'信息量，远古人类用随意的结绳动作有意识地保存记忆，避免遗忘。我们说“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结绳也是作为原始交际工具在帮助记忆的同时，也作为相互交际往来的凭证，“工具”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这点上足以说明结绳与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结绳起源说可以说是否定结绳记事的这段历史。结绳的方式虽然简单，但足以表达简单的意思，例如记忆与盟约，而且在后代结绳方式亦有遗迹，如朱熹记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结绳记事，并父子相传，林胜邦亦考证过硫球结绳法分指事会意两类，凡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则为指事类；结绳记事也成为后来有些汉字的取象之源，如汉字中的、、等字即取象于结绳，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在声符文字未发生以前，图画文字里只有极少数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图画文字演化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据上所证，象形字与会意也可以在结绳记事上找到一点证据，可见，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前奏和预演，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准备。
契刻是远古人类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的用于帮助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契字做动词，《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由于数目记忆的困难，所以刻木来作为一种信约，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如《管子轻重甲》、《列子说符》、《易林》、《曲礼》等，文字家们对契刻说给予了适当肯定，认为契刻的“约定俗成”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文字，已经带有书写的性质，然而仍不承认它是文字的起源，虽然有人推测汉字的一到八数目字来源于契刻，但不能作为有力证据。我认为，契刻的符号与汉字是相当接近的，服从于交际需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服务于小地区，小范围人们的交际圈，从认知学的角度，远古人类的简单思维已经创造了奇迹。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的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于是借助一定的形式（刻划）来实现，刻划的符号即代表现实中的事物，若我们把远古人类为保存原始记忆的意图叫做“意”的话，通过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图象即刻划的符号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图式，可见远古人类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可能，虽然这些刻划符号并没有语音形式，但无语音并不妨碍小范围的交流，并不影响突破时空限制的记忆，虽然所记忆的内容十分有限，只限于简单的具体的事物，但“约定俗成”的性质和工具的职能足以证明它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重要性，作为次要来源来说，并不过分。
由于各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赞同一种起源说而排斥另一种起源说显得太主观化，还有学者折衷一说，认为结绳和象形汉字之间有个中间环节，即是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阐述思路是结绳主要是用以记数的，实际上结绳是原始的数字形式，先民用这种原始的结绳数字进行占卜，“河图洛书”正是这种原始结绳数字排列而成的数字卦图式，这些图式可以排演出众多的数字卦，不同的数字卦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数字卦粗略地具备了文字的功能，但这些数字卦所代表的内容毕竟让人难以把握，为了更形象准确地记录数字卦所蕴含的内容，掌管卜筮的巫师们才逐步地发明、创造了象形汉字。
实际上，各种起源说法都有其理论基础，然而我要说的是，人们在重视事实考证的同时，忽视了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学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中国古文字时，怀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谓文字成为衡量的标准，裘锡圭认为，语言文字学者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认为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然而实际上，文字的定义却成为探索文字起源的关键。也就是说文字学家对文字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由此导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时的理论基础不同，验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会有各种文字起源说。狭义派的观点是：“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道出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中国的文字是方块汉字，自然，狭义派文字学家以这定义做衡量标准，以古推今，进行严格的一一对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号界限分明，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条件，如不代表语音，只是远古人类随意做的记号，一个个绳结并没有同语言中的语素或词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认为汉字是高级的符号体系，其复杂的构形是不可能从简单的契刻演变而来的。从固有的文字构形来判断史前符号，根据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汉字发生的源头较近，绝大多数文字个体是通过象形的诱导产生的图形式文字，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词之间的联系，很明确地表现了汉字与图画的渊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广义派文字学家在“用来传递信息，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的理论指导下，支持图画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从宏观角度来说，只要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都可以作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证据。根据目前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非常肯定地说图画说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当的说，这是主流观点，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以指示性的图案作叙事型的描绘的“图画文字”在中国尚未发现任何痕迹，而古埃及前王朝时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示的。不能因为甲骨文中象形字数量众多而断定汉字起源于图画，但大部分文字学家如唐兰，裘锡圭还是持肯定意见，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可以像广义派的做法，认为图画说是主要起源，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丰富文字起源说的理论，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但其中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在文字定义做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对文字起源说也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在远古人类时代，结绳，契刻，八卦，图画作为符号形式，依表达者的需要来选择，处于一个较自由选择的阶段。图画符号以其整体的优势（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说的基础,但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把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和发展汉字起源的理论。
【参考文献】。
[1]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3]沈一清．我国古代文字起源初探［j］．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4]冷瑾.小议汉字的起源［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8月。
儒的起源的论文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之一的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儒”的本义是什么？孔子的学说何以称之为“儒学”？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以期准确地把握孔子思想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儒”字（其初文为“需”）在形、声、义三个互为关联的层面上，都有各自的原型和演变系列，下面将分别讨论。
“需（儒）”的形。西周金文有“需”字，其形体上为雨，下为天（“天”和“大”一样，都是人的正面形）。“需”的字形义为人在雨下，当属会意字。不过，该字形表现的真实文化背景是什么仍不太清楚，这一问题将在后面“需（儒）”的义中详加讨论。甲骨文中未见上为雨下为人形的“需”字。根据徐中舒先生的看法，[1]认为“需”的甲骨文形体即大形（人的正面形）周围有三点或四点状。这里首先存在着辨识的问题。由于徐中舒先生认定的“需”的甲骨文，同金文相对照后，两者区别较大，这样，甲骨文中所认定的字形是否真是“需”字？对此，笔者以为尚可存疑。我们认为“需”的字形原型即金文所示的那样上为雨下为人状。即便是像徐中舒先生认定的那样“需”有甲骨文字体，亦为一种简体，且人形周围的三点或四点的原义为雨点义。《说文》所列的篆文“需”，其形体上为雨下为而，篆文下面的“而”为金文下面的“天（人形）”的讹变。由于“需”的本义域的构成有两个义项，[2]一为名词的“儒”义，一为动词等待、需求义，后又发生语音分化，这样便造出“儒”字来（最迟在篆文中已有），分担初文“需”中原有的名词义。“儒”为增形孳乳字，所增加的形符“人”，实际上强化了“需”形下面的人义。
“需（儒）”的声。需，上古音心母侯部。儒，上古音日母侯部。[3]“儒”为“需”的增形孳乳字，并分担了“需”的本义域中的一个义项，然而“需、儒”两者上古音的声母不同，并非同音。其实，“需”这个词的读音在金文中仍保留着两读，既读作心母，又读作日母这一声母的原型泥母。“需”读作泥母，可从“需”的通假用法中得知，如伯公父簠：“用成（盛）米隹稻需（糯）粱。”又《战国策·秦策》：“其健者来使，则王勿听其事；其需（懦）弱者来使，则王必听之。”上引两例中“需”的本字“糯”和“懦”二字皆为泥母字。“需”为何读成两类不同发音部位的声母？对于这一现象，笔者不同意先有sn-之类的复辅音，后分化为二，一为s-（心母），一为n-（泥母）的假设，而是认为该现象是原始汉语就出现的语音历时演变的结果，即“需”有两读，先有n-（泥母），后有s-（心母），演化过程中呈现出声类发音部位的前化。“需（儒）”所在的语音演变类型的演变过程为：原始音泥母经由日母而逐渐演变出心母。[4]“需（儒）”的声母具体演变轨迹可重构为：n（泥母，浊鼻音）nj（腭化）（日母，舌面化）h（清鼻音，为浊鼻音的变体形式）(清鼻音中鼻音失落，还保留和失落鼻音同部位的擦音成分，同时又受到清声h的发音方法的同化作用，所以成为清擦舌面音)s（心母，声类前化）。“需（儒）”的语音由于历时演变产生了两读，又由于“需（儒）”的本义域有二，为了区别起见，泥母字（后为日母字）则写作“儒”，且为名词，心母字则采用原来的写法作“需”，且为动词。
“需（儒）”的义。依照语言意义的发生次序可包括：语言所指的时空中的'事件，即自然-文化意义；音义结合的命名理据，即其音为何可以表达其义，也可反过来问其义为何要有其音；有了文字以后的字形义；典籍中实际语义的梳理。“需（儒）”的产生源于原始的雷神崇拜。有关雷神崇拜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及诸多甲骨文反映了这一原始文化的问题，笔者已有专著论述。[5]简言之，祭祀雷神的原始方式是燎祭，其直接目的在于求雨。“需（儒）”的形义反映的正是祭祀雷神的求雨仪式。
孔子在世时，其学说不显，亦无“儒家”、“儒学”之称。后人称孔子为儒家鼻祖，称其学说为儒学，当指孔子所从事的职业而言，而不像先秦其他学说命名的那样，或以姓命名，如墨子的“墨家”，或以学说中的核心词命名，如老子的“道家”。《论语》中孔子谈得最多的是“礼”和“仁”的问题。从孔子后期生涯整理古代典籍和从事教育工作来看，孔子研究并传播了中国文化精神，而这一精神的最高形式是礼，同时传授以“礼”为首要内容的六艺。孔子又大力阐扬“仁”（尽管“仁”这一词早已产生），通过“仁”的人际关系来实现“礼”的社会秩序。孔子的职业精神是强调“礼”，而这一意义上的“儒学”和产生于原始社会的雷神崇拜祭祀活动的“儒”的本义则是一脉相承的。“儒”的原型是具体的人对自然的崇拜活动的产物，由此派生出一整套祭礼来，并影响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孔子时代虽然鬼神观念已经淡化，但源于原始社会祭神活动的文化精神仍以“礼”的理想准则而延续，并通过“儒”的实践来传递。以归复传统的“礼”并且深入认识人性中的“仁”而言，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当之无愧的承前启后者。
[附注]。
[1]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认为“儒”的本义“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
[2]有关本义域的问题，参见拙文：《论本义域》，《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2期。
[3]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同一主谐字的谐声系列中的声母可能分属不同的发音部位。对有关诸字进行详尽考察后，归纳出不同的语音演变类型。
[5]徐山：《雷神崇拜——中国文化源头探索》，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6]“汉语言谱系”之说为笔者提出。汉语言起源于感叹声，稍后又有拟声手段，并由此形成了按声母的不同发音部位分类的喉（牙）音、唇音、舌音、齿音的原始音位义类型，而以后新词的产生，则不外乎是直接产生于感叹声、拟声，或从原始音位义中逐代派生而出。所谓“汉语言谱系”，即根据汉语言原始音义的结合方式和原始音位义类型的确立和演变的规律，对所有汉字进行分类，重构出汉语言诸词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内部亲缘关系。
[7]同[5]，第45页。
[8]另外，以汉语言谱系而言，同属心母字的“司”（名词义为官职，动词义为主管、执掌）和“胥”（其假借义用法：名词义为官吏，动词义同“等待”的“须”义），当为“需（儒）”在语音发展至s（心母）时的语义派生的结果。
*文中有四处国际音标因无法显示而留出空位。
[作者简介]徐山（1955-）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
微生物起源与进化的说明文
微生物是指一切肉眼看不到或看不清楚，因而需要借助显微镜观察的微小生物。微生物包括原核微生物，如细菌、真核微生物，如真菌、藻类和原虫，和无细胞生物如病毒此三类。
生命自从在约32亿年前从原始海洋中出现以来，就以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少数物种到多数物种的进化途径发展着。而在生命出现的瞬间，就是从高层次生物产生低层次生物的发展途径产生新的生命。
那么微生物的起源是否和生命起源有关？微生物的进化是否和生命进化相连？
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生物不能在温度高、压力大、氧气和养分缺乏的地下深处生活。20世纪80年代在微生物学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发现了既不属于原核的真细菌，也不属于包括动植物在内的真核生物的、被称之为第三型生命的古细菌。这类微生物可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生存在地下深处的微生物是探索生命之谜的重要材料，由于他们生存的地下环境类似于生命诞生之初的地球环境，这对研究原始生命起源和进化很有启迪。科学家在玄武石中发现大量微生物大吃一惊。而美国勘探研究人员也在圣安德烈斯断层的2万米深的花岗岩中发现了微生物。在缺氧和饥饿的地下环境，氧化分解缓慢，代谢损失少，微生物的代谢就变得非常缓慢，因此其寿命很长。基于这些理由，可以大胆地设想，生活在无分子氧以及饥饿底下环境的微生物，有可能不是从外界传播而来的，可能是从无到有诞生在那里，于是生命从无到有的诞生也是有可能的，只是需要特殊的环境和非常长的时间。
首先据最新数据表示，地球上的物种大约估计有150万，其中微生物超过10万种，而且其数目还在不断增加。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微生物是被忽视的群体，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为微生物是不参与其中的。以色列一位微生物学家发现在地中海东岸的珊瑚曾感染希利氏弧菌，并触发发生了白化，但经过一段时之后，珊瑚恢复原样，没有大面积白化。他由此意识到：如果微生物的变化能够让珊瑚抵御感染，并且有遗传功能，那么在基因未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他们进化出了抵御白化的能力。我认为，也许一种生物能否存活，或者说能否适应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的基因，还有能够遗传的那些微生物群落。
生物起源过程论文范文
《物种起源》这本书几乎无人不知，但读起来真的不好“读”，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问题，还是原著的确如此，总之读不通、读不顺、读不懂。我受到查理芒格“普世智慧”的指引，按照查理·芒格的理论该书应该属于“硬科学”范畴的，再加上《物种起源》这本书的伟大性，是一本真真正正“改变人类”的巨作，带着一份对巨著膜拜敬畏之心，翻开了这本“连思索加写作”用了近27年的作品。
《物种起源》核心理论之一：由于自然选择仅能通过累积微小的、连续的、有利的变异来起作用。换言之，自然界会保留物种微小的、连续的、有利的变异。这种有利的变异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利的变异为了适应环境，得以生存。
“适者生存”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大道理。今天想说说，“适者生存”的背后理论：自然界最终保留了那些微小的、持续的、有利的变异。这也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或组织，都会因为“生存竞争”而需要不断地、持续的进行自我精进，或者称为“自我进化”，这种精进、进化是微小的、持续的，不是巨变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或公司组织的学习、进步、自我完善、自我优化是依赖于点点滴滴的改进来开展的，而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不要小看每一点滴的学习和积累，从当下事、小事开始，集中精力的去做好，保持一份匠人精神，心平气和，不急于求成的投入与付出，一定会迎来“自然选择”的“生存的适者”。
为什么同行又一定会存在“合作”关系？
大自然是非常奇妙的。一株年产1000粒种子的植物，平均只有一粒种子可以开花结籽，那么它就是在和遍地生长的同类和异类植物相斗争；槲寄生幼苗依附于苹果树而生活，可以说幼苗间它们彼此在竞争，但是当槲寄生过多的时候，寄主苹果树就会死去，这又说明槲寄生之间的竞争是小竞争，如果是恶性生长的竞争，会带来寄主的死亡，导致大家都无处藏身。这似乎预示着一个道理，人与人、公司与公司个体之间的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忽略大环境，而不顾一切的发动恶性竞争，会导致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灭亡。所以，既要维护好所处的大环境、大行业，又要寻求恰当的竞争方式才是必走之路。正如，在沙漠边缘艰难生长的植物，一方面是为了生存在和干旱作斗争，也可以说它是在寻求与水分的合作而生存。
如何在“竞争”中可能取胜？
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中，无论竞争的形式如何，任何一方，哪怕是微小的变异，而这种变异只要对其个体有利，这一变异就能使该个体在与其他生物斗争和与自然环境斗争中保留下去，也就是说，同行业竞争中，只要某一方具备“有利的变异”就可以取胜。
重新审视新文学的起源论文
首先，要理解教育法中高等学校自主权的含义。从教育法的角度看，高等学校自主权是高等学校依据教育法的规定而享有的法定权利，在性质上是一种公权力，不同于高等学校参与民事活动时所享有的民事权利。这一点不仅被教育法学理论所支持，而且已有司法判决予以认可。在田某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从学籍管理是教育法赋予高等学校的自主权这一规定出发，认为行使这一权限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行为，将高等学校自主权定性为一种公权力。作为一种公权力，高等学校自主权与政府的公权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联系在于两者皆是站在优越于相对方的地位，运用强制力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的权力，不同于私权利或民事权利。区别在于一旦法律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的自主权，那么这些权力就与政府的公权力产生了分离，只要高等学校合法正当地行使，便不再受政府公权力的干预，政府只能在法定的范围内通过合法的手段进行监督。
其次，是现有法律自身的原因。我国自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来，已经先后制定了6部教育法律、数十部教育行政法规、还有大量的地方性法规及教育行政规章，其中很多法律文件都涉及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仅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来看，我国高等学校享有的自主权包括：(1)招生：制定招生方案，调节招生比例。(2)教育教学：设置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实施教学。(3)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科技交流合作。(4)机构设置：设置机构，配备人员。(5)教师管理：聘任教师，评聘职务，调整工资津贴，实施奖励或处分。(6)学生管理：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颁发证书。(7)经费使用：管理、使用各种财产和经费。
仅从上述法律条文来看，我国高等学校所享有的自主权还是比较充分的，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少。但现实之所以不一样，这和我国的教育立法方式与技术有密切的关系：第一点，我国《高等教育法》在规定高等学校自主权时，将大学、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放在一起统一做出规定，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之间存在的差异，针对性不强、也不尽合理。这与法治国家严格区分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应自主权的立法方式有很大差异。第二点，我国现有教育法对高等学校自主权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解释，可操作性较差。以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权为例，《高等教育法》第33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学科、专业设置权究竟是何含义？高等学校能自主到什么程度？高等学校是否无需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就应当拥有此项权利？在实践中，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好！第三点，我国教育法仅仅规定了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却没有限定政府的权力范围。而且在政府有权监督高等学校的领域，也没有规定政府进行监督的方式，这使得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缺乏清晰的权利边界。从其他国家的立法体例来看，对高等学校自主权与政府权力的规定方式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分别规定二者的权力是什么；第二种是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政府的权力，高等学校的权力就是除此之外的与办学相关的其他权力；第三种则是主要规定学校的自主权力，而对于政府的这部分权力则并不明确。我国现在采取的正是第三种方式。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由于我国行政管理的惯性，现行的教育立法方式存在有利于明晰政府与高等学校各自的权力、也不利于恰当处理双方的关系的遗憾，值得给予进一步考虑。
而且，法律仅仅规定高等学校享有哪些权利也是不够的，它还应当明确高等学校行使该项权利的法定形式、高等学校不当行使权利时的制裁方式、以及高等学校自主权受到非法干预时的救济途径，这样才能既赋予高等学校应有的自主权，同时又对之进行合法的规范和有效的保障。
第三，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观念和行为规范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这表现在对于教育法已赋予给高等学校的权利，教育行政机关往往还会有意无意地侵犯，或者通过直接的行政命令或计划，或者通过制定行政规章。它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法理，即《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是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效力高于国务院或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因而教育行政机关无权通过制定行政规章侵犯高等学校依法律而享有的自主权，更不能通过红头文件来干预高等学校的法定权利。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贸规则要求那些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必须是经过法定程序制定并公开颁布的，而“红头文件”因其未经法定程序制定并且没有通过法定渠道公开颁布，就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因而，教育行政机关必须真正确立依法行政的意识，建立起正确的观念和行为规范，才能符合法治国家与wto规则的要求。
第四，高等学校自身对教育法的了解还不够。高等学校只有先了解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明晰自己的权利、义务，才能在办学活动中行使这些权利，并拒绝他人的非法干涉或侵犯。否则，法律虽已有规定，但自己却不知晓，那高等学校不仅不能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当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也很难准确及时地意识到，这难免就会造成不能很好行使自主权的情况。因此，高等学校应当加强法治意识，认真研究分析各项法定自主权的内涵，真正做到正当合法地行使自主权。
第五，我国教育法学研究的不足也是一个需要提到的原因。由于我国教育法学研究的历史不长，因而对很多教育法学理论尚缺乏很好的研究，包括高等学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高等学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等。这些问题涉及到：高校自主权是属于国家权力之一部分的公权，还是它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固来就有的私权，高校自主权与教育行政机关的管理权之间是何关系，高校在行政法上有没有独立的地位，它与教育行政机关之间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行政法律关系？显然，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不解决，那么无论立法还是实施法律都会失去坚实的基础。
此外，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的制度环境，因而还有多方面的有形或无形阻力限制了高校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方面，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因而需要社会整体法治环境的改善。但无论如何我们应相信，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地方，是高深知识汇聚的地方，它在一个社会文明的传承和创造发展中有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有理由、有必要在我国的法治道路上走在前端，做出表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100872)。
初中生物之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1)生命诞生的过程：原始大气——有机小分子——原始细胞。
(2)原始的大气层由水蒸气、氢气、氨、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等构成，没有氧气。历史上巨行星(如木星和土星)的大气成分变化可能变小，而现在它们的大气中都没有游离氧，其主要成分是氢气、氦气、甲烷和氨。由此推断，原始地球空气成分和木星、土星上的大气成分类似。
(3)1953年米勒做了一个探索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实验。米勒向装置中通入推测的原始大气成分：甲烷、氢气、氨、水蒸气，通过放电和紫外线照射的方法代替原始地球的环境条件，获得了多种氨基酸。实验证明，原始地球上尽管不能形成生命，但能形成构成生物体的有机物。
生命起源的条件：
原始地球为生命起源的化学起源学说提供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物质条件——原始大气原始大气中含有二氧化碳、氨、甲烷、水蒸气、硫化氢和少量氢气等，特点是原始大气中没有游离的氧气。
(2)能量条件——原始地球上不断出现的宇宙射线、紫外线、闪电以及火山爆发等，为化学进化提供能量。
(3)一定的环境场所条件——原始海洋，是原始生命诞生的摇篮。
化学起源学说：
原始地球上的非生命物质经过极其漫长的岁月和复杂的化学过程，逐渐演变为原始的生命，这就是化学起源学说。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如图所示。
米勒模拟原始地球条件的实验。
米勒的实验证明在原始大气情况下，从无机小分子转化为有机小分子的可能性。
米勒实验模拟了原始地球的条件和大气成分，其中甲烷、氨、氧气等气体模拟了原始大气，火花放电模拟闪电，冷凝器模拟了降雨，装置下的液体模拟了原始海洋。
米勒的实验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原始地球上的原始大气中，各种成分是能够转变为有机小分子的，这是生命起源的第一步。科学家推测，生命起源的第二步是由有机小分子合成蛋白质、核酸等有机大分子。生命起源的第三步是地球上有机大分子形成多分子独立的体系。生命起源的第四步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多分子独立的体系在原始海洋中逐渐形成了原始生命。
易错点：
误认为原始大气的成分与现在大气的成分是相同的。
原始大气的成分与现在大气的成分有明显不同。现在大气的成分中有氧气，而原始大气的成分中没有氧气。根据科学家推测，原始大气的成分主要是氢气、二氧化碳、氮气、甲烷、硫化氢等还原性气体。而现在大气的成分主要是氮气、氧气、二氧化碳等含量大体上比较固定的气体成分，也有水蒸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臭氧等变化很大的气体成分。
中国学者宣布：始祖鸟不是鸟。
在2011年7月28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等人向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鸟类起源的传统认识发起挑战，宣布“始祖鸟不属于鸟类”。这项挑战的依据是.发现于我国辽西地区，距今大约1.6亿年前的沉积地层中，产出的一件小型恐龙标本郑氏晓廷龙。郑氏晓廷龙重约800克，是迄今发现的最小的小型兽脚类恐龙之一。它的锥形齿以及长而粗壮的前肢与原始鸟类极为相似，特化的足部具有恐爪龙类所有的特化第二趾，后肢有长长的飞羽，呈现出典型的四翼状态。事实上，郑氏晓廷龙与生存于德国侏罗纪晚期的始祖乌，亲缘关系非常近，这种“近亲关系”为研究始祖鸟提供了新信息。始祖鸟作为最原始也是最古老的鸟类，一被发现就成了进化论研究的标志性物种。
在过去150年中，有关始祖鸟的研究从没间断，有关于始祖鸟的飞行能力、生态行为，甚至一些形态特征一直存在争论，但作为最原始鸟类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质疑，一直处在鸟类起源研究的核心位置。根据来自郑氏晓廷龙的新信息，并结合近年来发现于中国的大量小型兽脚类恐龙和早期鸟类标本上提供的信息，徐星等人重新深入分析了始祖鸟的形态，得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结论。徐星说：“无论是始祖鸟还是郑氏晓廷龙都不属于鸟类，而是原始的恐爪龙类。
用通俗的话说，始祖鸟是迅猛龙的祖先，而不是鸟类的祖先。”恐爪龙类是与鸟类亲缘关系很近的恐龙，分布范围很广。《自然》杂志同期配发了评论文章。在文章中，美国著名学者witmer博士支持了徐星的结论：“人们之所以把始祖鸟当做鸟，是因为它有羽毛。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带羽毛的动物被发现，始祖鸟独特的鸟类特征，已经不那么独特。”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古生物学家thomashtoltz就表示：“我不认为这是问题的最终结论，因此，在更多证据出现前，应该对此保持谨慎。”
生物起源心得体会
生命是世界的奥秘之一，生物起源是探究生命奥秘的基本问题之一。了解生物起源到底是怎样的历程，对我们认识世界、人类、自我等有深远的意义。
尽管生物起源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生命科学家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人造肌肉的制造、以及研究启示酶、核苷酸糖链等生物分子的奇妙结构与功能等等。
生物起源的理论和分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生命起源于地球还是外星球的观点、以及生命的起源是化学过程还是灵魂进化的学说。而在生命起源的具体过程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茵藻遗传、DNA翻译、分子进化及基因泛素系统等相关理论。
四、深化思考自我现实与生物起源之间的联系：
生命起源的历程与自我生活、社会环境等有着密切联系。在人类的生活中，我们始终面临着个人与所在社会、自身与自然环境等多重关系。我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经常需要面对各种挑战和机遇，而在这些经历中我们也加深了对生命、自我以及社会等方面的认识。
认识生物起源对于我们想象未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的社会规划等有巨大的影响和价值。我们需要加强对生物进化过程的理解、建立科学的生物伦理和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加强对生物起源的研究和探索，可以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和生物界面的健康发展和平衡，造福于人类和自然。
高考生物复习：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
1.生命的起源经历了四个化学进化阶段:从无机小分子物质生成有机小分子物质、从有机小分子物质形成有机高分子物质、从有机高分子物质组成多分子体系、从多分子体系演变为原始生命。
2.进化论者认为,现在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由共同祖先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而来的,因此各种生物之间有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
3.自然选择学说包括: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遗传和变异、适者生存。
4.凡是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对环境能适应的,而被淘汰的生物都是对环境不适应的。这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称为自然选择。
5.适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6.突变(包括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和基因重组是产生进化的原材料;自然选择使种群改变并决定生物进化的方向。
7.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可以知道生物的变异一般是不定向的,而自然选择则是定向的(定在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方向上)。当生物产生了变异以后,由自然选择来决定其生存或淘汰。
8.遗传和变异是生物进化的内在因素，生存斗争推动着生物的进化，它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定向的自然选择决定着生物进化的方向。
9.种内斗争，对于失败的个体来说是有害的，甚至会造成死亡，但是，对于整个种群的生存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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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学的起源与发展论文
长期以来，珠算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及科学的发展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据史籍记载，中国的珠算从16世纪即我国的明代起，先后传入朝鲜、日本、泰国及东南亚其他地区，近代又传入美国、巴西、墨西哥、加拿大、印度、汤加、坦桑尼亚等美洲、非洲、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当地的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1月，印度《印度时报》和英国《独立报》分别评选的“改变世界的50项发明”和“101项发明”中，都把中国珠算评为第一发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说：“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伴随中国人经历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12月，中国珠算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珠算，是以算盘为计算工具，以数学规律为基础，用手指拨动算珠进行数值计算的一门计算技术。同时，珠算又是一门科学。在长期的使用和发展中，珠算早已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理论系统和独特的计算体系，成为一门学术性很强的应用科学。现代珠算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证明，这门“从远古走来，向未来走去”的古老而又年轻的珠算科学生命之树常青。在世界进入电子计算机时代的今天，仍以它独具的教育功能和启智功能，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尤其是其与生俱来的珠算式心算（简称珠心算），在近几十年中开发、研究、应用、升华，渐次形成一门开发人脑功能的启智科学。现今，珠算正以丰富的内涵及其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和社会价值，继续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鉴往而知来”,今天，认真研究大力普及和发展珠算文化，研究珠算、珠心算的起源和发展，对于我们这个珠算发明国来说，十分重要。
远古文明·珠算的起源。
上古之初，没有文字，也无须计数，随着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人类的祖先渐渐遇到计数的问题，人们对数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先人们只能数出一个人、二个人，一只羊、二只羊，五以上就称为多。最初，人们用手指作为计算工具。屈指计算是人们最原始的计算方法，一般人的手指恰好有十个，由是被称作对世界数学史具有重要意义的“十进制”创造也因之产生了。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曾对中国古代的记数法评价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李约瑟还说中国古代的数字系统“比同一时代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更为先进更为科学”.
又经过多年苦苦求索，我们的祖先又有了结绳记数、刻痕（书契）记数的历史。
《易经·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中有“昔者……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的记载，可知中国古代的结绳记数和刻痕记数。那时候人们每收进一捆庄稼，就在绳子上挽一个结；每猎取几只羊，就在绳子上挽几个结。三国时的数学家郑玄对此注释称：“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数”在四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写法是“”:其字左边形如一根绳子打了许多结，而右边是一只手。数与结绳的关系由此可窥知一斑。
随着社会的发展，计数量的增多，而且在绳上打结比较麻烦，于是人们便用刀子在石壁、兽骨、木头、竹子上划道记数。此后人们又感到划的线太多太麻烦，又发明了用竖线代表一、横线代表五，或用横线代表一、竖线代表五，渐渐形成了早期的数字。这就是古文所载的“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社会进一步发展，人们走出山洞住进茅草房，在石壁上划道已不可能，人们便就地取材，开始利用小石子、瓦片、小木棒或小竹棍儿记数。利用小石子、瓦片记数，被后世称作“垒瓦”计数；以小木棒或小竹棍儿记数，后来发展成筹算。
我国古代在没有创造珠算以前，传统的计算方法是“筹算”.筹算的计算工具叫“算筹”,又叫作“策”“算策”.算筹是用竹子做成圆形或方形如筷子的小竹棍儿，用算筹表示数和进行计算叫“筹算”.
据史料推断，我国从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年）就已经使用筹算了。筹算在我国古代已使用两干多年之久。1971年中国考古工作人员先后在陕西千阳县、1975年在湖北江陵县发掘的两座西汉（公元前206~8年）古墓中，以及1976年在湖北云梦县发掘的几座秦（公元前221~2）古墓中，都发现了古算筹。古代“算”字的写法是“筭”,其字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弄”字。东汉许慎所编的《说文解字》中对这个字的解释是：“筭”,弄竹之意。即人们摆弄竹棍儿做计算的意思。
“算筹”有纵横两种形式表示数字，用纵横间隔表示数位。
这两种数码的排列均有一定的规则：个位、百位、万位用纵式，十位、千位、十万位用横式，以便于认数计数。用算筹记数分当一（一筹作1）和当五（一筹作5）两种记法。1~5各数，都用当一筹积聚记数；6~9各数，用当五筹和当一筹配合记数，当五筹在上方，当一筹在下方。这种记数法，称为“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满六以上，五在上方。六不积聚，五不单张”,遇到0则空一位。它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五进位制计算法的痕迹，以后产生的“五升十进”的中国珠算法即脱胎于筹算的五进位制计算法。
筹算就是用筹排成筹码记数，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加、减、乘、除、开方等运算的。汉代以后，人们用红筹表示正数，黑筹表示负数；唐代时，人们已用筹码记账（如敦煌卷子）；宋、元时代，人们也广泛地采用筹码记数来解决高次方程和高次方程组的计算问题：明代时，人们还依照筹码的结构制成暗码（亦称苏州码）用以记账。这种依照筹码的结构制成暗码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地方还见使用。
筹算，作为我国最早发明使用记数法具有许多优点。主要是：
1.用横列十进位制位值制的记数法，可以用少数数码表示任意大的数目，它是人类最优秀的记数法。
2.每一位上用一到五个单元---小棍，纵横排列表示1到9个数字。其中大于五的数用一根小棍表示5,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3.加减法是一切运算的基础，用逐一增、减去聚集式地进行计算，意义清楚明确。
4.算筹可以放在一个袋里，携带方便。
筹算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主要是：
1.记数和计算所占地面较大。算筹较长（出土的汉筹13.8厘米，隋筹8.85厘米），用筹算作乘除要三重张位（如做乘法，法数、实数、积数需置三处），计算一个积是八位的乘法或相应的除法，就要占据约50厘米宽、120厘米长的地方。诚如宋代马永卿所说：“出算子约百余，布地上，几长丈余。”
2.记数和计算时，运算中动用筹策较多。1~9的九个数码拼排要用到29根筹，平均每个数需要用3.2根筹。
3.布数和计算，需一根一根地摆弄算筹，计算速度慢。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长期的社会实践，在筹算的影响下，一种新的计算方式和工具---珠算，在筹算的基础上产生了。
珠算全面继承了筹算的传统和方法，而且更具优越性。
1.珠算把筹算的三重张位变为“两重张位”（如作乘法，积数是在实数上改成），珠算变零散的算筹为盘的整体，整个运算在算盘内进行，大大缩小了占用面积。
2.珠算除全面继承了筹算的创造外，改筹算的“5不单张”为“5亦单张”,使之更先进、更便捷。
3.在文字竖排、以右为上的古代，珠算坚持数字横排，坚持以左为上即高位居左，这一优秀方法始终没被文字排法所湮没。
4.珠算以拨珠活动替代了筹算的抓筹、布筹活动，大大地提高了计算效率。
5.珠算计数使用“五升十进制”,“五升制”是中国算盘最具优势的发明，上珠以一代5,使5~9各数均可省珠。这一优势使俄罗斯的十珠算盘望尘莫及。
珠算产生后，筹算虽然仍与其同时并用了很长一个时期，但后来终于在珠算的算法不断发展进步和算盘从游珠、串珠、无梁、有梁的不断演化完善中被珠算取而代之。到明代，珠算成了社会上的主要计算形式，并相继传入朝鲜、韩国、日本和东南亚诸国。
珠算和算盘起源于何时？
中国珠算历史源远流长，古算书严重散失。古代印刷术的不发达，造纸术发明前的竹简文字更是“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唐·颜师古语）。自唐显庆元年至宋淳佑七年的590年间中，珠算的发展情况，无文可考。使后人在考证珠算的起源中确感“古书散亡，苦无明掘”之难（清·梅文鼎语）。
自清代康熙年间起，古算学家梅文鼎、梅启照、钱大昕、许桂林等开始考证算盘的起源：继而至民国年间数学史家钱宝琮、李俨、严敦杰等开始全面研究探讨珠算史；新中国成立后，以余介石、华印椿为代表的珠算家对珠算的起源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史料、文物的不断发现及发掘，人们将珠算起源的年代不断向前推移。
关于中国珠算起源的研究，中外学者的论述颇多，各以依据提出了“宋代说”“唐代说”“汉代说”“周代说”.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珠算史学界经过不断研究考证，做出一个被业界和社会共同认可的推断。概括地说，即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
生物起源心得体会
生物起源一直是科学界和哲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生命的起源和演化进行了探究。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深入，对于生物起源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在研究过程中，我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了解生命演化的基本概念。
在学习生物起源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原核生物、真核生物、有机反应等等。只有掌握这些基本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生物起源的过程。通过了解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真核生物的起源和进化。同时，有机反应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对于生物起源和生命进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段：多角度思考生物起源问题。
生物起源问题涉及到多个领域，涉及到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等方面，因此我们需要多角度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的起源进行探究，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到它的机制。可以通过对全球环境的变化、生命体系的多样性以及生物化学信息的探究等方面进行研究，来解决生物起源这个复杂问题。
第三段：科学方法的重要性。
在对生物起源进行探究时，科学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方法是一种系统的、规律性的和逻辑性的思维方法，它具有明确的目标、遵循规律和证明的特征。我们需要用科学方法去探究生物起源的机制，从而得到更可靠的结论。
第四段：推动科学研究的技术进步。
现代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生物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研究精度和效率。例如，基因测序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研究生命的起源和进化过程。
第五段：科学与伦理的关系。
对于生物起源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科学价值，还要考虑伦理价值。因为这些研究往往涉及到人类道德和伦理问题。如何平衡科学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们需要在坚持科学原则的同时，也要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
结论：生物起源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需要用到多种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进行探究。同时，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生物起源的研究。在学习和了解生物起源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有开放的心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有更全面的认识。
重新审视新文学的起源论文
在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中关于二审的裁判方式上均设置了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制度，作为本着“有错必纠”原则、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的一项重要程序保障，不容否认发回重审制度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以及实践当中理解操作不和谐，使得司法实践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因此有必要对发回重审制度进行一番重新审视。
1、发回重审的标准不明确，范围不确定。对二审发回重审的理由和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和“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从这些言语的表述来看，内容空洞，语义含混，线条粗犷，不符合法律条文应当明确、缜密的要求，给实践操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对上述法律条文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诉讼法对发回重审的标准规定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事实证据上的理由和程序上的理由。事实证据上的理由基本可称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它再也找不出什么根据，由于实践当中案件千差万别，即使是同类型的案件，个案事实也不尽一致，而且法官的思维方式、认证能力又因人而异，那么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就算“清”，证据举到什么程度就算“足”？现行的诉讼法无法回答这个标准问题。程序上的理由，除了《刑事诉讼法》对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外，《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不但没有作具体规定，而且还赘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模糊条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既然是“可能”，那就是凭法官的猜测和理解，一个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是否“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不同的法官肯定会有不同的判断结论。正是由于对发回重审的标准和理由规定不明确，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有的法官借“自由裁量”之机而滥用程序权力，导致发回重审程序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对同类型的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置，不仅使下级法院无所适从，而且让当事人也莫名其妙，有损于诉讼程序的严肃性。
2、发回重审程序缺乏稳定性。当出现发回重审事实证据上的理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二审法院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当出现发回重审程序上的理由时，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则一律进入发回重审程序，而行政诉讼则同样出现了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改判的情形。这种“或发回重审或改判”的选择性程序规定，使诉讼程序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即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了发回重审的情由时，并不必然启动发回重审程序。这样在理论上既可能出现发回重审过度澎涨的状况，因为二审法官可以尽可能地选择发回重审程序；也有可能出现发回重审过度萎缩的状况，因为二审法官可以尽可能地不选择发回重审程序。无论出现哪种状况，发回重审程序的价值都难以得到真正实现。这种选择性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同样会出现上述的法官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甚至滥用权力的情形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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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物种起源》读后感
是谁击破神创论的天空，将世界从上帝的手中挣开;是谁以锐利的双眼，看穿时空的阴霾，寻找物种间的联系与存在;是谁以一句“物竞天择”的呐喊，唤起整个大崛起的时代。也许隨着时代日显其不足，但传承给后人的，并让后人抚卷感叹的始终是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对科学的严谨与热爱。
少年顽劣，浪子回头。达尔文年轻时用他父亲的话说“除打猎、养狗、抓老鼠以外，无所事事”相对他的兄弟姐妹来讲或者用中国父母常讲“别人家的孩子”来说达尔文可算是一事无成的败家子。可是就是这个常人眼中的败家子却成为英国伟大的科学家、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参加“贝格尔号”舰的全球远航，成为流传后世的的伟大人物，我不禁感叹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
大巧若拙，埋头著书。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人们普遍都接受创造论，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并一次就创造出所有的生物，同时上帝也赋予每种生物各自的角色，而每个物种的设计都非常完美，所以物种是永恒固定不变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在宗教的神环下成为人们精神的枷锁，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
本书中讨论过的生存斗争，对于变异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在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我想我们将会看到，它是能够极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让我们记住，家养生物有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自然状况下的生物也有程度较差的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同时也要记住遗传倾向的力量。在家养状况下，可以确切他说，生物的整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性的了。正如所讲人类用有计划的和无意识的选择方法，能够产生出而且的确已经产生了伟大的结果。
改变世界，真理永恒。科学永远是真理与实践的孩子，而非强权与臆测的玩物，“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希腊先哲早在千百年前就有这振聋发聩的话了。当达尔文面对教会的刁难，面对无知者的嘲笑，面强权的胁迫。他没有低头，也不会低头，他以一种“真的勇士”的姿态，艰难的前行，昂扬的前行。他用自己并不坚实肩膀扛了这个世界的明天，孤身一人站到了诸神的对立面。这才是真正科学，真正让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
反观当下中国，应试教育大行其道，论文互抄，研究成果互窃，科学研究充满了权钱交易与利益制衡，大学不再是象牙塔，科研院成了官场，没有学会做人便作学问的人比比皆是，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没有一种敢向权威与不合理存在挑战的精神，都没有静下心来，埋头作学问的毅力，那么何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谈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真的科学是容不是一点杂质的，而真正爱科学的人也不会让它有一点杂质的，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行动起来吧!用信念与毅力去谱写一首壮丽的科学之歌，为我们祖国正在发展科研事业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学生读后感|读一本好书读后感|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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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学的起源与发展论文
自从有了人类之后，记忆便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中了。远古时代，人们为了生存就要记住周围的环境，要分辨出哪些动物、植物对人们有害，哪些有益，如何寻找食物，如何应付各种自然灾害。把这些经验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就需要保存住记忆。同时，增强记忆力，也成了十分重要的学问，倘若发生什么大灾害，人类自身及所有知识记录惨遭毁灭性打击的时候，如果氏族首领侥幸存活的话，他们就需要尽一切努力去恢复一切已经失去的知识，所以他们平时要训练增强记忆的能力，把一切圣典记在自己的大脑中。据记载，新西兰毛利族的首领卡马塔那能背诵全族长达10的，包括45代人的历史，这些内容足足够他背上3天3夜，而他却从不看笔记之类的东西。为了解决记忆问题，古人还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据说印加人能够用结绳记下十分复杂的长篇史诗。但是人们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记忆力的，现在人们已很难说清楚了。不过关于记忆力的第一批概念的形成却应该归功于古希腊人。尽管有些理论在现代人看来显得很幼稚，但他们的确是第一批提出记忆力的学术概念的人。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帕蒙尼德认为，人的记忆是由明暗（或冷热）两种物质构成的混合体，只要混合体没有受到干扰，记忆就是完整的，一旦混合体发生变化就会出现遗忘现象。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迪奥泽尼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记忆是由使体内空气保持均匀分布的东西所组成的，与帕蒙尼德一样，他也认为一旦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出现遗忘现象。在记忆问题上提出重要概念的第一人是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柏拉图。他的理论被称为“蜡板假说”。他认为，人对事物获得印象，就象有棱角的硬物放在蜡版上所留下的印记一样。人对事物获得了印象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印象将缓慢的淡薄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这就象蜡版表面逐渐恢复了光滑一样。所谓“光滑的蜡版”相当与完全遗忘。这种学说虽然也不完善准确，但还是影响了许多人。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末，提出了一个较为科学的概念。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一些的大脑的功能，在他那时主要被当作了心脏的功能。他认识到了心脏的部分功能与血液有关，而记忆则是以血液流动为基础的。遗忘的发生主要是血液流动减缓所致。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联想法则，这是他在记忆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有些联想法则还在影响着我们。古罗马人在记忆理论上的研究很少，不过他们使用的“罗马家居法”和“直接联想法”一直传到了今天。这几种方法很实用，现在许多书上讲的快速记忆方法都有这两种方法的影子，有的只是变通了叫法或则略加了改进，但实质内容是一样的。一直到公元17世纪，记忆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展。17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联想主义”心理学派。霍布斯对记忆现象做了唯物主义的分析；洛克则在欧洲心理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重要的记忆现象——“联想”一词，此后“联想”便成了专门的术语了。第一个在心理学史上对记忆进行系统实验的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他对记忆研究的主要贡献一是对记忆进行严格数量化的测定，二是对记忆的保持规律作了重要研究并绘制出了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1885年他出版了《论记忆》一书。从此，记忆成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记忆研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美、英、日、苏等国家或设立记忆法专科学校，或开办函授教学，开始对人们进行增进记忆的普及教育。我国从1980年左右开始，有关记忆研究的专著、译著相继出版问世，1984年我国第一家记忆研究会-锦州市记忆研究会在辽宁省锦州市成立。1984年末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了最早的快速记忆函授。梦真、王维、曾宪礼、王进收等第一批有影响力的记忆专家们对于中国快速记忆方法的普及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后的倪新威至今在中国快速记忆领域也仍旧很有影响力。近几年，快速记忆培训班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传播快速记忆方法的阵营中，也使得更多的人从中受益！现在，人们对记忆的研究仍在继续，尽管当今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离揭开记忆之谜还相距甚远，在探索记忆内在机理的同时，我们现在谈的快速记忆多是指运用那些经过实践后能有效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技巧，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中。我们普通人能熟练应用这些技巧和方法就可以了，至于大脑是如何记忆的等内在机理就留给科学家们去研究吧。记忆研究在当代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和方法的进步。自50年代开始研究记忆现象的生物学基础。这种理论认为，在记忆过程中有一种复杂的分子——核糖核酸，由它来充当化学介质。核糖核酸产生于一种决定着遗传物质的脱氧核糖核酸中。人的眼睛的颜色就是由脱氧核糖核酸决定的。人们已经对核糖核酸做了一些实验来支持核糖核酸与记忆很有关系的观点。例如人们发现，对动物进行一定的训练，其某些细胞中的核糖核酸就会发生变化。此外，如果动物体内的核糖核酸的产生被停止下来，它就会失去学习和记忆的能力。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实验：当把一只老鼠的核糖核酸取出来移植给另一只老鼠时，第二只老鼠就能“想起”第一只老鼠学过的而它本身从未学过的东西。`直接刺激脑细胞的研究工作是由加拿大的潘费尔博士开始的。他在为癫痫病患者实施开颅手术时（需切除一小部分脑子），第一次取下了部分脑壳骨。手术之前，潘费尔对打开的脑子进行了全面的电刺激，意识清醒的病人则回答每次刺激后的感觉。在早期的一次案例中，当潘费尔刺激患者脑子的颞叶部分时，病人说自己想起了童年的经历。潘费尔发现，刺激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所得到的反应都很多，但只有刺激颞叶部分才能产生清晰而集中的记忆感觉。这些感觉常常是很全面的，包括了以往体验过的那些色彩、声音、动作和情感等等。这些研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实是：潘费尔教授通过电刺激所引发出来的记忆，在正常回想条件下却想不起来。此外，刺激出来的回忆体验要比正常的回想准确、清晰、全面得多。这使得我们相信，一个人在下意识中注意的任何事物都会记录在脑子里，而且这种记录基本是永久性的，尽管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