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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1]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陈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文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史史资料论文【】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却对此置若罔闻，甘当“洋人的朝廷”，使得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变法革命运动爆发，一位位爱国主义分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却惨遭清政府的屠杀。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牺牲让我们认识到，想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救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众。于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世界闻名的辛亥革命，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败的。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4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团结就是力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5落后就要挨打。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4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东方出版中心，2000。
6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6)。
7沈渭滨：《略论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江苏师院学报。1981，(2)。
8郑师渠：《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反封建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3)9高放：《中国近现代史三次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人文杂志。1981，(5)。
10王金铅：《略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历史研究。1983，(4)。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个国家来说，最主要问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各国不能正常的发展自己的经济。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讨论的热点。从近代到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近年来，中日关系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两国的关系关系对世界各国与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谈到日本时就愤愤不平，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记住历史和耻辱，再去和平发展。
[关键字]：近代当今症结中日关系未来。
1提出问题。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主导地位，对中日的整体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2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事件。而许多事件也使中日关系发生着变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为由，日本出兵入侵台湾。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1894年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令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相互密商结盟，并引渡康梁回国。但刘学洵与庆宽办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王朝，图谋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战爆发不久，日本对德宣战，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1928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过境山东时，在济南跟日军发生冲突，并杀害了一些日本侨民。国军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随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军杀害，史称“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继续增兵并占领济南全境，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北伐军被迫绕道北进。1928年6月3日，被北伐军击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张宣布东北独立，被张拒绝。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而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签字。期限3年，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1934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中国进口关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2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3当今中日关系。
当今中日关系面临着各种低谷近期，而回头看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完全解决吗？能有好相处吗？这有许多问号。就当今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等事件使中日关系降至低谷。
3.1钓鱼岛事件。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曾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以来，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不顾中方十余次的严正交涉，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对中日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态恶化，也是基于所谓“钓鱼岛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立场。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认识，首先必须正视和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
3.2日本篡改历史并参拜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北的一个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帝国战死的军人或军属，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级战犯，使得神社备具争议性，所以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而衍生的争议。争论主要围绕书中近代、现代史等课题，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检定与采纳等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止引起日本国内关注。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尤其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载、评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
以上两事件说明中日当今关系处在低谷，联想近代史中日关系说明中日关系处在利刃上，有点风就可能断。
4中日关系的症结。
4.1我对这种关系的总结。
中日的这种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在我想，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3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日本认识问题的方面。
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5中日关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国的历史宿敌，又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中国的近邻，既是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帮凶和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又是企图挑起争端妄图永久霸占我国领海的罪恶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亚太地缘战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关系。
5.1日本所处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个与地震共生的国家，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这个樱花盛开的国家。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4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这个古老的传说，地震改变着日本的历史和未来：
5.2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两争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海底石油相当于中东的储油量，又有巨大贡献的战略价值—钓鱼岛既处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线上，也处在中国海军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时还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自身的长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华—紧密相联。因此，在美国的霸权还没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有当美国的霸权衰落到顾不了那么多或横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时，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方可一并解决。
5.3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会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军国主义也不会让中国太平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我们应时刻记住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不管时势怎么变化，我们要先做应对之法，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是对日本。并不是中国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我们的国家也尚未足够的强大，我们仍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警醒，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敌人，况且是日本。纵观古今，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好一切应对，适当的强硬才是硬道理！中国的路只能靠自己走！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集合
[摘要]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时代主题“救亡图存”密切相关，侧重于外交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的研究，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科经历了从开创到完善的过程;这证明关注现实生活是史学发展的源泉。
[关键词]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外交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为何?中国传统史家司马迁、班固、范晔、杜佑等均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给出的答案最直接：“将施有政”，即历史研究在于“经世”、“致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据学者统计，在1949年前，以中国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约34种，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约21种;数量不菲的专题问题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难史、痛史、外祸史、侵略史、国耻史、失败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关著作约83种;中外关系通史54种。(1)。
这显示史学界在研究方向上将研究重点从传统史学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代史研究、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思考，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中国逐渐丧失了领土、海关主权及治外法权。《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凸显。清末民初的中外关系中，中国处于完全被列强宰割的地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现实政治情势，促使部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与时代主题、现实走向密切相关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国近代历史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尤以中外关系为研究的重心。
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废约运动，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求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国废约、修约的外交历程被打断。此后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为全力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以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亦与时代所赋予的主题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解决当下的外交与内政等问题，这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关怀与影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二十世纪较早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他认为鉴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世关系，应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的角度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显示的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令人震撼，在当时的影响极大。学者称“独擅史林”。(2)强大国力以“救亡”是刘彦提出的拯救时弊的方案。
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及其与中国各政治、军阀势力之间相勾结、侵剥百姓的事实，以激发民族情感、燃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起来共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此书“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讨论了当时政、学两界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弱国无外交”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解释是非常不正确的”，是当局推委责任的谰言，中国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考虑，是导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重点是系统论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两个过程”的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权的变更，是学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4)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资料，以探究中日问题解决之道。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为研究重点，希望人们了解当时中外交涉的背景环境及其失策、责任问题。认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中出现的问题完全是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详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求解决的方案。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侧重于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5)蒋廷黻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6)。
王芸生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注意日本的真正动机，不要上日本人的当;激励国人团结一致、奋起救国。虽然王芸生谦称是编撰史实不是“作史”。但从学术角度研究中日关系或外交史的层面看，意义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评论发表。”“对外交史的研究，促进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诸学者及所著书目，都属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数量可观，约近200部之多。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多为辗转选译、东抄西凑的编汇之作，缺乏根据完整的外交档案所作的细微地深入地个案研究，但在向群众宣传与动员群众的政治性运动上贡献极大。随着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渐刊布，及世界各列强外交档案的公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针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束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废约、修约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又开始以全力解决中日问题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解决当下的中国内政外交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成为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近代史学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从以上所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内容看，外交史与近代史是二体合一的。这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救亡”问题相契合。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点。20世纪早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受到海外史学家关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及观念的影响很深。他们强调学术化、历史化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强调通过档案材料探寻历史演变的真相。一战后各国外交档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清季外交档案的公布，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形成了如蒋廷黻、张忠绂、王芸生、陈恭禄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严谨的、近于苛刻的学风。蒋廷黻称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过以往中国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极零星;就是学者要考察中国的材料亦感困难。有了《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书，以前的著作均须大加修改，并且这二书已引起全世界的学者注意。此后他们将逐渐知道中国材料的重要”。(8)。
从以上所述各书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对史料的重视程度看，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上，他们非常注意史料的来源及考辨问题。他们不仅利用中国公布的外交档案材料，也利用国外开放的档案材料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关系演变的真相。同时他们还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专论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鉴别史料的价值问题，这是他们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蒋廷黻1931年、1934年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档案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们运用档案史料的叙事结构，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创立、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口皆碑。
虽然他们自称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精神关注现实的危机。他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开拓了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救国，为当下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与咨询，这也是他们在著作中所强调的。所以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现实政治价值。这是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关注了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这与中国现实的“救亡”主题密切相关。近代史研究中关注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是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政界与国联正在开展的技术合作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为了战胜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物质上的准备。但更多的是通过对中外档案史料的爬梳、考证研究，找寻184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国力日趋衰弱、中外关系嬗变的原因，以“资治”现实中国外交问题、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趋势等问题的关怀。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中外外交档案的公布、对海外学者历史研究理论的借鉴、中国的现实危机共同造就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与成就的取得。陈寅恪先生1930年6月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蒋廷黻、陈恭禄以“冲击―反应”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应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进行的外交部门的建制、外交人员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等洋务举措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钱亦石、李平心、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没有考虑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10)。
当时，有不少学者虽不以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顾颉刚，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注意对现实的关怀。即使被人认为从不谈论政治的陈寅恪也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在论文中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关怀：“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11)这些学者与直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学术为救国的工具，以笔做枪，希冀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12)。
注释：
(2)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
(4)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乐苏、金富军：《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蒋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1933年10月)，载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辑)。
(9)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53、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陈寅恪著《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2)于沛：《史学思潮、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史苑》2004年3期。
中国近代史论文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它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白话文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白话文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一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师为尊的传统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个性，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逐渐遭到强烈批判，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五四”运动爆发，西方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的传入，为中国的教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无数爱国者对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一直尊崇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教师具有至高的地位，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安排，是一种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早在《尚书·周书·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绥四方。”君、师都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的，他们具有同等地位。汉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教育与政治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宋元明清时期理学思想家们制定“三纲五常”来约束学生民主意识的发展，晚清传奇人物谭嗣同提出“为学莫重于尊师”。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教育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垄断，教育的传播途径少，教师作为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自然地处于教育权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霸权地位。
传统师生关系以教师为主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为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从人伦天性出发，有利于师生间矛盾的缓和，在教育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是尊师重道的传统思想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弊端——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容器”。學生的学习喜好和对生活的观念深受教师思想的影响，缺乏对知识和生活现象的独立思考。传统的师生关系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教师以“长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顶层，学生是被教育的对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师掌握着教学的绝对话语权，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发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进师生关系新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教育观念发生剧烈的撞击，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师生关系应当如何革新的问题引发了中国有志之士开始对传统教育进行不断反思，对外来教育理念进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学制系统，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到确立。”[1]这一举措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成长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社会各个阶层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影响下，中国青年的意识开始觉醒，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都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做出了新的设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为民主平等型师生关系打下基础。
“五四”运动中平民教育思潮爆发给了更多下层人民接触教育的机会，教育不再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兴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在他们看来‘平民主义’的践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权，维护‘平等’而其关键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让社会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张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教人做人，要培养有知识、有生产能力、有社会公德心的新型学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围扩大，教育观念普及，打破了传统教育的阶层性，促进了教育的公平。随后1923年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经农两位先生共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学习教材。“北京大学学生邓康（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五四”运动引发的平民教育促进了教师育人意识的变革，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传统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人的自身发展，加强对学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养，教学开始结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长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进思想的传播，普及了知识和先进的生产经验，教师开始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内容，促进了人民思想的开化，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三）课堂角色转变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纪初期，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发表《教学合一》主张“教学合一”指出1.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2.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先生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很多学校响应，也用教学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适、蒋梦麟和郭秉文的联合邀请下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教育的运用达到高潮。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下师生关系开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教师开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转向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更加注重学生自己对知识的选择和学习。课堂不再是教师单向知识、理论传授的场所，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平等交流对话，共同探讨，各抒己见的平台。
（一）“五四”运动中师生关系的反思。
相较于传统“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五四”运动时期以学生为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运动促进了教育观念的革新，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演变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主平等作为西方教育的“舶来品”具有一定的激进性——过度主张学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没能更好的调和师生间的人际关系。
“在当时中国的整个教育实践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思想。”[5]长期以来受教育者遭受着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依旧镌刻在中国人的骨头上。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竭尽全力构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已经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主体间性、共享、平等、对话等纷纷涌入“师生关系”话语而日渐成为主流。”[6]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术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学校和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在新的时期又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考验。
（二）“五四”运动对现代师生关系的启示。
“五四”运动促进了师生关系革新，对教育现代化中师生关系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平等交流与对话，让教师从传统教育的绝对权威中转化出来，走近学生与学生相互尊重、教学相长，担当教学活动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积极引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与技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中的双主体，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构建体现了现代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特点和对教师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运动产生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社会进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产物。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关注，在发展民主平等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学生各个发展阶段中心理和认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性，促进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向着更为健康科学的方向前进。
參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55。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1]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陈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文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论文[本站]
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的国家——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人民惊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例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敦煌的莫高窟、楚辞、《论语》、四大发明„„中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然而，中国在近代中的表现却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强在家门口打得一败涂地，远远的落后于西方的国家。那么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历史学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错综复杂。历史的发展本来就不是由单一因素组成的，近代中国的落伍也不是某一个时代落后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因素、各个时代的积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从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们的国家处在陆地最多的亚洲大陆上，土地广阔、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但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与我们抗衡，可谓四夷臣服、一国称雄。四面八方的蛮夷小国都要向我们进贡，这样就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种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到清朝时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说在清朝以前，我们还有可以炫耀的资本的话，那么在清朝就纯粹是自吹自嘘了。
我们在强盛的时候，别的国家还没有成长起来，正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早熟”，从而造成了一枝独秀，而没有形成百国争鸣。假如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就遇上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列强，我们的国家可能也就不会出现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压制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并且还要交高额的地租，这样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何况封建专制走向末期的时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会动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统治阶级压制的广大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
并且这种制度的统治者继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说就是“老子当完儿子当，儿子当完孙子当”。这样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就很难保证。因此，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是开国初期的几位皇帝还可以，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几岁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这种一人独裁的制度，会使很多重大的决定受个人的影响，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决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来决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专制，我们就可以看出个人独裁的各种弊病。也许我们如今的社会制度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专制也无非是专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毕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这一个原因历来被很多学者重视，的确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秦始皇建立帝国到明清这一段时期，我国在对外政策中便以一种大国心态自居，我们知道两国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时期的中国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们以天朝上国自居，命令国力弱小的国家来朝拜进贡，这样本身就破坏了外交的原则。
无论是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我们都没有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跟别的国家进行沟通，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天朝上国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扰而开始实行禁海政策，使中国未能开拓海外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更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种闭关政策更加导致统治者妄自尊大，自以为地大物博，割断了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本来已经落伍的中国封建社会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一方面我们明显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们中国仍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政策决定的。有需求才会有生产，当时的政策不鼓励人民创新，独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张“温故而知新”），实行一种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学习古代的传统文化，一心考取功名进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传播科技知识时，中国的官员却骄傲自满的说那是蛮夷小技，没有抓住机会，最终造成了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与西方，在今天仍然缓不过气来。
五．经济方面。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束缚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为富不仁”的观念，人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经商，封建政府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艰难前行，资本主义基本被扼杀”。
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产都瓜分尽了；严重的剥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钱财。“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之后，到了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1]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小资产主，刚刚积攒起来一些财产，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滚越大呢？农耕国家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原始积累榨干，资本主义在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后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个朝代造成的，而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忠君”思想，封建统治者便利用这一点来愚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以维护其统治。并且，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安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提倡人民安贫乐道，这使得中国人大都对财富的心态没有西方那样强烈，以致家家安居乐业，人人不求闻达，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险精神。
再看我们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人则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就远远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才，我们知道几百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观念，使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个只会吟诗作文的书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统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闷地隐居山林，处江湖之远，不问世事。再者，科考的内容是什么？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怎么还能停留在过去！由此可见，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碍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封建君主专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换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人民奋起反抗的时候却很少（陈胜吴广起义也是被逼上绝路了，而且陈胜从小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觉得这就跟我们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了，用《狼图腾》的话说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种进取精神，可以说当时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统治阶级驯化的羊羔，外在表现就变成了人民的集体无意识。
看到，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之外，其他的几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们华夏文明的内部，欠缺的就是这种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谆谆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
从民族性格方面或许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存在这么久了。因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旦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所以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这种民族性格的软弱在我看来是一个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深层原因。当年的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最智慧的《孙子兵法》，几乎不战而败，最后软弱无能的南宋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当时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强交战时也是屡屡妥协退让，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的条约。因此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手和脑，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
在我看来，以上的七个方面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弃次要的因素或许能帮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清历史的脉络。
回顾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在充满着愤怒和热血的同时，更应该包含着理性和冷静，冷静的分析历史，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进而擦亮眼睛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屈辱不可耻，可耻的是没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耻，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所以能变得更加强大。
相信龙的传人一定能在世界中腾飞，相信伟大的华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扬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论文[本站]
51【。
一、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赢得独立解放的非凡历史。
回望历史，从1840年开始，我们的国家便进入了噩梦的时代。欧美列强纷纷入侵，为打开我们的国门大费周折，甚至不惜动用令人发狂的鸦片，可谓手段卑鄙之极。鸦片腐蚀了国人的心灵，摧残了国人的身躯，还“骗”去了大量国人的白银。而仅仅因为林则徐的禁烟，就不惜动用称霸大西洋的强大军舰侵入我国广东沿海，中国的美丽海岛—香港，也在此次战争中被无情的夺走了，多年来饱受英国佬的欺凌。此后，俄国佬，美国佬，德国佬，也趁火打劫，盗走了我国大片的领土和无数的白银。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洗劫紫禁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紧接着与我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邻邦—“小日本”，竟然也想来分一杯羹。美丽的宝岛台湾，硬生生的被人家从手里夺走了，可悲、可痛啊！
二、“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2012年11月29日，于人民大会堂隔天安门广场相望的国家博物馆，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梦”成为一个热词。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自己的就任宣言。梦想是激励人们发奋前行的精神动力，当一种梦想能够将整个民族的期盼与追求都凝聚起来的时候，这种梦想就有了共同远景的深刻内涵，就有了动员全民族为之坚毅持守、慷慨趋赴的强大感召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和共同愿望，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
三、“中国梦”引领中国人民走正确的道路。
梦想连接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没有正确的道路，就无法汇聚各方的力量，再美好的梦想也无法实现。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当前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创造了同期世界上大国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最快且人数最多的脱贫致富速度、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天的世界对中国信息充满饥渴、对中国奇迹充满惊叹、对中华文化充满兴趣，今天的中华民族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显著位置，赢得越来越多的民族荣耀与民族尊严。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中国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更加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正经历空前的社会巨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价值追求也越来越多元多样。然而，价值追求的多样化并非与最高理想的截然对立，多样化的存在往往推动着人们对最高理想的意义作出更深的理解，强化着人们对最高梦想的渴求，也为“中国梦”的实现注入更多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描绘了人们美好生活的蓝图，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和科学路径，把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今天，继续“中国梦”的“圆梦”之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已与我们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为中国而伤心，为中国而欢乐。
四、大学生与“中国梦”
作为一名90后大学生，我们的成长和生活的条件无疑是非常优越的，不同的成长环境导致我们和长辈有着不一样的想法，长辈们总是说我们这群90后的孩子是——目光千里之外，两手屁股之后。看得上的够不着,够得着的看不上，想得多，做得少，是浮躁轻狂的一代，但是我想说——90后的我们是敢想的一代，是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成长的一代；90后的我们不是随意绽放的花朵，因为我们是为了理想而绽放的一代；90后的我们是为了理想而一次次的撞了南墙不回头，想尽各种方法，努力跨越困难，是向理想的征程奋进的一代；90后的我们是一群渺小的蚁族，终日为了理想而忙碌奔波的一代；当我们把抽象的梦想变成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发觉我们离梦想是那么的遥远，但是我们却不放弃，不抛弃我们的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虽然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许多的事儿，只不过区别在于有好有坏而已，但是，我们只是将这些事儿放到今天以前，虽然明天，它们还会跟我们迎头相撞，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谁也不怵这些事儿！不论好与坏，我们都会扬手阔步的去迎接每一次的挑战！
业、爱情，面对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我们毫不犹豫，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皆因为心中有梦，用这个梦来支撑着我们去面对人生中的种种不顺利与挫折；人生本是时而输，时而赢，常常头破血流，但仍永往直前，皆因心中有梦；心灵伤痕累累却日渐丰盈，即使犯了错，闯了祸，没关系，因为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去改正。假如说错误是我们成长的代价，那么改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因为年轻，所以我们常常会犯错，只要不放弃最初的梦想，及时的改正补救，就永远不会失去救赎自己的机会，因为在青春的字典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成长却永远始于困惑。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中最有精力的时期，我们更要努力，要有愈挫愈勇的精神！如今的社会日益浮躁，我们大学生不该沉沦，要有为国之中流砥柱的勇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精选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
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
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
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
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
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史史资料论文【】
史景迁：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在中国受到了明星一样的追捧。一有空就有读者围着他要签名，旁边的朋友经过跟他说：“是你啊，我以为他们在围着梅丽尔•斯特里普。”中国人似乎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他。
层层包围之中，很难有机会和他详尽地讨论。但是一旦他开始回答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散、联想，自己再讲出更多的问题，举更多的例子，讲更多的故事。他笑着说：“我太太总是说我说话太多了，这可能是教师的职业病。”但是不管面对多少赞誉，他一直很认真地说，“中国的历史如此庞大，我们知道的都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我从来没写过虚构作品”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外部西方女权思想、世界女权斗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加之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被传统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逐渐觉醒。最先接受先进思想的女性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交、教育和婚姻家庭等方面争取和男性一样平等、自由的权利，不断谋取自身的解放，同时也号召中国广大的妇女纷纷投身于自身的解放之中，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解放。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随着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和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上接受先进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为女权发声，主张男女平等、解放女性，其他的女性群体也随着思想的不断觉醒纷纷开始为自己发声，谋取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独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利，这极大的推动了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蓬勃发展。
五四运动不仅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掀起了女性解放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世界女权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和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使中国女性解放思潮在女性谋取自身权利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发展。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革命、中国的命运前途带来了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也给处在压迫中的女性带来了希望，让她们看到了女性地位与男性平等，女性拥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可能。“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积极发表有关女性解放的文章，在女性解放思想的不断传播影响下，陈独秀、李达等人也纷纷在《新青年》《妇女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女革命家和苏俄等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她们所取得的胜利，这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激励中国女性起来谋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社会的女性解放运动，引导着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发展。
2.西方社会女权运动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下，要求谋取在政治上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参政权利，经过不断地努力抗争，西方女性最终获得了政治上的选举权，摆脱了政治上被奴役的境地，逐步获得了自身的解放。而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女性，中国的妇女依然处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和压迫之中。她们政治上没有任何话语权，经上依附于男性和家庭，没有自由和平等可言。在此情景之下，受西方人权思想和女权运动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站出来深刻地抨击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提倡女性的解放，为广大深受压迫的妇女发声，这也促进了女性解放思潮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深入发展。
3.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女性解放奠定基础。
五四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瓦解了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上还产生了需要女性的职业。此外，许多小生产受到大工业的冲击濒临破产，加之迫于生活的需要，男性不得不允许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这也使得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独立地位。随着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女工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和发展，这为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组织基础。中国女性的地位在经济领域获得独立也是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深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4.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和女性的自我觉醒。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虽然一部分先进之士注意到了女权的问题，但是这个时期的女权和女性解放还是被看作含有政治目的，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从人的个性等方面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并拥有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力。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封建礼教、封建纲常，提出“打到孔家店”，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新的曙光。五四运动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女性知识分子不断地与封建伦理纲常进行反抗斗争，处在压迫之中的女性开始觉醒，为了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经济上的独立、受教育权、个性解放不断地抗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极大地促进了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大地的深入发展。
五四时期是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在女性解放思潮影响下的女性解放运动发展的一个高潮，引发了社会上对女性经济独立、政治参与、个性解放、社交平等、婚恋自由等一系列的内容展开了深刻的讨论。
1.政治参与。
女权的发展、女性的解放，要从女性的经济独立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夫为妻纲”的思想象一把沉重的枷锁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之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女性只能靠家庭中的男性养活，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要想实现女权、女性的解放，必须使女性获得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能力，只有实现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为实现其他方面的独立打下基础。因此，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中心进行了深刻的探讨，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明确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妇女经济独立、才能实现妇女彻底解放。在五四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下，许多女性被唤醒，意识到了实现经济上独立的重要性。在1921年《改造宣言及章程》中，提出了社会上的职业都要允许女性加入的声明，那些被女权思潮唤醒的女性也在《妇女声》上发出了“取得自由、社会的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内心深处最迫切的呐喊声，来争取实现自己经济上的独立。
3.教育平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思想，女性受教育的历史一直处于长期空白的状态。梁启超曾提出兴办女学的主张，使广大女性能够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教育的发展，但“贤妻良母观”存在着局限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倡实现男女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胡适、李大钊、徐彦之、邓春兰等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兴女学，实行男女同校，让女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此外，当时的进步之士认为，“先教育，先预备，然后解放”[3]，即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中国女性群体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摆脱长久以来封建礼教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奴性色彩，为追求自己人格上的平等和谋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扫清障碍。在男女同校的主张下，许多大学纷纷向女性打开大门，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据统计，截止到1922年，全国大学共34880人，其中女性为881人，虽然女学生的人数不多，但这是挑战传统、实现女性拥有平等受教育权上迈出的一大步。
4.社交公平。
中国的女性在五四时期以前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形象，并且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一直遵守着封建社会延续而来的“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等原则，女性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可言，女性的活动一直是局限于家庭或者说是在男性背后的，她们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思潮等先进思想在中国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向社会呼吁“社交公开”。1919年4月15日，杨潮生率先在《新青年》发表署名文章——《男女社交公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主张。其他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也认为男女应有平等的社会交往权，并提出了“男女社交是與女之平等人格的表示，反对出女社交，就是反对男女平等”[4]。社交公平是女子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女性获得其他平等权利的第一步。在这种男女平等、自由地进行社会交往的思想影响下，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男女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的热潮。
5.婚姻家庭的变革。
五四时期，在女权思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形势下，变革婚姻家庭制度被视为是女性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婚姻家庭中女性的问题也成为社会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首先，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了旧的贞操制度。自封建社会以来，传统的贞操制度一直是束缚女性的一枷锁，无数女性也为它失去了无辜的生命。周作人等民主主义者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发表《贞操论》，胡适发表《贞操问题》等文章，掀起了对封建传统贞操论的批判热潮。
其次，五四先驱们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的婚姻包办制度，男女皆有恋爱的自由，有权选择自己幸福，只有恋爱自由，才能“破坏旧社会一切伪道德，恶习惯”[5]，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再婚的自由和改嫁的自由。
再次，批判了封建的宗法家庭制度。以封建家长制为核心的传统家庭制度是束缚、压抑人性的，是女性的牢笼，在传统的家庭制度下，女性没有出入的自由、交友的自由、婚姻的自由，完全沦落为男性的附属品。新的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揭露女性被奴役蹂躏的情形，号召女性站起来打破家庭的束缚，寻求自身的解放。
此外，陈独秀在《男系制与遗产制》中还讨论了继承权的问题，其主张应打破传统的“传男不传女”的思想，女性拥有和男性相同的继承权。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虽然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时期传播的女性解放思潮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1.从资产阶级的女权、民主思想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有初步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五四之前的中国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主要受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自由、平等思想和先进的“天赋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提出解放女性，把女性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资产阶级的思想，由于其思想存在着不足，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向不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来指导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陈独秀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指出：“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开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然是不会解决的。”[6]他陆续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与妇女运动》《我的妇女解放观》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了女性解放问题，这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下完成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已经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因此在五四制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也逐步具备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2.思想宣传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的思想不断得到启蒙解放，对封建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社会阶级不断分化，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同阶级对于女性解放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此情形下，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出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共存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时期，就女性解放而言，存在着众多的思想流派，有“女子解放心理派”“女子职业派”“女子参政派”“限制生育派”等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还有“工读互助式”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以及逐步在发展壮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流派。关于女性解放的道路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道路，希望通过斗争来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获得教育的权利，实现男女的平等。第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女性解放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转而接受社會主义，由于还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工读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探讨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这些流派在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的讨论上达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状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的局面，各流派就女性解放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思想界掀起女性解放的高潮，促进这一时期女性解放思潮的的深入发展。
4.女性解放思潮具有社会基础上的广泛性和思想理论上的深刻性。
陈独秀将女性解放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解放相提并论，将女性解放问题当作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这是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传播，转向从社会制度层面探讨女性解放，并将女性的解放重心转移到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提出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妇女解放理论，提出了“联合妇女”的思想，寻找到了女性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使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和层次。
中国的女性群体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封建的礼教和传统伦理纲常的束缚，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受西方女权、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掀起了女性的解放序幕。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思潮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有关女性解放的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女性，使她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谋取属于自己的平等的权利，开创了女性解放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梅生.妇女参政的重要[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3]胡适，胡适时论集[m].//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茅盾.茅盾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世衡.中国女性问题讨论（第4册）[m].北京：新文化出版社，1923.
[6]陈独秀.陈独秀文献选编[m].上海：三联书店，1984.
[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8]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中国近代史论文“洋务运动”
首先从历史潮流上洋务运动与工业革命就是完全不同的。工业革命是英国国内的力量起步之后十分的快速，而后来的时候为了清除国家还剩余残留的封建力量从而开展的活动，可以说英国在这方面做法是卓越的。而洋务运动与工业革命就不同了。洋务运动并没有意识到政权会是失败的原因，其实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思想举鼎的。并且这一切的创新都是在封建统治的束缚之中进行的，所以说洋务运动既然逆反的是历史潮流那么就注定一定会失败。
另外洋务运动与工业革命从国家发面出发也是完全不同的。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英国已经有了新兴的稳定的政权，而且英国国内并没有封建残留力量，国家之外也没有别的国家干扰。但是洋务运动与工业革命又不相同。中国的洋务派根本就没有想过政权这一点，而且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和国力都是比较落后的，而且国内还有着态度恶劣的反对派，这样一来外敌强大而又根基不稳，洋务运动早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精选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历史命运革命策略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1、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2、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3、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精选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的革命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与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中华民族振兴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告诉我们，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离不开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我理解，这就要求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党的理论活动，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要遵循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可以说，遵循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的特殊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又结合实际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任务。
（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第二次伟大革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也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修订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如何在实际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作出的精辟论断。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导原理和一般的指导原则，只能从总体上概括实际生活的一般现象和规律。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和规律，只有与各国不同时期具体的国情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鲜明地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使之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个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科学回答，与毛泽东同志的深刻见解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核心主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80年的奋斗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时代的挑战、社会的变迁、历史的责任、人民的愿望，要求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三个代表”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领导观和解决两大历史课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物质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整合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内涵统一起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方向和保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完成十五大确定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制定了正确纲领，同时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中国的重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涵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在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期中国科学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精选
这个学期通过学习中国近代史，让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建国后，在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也曾经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如抗美援朝、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其社会动员之广泛、组织领导之有力、应对行动之迅速，取得成效之显著，让全世界都不得不由衷地表示佩服。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旦有事，只要党和政府一声号令，马上就会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之所以能这样，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在民心。政权的稳固主要靠民心，失去民心就丢掉了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石。但民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行动赢得的，它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仆用炽热的诚心换来的。如果没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心里没有人民群众，只知对上负责，养尊处优，那就必然会失去民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来，从一个只有53名党员的小党到今天拥有78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党，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坎坷曲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中国近代史论文“洋务运动”
摘要：19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但最终归于失败。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自强求富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注定了它的最终失败，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封建传统观念是一个强大的冲击，同时又促使了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关键词：洋务运动；民族工业；近代化；现代化。
前言。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政权定鼎于南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金陵，建立了与大清分庭抗礼的政权；又过了三年，英法联军在美国、沙俄的帮助下，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赶跑了咸丰帝，留下了暴行。清朝的统治内外交困，岌岌可危，为了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抵御外敌侵略，维护封建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一、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冲击。
1、洋务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
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領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近现代化工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
2、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
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近代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和西方国家出现巨大的反差。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新发明、新技术不断出现，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处在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军事落后。落后招致受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社会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竟然远远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连续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事实。愚昧无知和虚骄自大是清朝君臣的两大特点，无知强化自大，自大加重无知。他们一方面对手持先进火器的侵略者束手无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却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自我欣赏，夜郎自大，拒不承认落后。
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
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主要靠人力。中国自古有较多的科技发明，并长期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但自14世纪后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以致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以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是当时最重要的几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
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从一开始就与外国在华企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它们经营不善，管理落后，不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出现，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近代化的开端。
三、洋务运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新阶级的诞生和发展。
1、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诞生了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投资洋务企业的多数“商股”，后来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基本成分是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依经济力量的强弱，这个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一般说来，由官僚、买办、地主转化而来的，其企业的资金、规模和发展，优于出自普通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资本家，前者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后者则属于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之间，都是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只在程度上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尽管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所进行的维新与革命运动，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2、洋务运动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与壮大。
中国无产阶级是晚清社会最早出现的一个新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五口通商地区，使当地的自然经济日遭破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求生计，或入外资在华企业做工，或充口岸码头工人及外国轮船海员，第一批产业工人即由此诞生。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它自诞生之时，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与压迫。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断以罢工形式进行斗争，或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欺压，或针对本国业主及封建势力的压榨与凌虐，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及五四运动前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但它却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四、洋务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除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之外，还在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支持者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单纯地看成一个技术行为或生产行为，而忽略了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要求与之紧密相连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使由这些相关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失去协调性，使某一单一因素的发展失去了各社会因素的配合。
首先，政治上，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的不独立就注定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启示我们：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前提保证。
第二，经济上，在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和控制不允许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是很难发展的。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同时要积极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提高国民素质，大力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使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三，文化教育上，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堂，旨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它虽然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但这种只追求短期效益的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的。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需要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人才，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实践证明“科教兴国”战略才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正确、伟大的决策。
结论。
清政府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的开展又从客观上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