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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概论论文范文参考
学术上的这种呼应，也令人赞叹!《概论》是我国现代辞章学史上第一部辞章学的专著，被誉为“奠基”之作［10］。石破惊天，《概论》出版10年后，即1996年，张志公著的《汉语辞章学论集》(编入1961—1996年发表的相关论文)问世，他在内部试用的《汉语辞章学引论》(讲义)中，设十五讲，讲了《汉语辞章学概说》、《说语言》、《汉语简论》、《语言的运用———简论“听说读写”》、《篇章论》(上、下)、《句读论》、《语汇论》(词、虚词、成语、习惯语)、《字》、《说“比、兴”》、《体裁论》、《风格论》、《结束语》等。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对语言“艺术形式”的具体化，而不是“诗文的总称”。是否可以说《概论》和《论集》的研究“对象”总体上是一致的呢?一般来说，肯定容易，否定难;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难上难。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大师级的张志公先生在《论集•结束语》中勇于否定自己在研究辞章学中的“失误”。他说:“经过这几次的试验，尤其是最后一次尝试，自己的认识逐渐地更明确了一些。一开始我曾经说过，‘辞章之学’就是‘文章之学’(见《谈‘辞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现在认识到这种说法有片面性。辞章学同所谓文章之学有相同、相近的部分，但是也有很不相同的部分，因而说成‘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当中划个等号，是不妥善的。我还曾经在一篇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里，提出一个英语的译名，我说，‘辞章学……如果用英语来称说，大概可以称之为theartofwriting:alinguisticapproacb。现在想想这个译名也不妥善，因为辞章学不仅仅是写作的艺术，它是全面培养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也就是平常说的听说读写在内的各种能力)的一门科学。这里说说，也是想提醒你们注意:不要因为在总的方面你们接受我的观点，就认为我说的每句话都对;同时也建议你们，要敢于发现并承认在研究、讲述、写作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万万不要因为我这样说过，就得坚持不变，不能自己否定自己。不对，该否定就得否定，清代学者戴震说过，作学问，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转引自孟宪范同志文)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希望你们记取!”这是志公先生对他的研究生说的话。志公先生太伟大了，作为著名的语文学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辞章学的倡建者，缜密思考，对他34年前以来说的辞章学定义作了订正，免得南北方的观点牴牾，大家还要舌争笔战，这样学科就建立不起来。_说得好:“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对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学科的对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11］辞章学要解决的是“话语(含口头语和书面语)艺术形式”和“信息”(内容)之间对立统一的特殊的矛盾，它区别于只讲书面语中内容与形成的文章学;“话语”，含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声律等各层次的语言艺术以及辞格、表达方式［12］以及语体和文体的对应研究(辞章体裁学)、语言风格和文章风格的对应研究(辞章风格学)［13］，还有表达方式、艺术方法等“言语艺术”，研究这些方面“说写与听读”;而文章学只侧于对成篇诗文作品写作与阅读，研究的文体、文章风格和表达方式。区分了辞章学和文章学各自的研究“对象”———“特殊的矛盾性”，把“辞章学”从“等同”于文章学，或“文章学的一个侧面”，或“诗文写作的语言艺术”，给它以独立的地位，再不至于“重复建设”，才有建设辞章学这一学科的必要性。对现代汉语辞章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郑氏的“发音”和张氏的“定锤”，南北呼应，两代学者取得了统一的认识，明确了主攻的方向，为2002年建立全国性的辞章学研究会，为两岸合作交流，促进辞章学发展、繁荣，创造了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从此，大陆学者都统一用“辞章学”这一术语，也不用“词章学”了。
二、两岸交流，迅速发展。
《辞章学概论》出版后，也发行到台湾，实际上已用书面语与台湾学者在做书面的交流。2000年，郑颐寿以大陆中国修辞学会的代表的身份到台湾高雄师范大学作修辞学研究的交流，向大会提交了约三万言的《“四六结构”与风格学》论文(被编入会议的论文集，后编入郑氏的《辞章学新论》)。会议结束前，郑颐寿与台湾辞章章法学的“领军人”陈满铭及其弟子仇小屏、陈佳君等在台湾师大会晤，开始了面对面的辞章学学术交流。两岸辞章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对辞章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取得了大致相同的认识。郑颐寿的《台湾辞章学研究述评》(《国文天地》2002．3)一文开头先给“辞章学”正名，然后指出台湾辞章学研究，在“哲学思辨”、“多科融合”、“双向兼顾”等方面，与大陆的辞章学研究是一致的，其观点得到陈满铭教授的认同。修辞学讲“章法”，文章学、逻辑学等也一样。辞章学则要融合多科的理论，称为“辞章章法”，或在辞章学书中简称“章法”。它同样含口语话语和书面文章。在明白了这个前提下，先讲“文章章法”是可以的。郑氏之谈辞章，也是在阐明了这一前提下，“本书只讲作为书面表达的文章的写作方面”。［4］3台湾第一部“辞章章法”的专著是陈满铭指导其弟子仇小屏写的60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辞章章法论》(1999)。其后，他们虽然出了多部“辞章学”或“文章章法学”，但都是多科融合的。2007年，由仇小屏等编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台北:文津出版社)，则详称“辞章章法学”。此书可看成是对陈氏荣退前对“辞章章法学”研究的总结。由于郑氏在辞章章法研究方面有上述的“大同”(“小异”还是有的)加上两位学术带头人都是“谦谦君子”，“文人相钦”，因此配合默契，推动了汉语辞章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三、交流合作，互利多赢。
其成果如下:1．建立适应各层次读者需要的普通辞章学。所谓“普通辞章学”是就辞章学研究的“面”展开的。(1)面向硕、博士生和其他研究者的有:《汉语辞章学论集》(张志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辞章学导论》(郑颐寿，台湾万卷楼，2003)、《辞章学发凡》(同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辞章体裁风格学》(郑颐寿，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辞章学论文集》上下册(郑颐寿主编，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辞章学十论》(陈满铭，台北:里仁书店．2005)、《海峡两岸教授博士辞章学丛书》(10本，郑颐寿主编，福州:海风出版社，2005—2008)、《海峡美育、辞章学丛书》中的9本辞章学专著(郑颐寿主编，福州:海风出版社，2013)。(2)面向大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的有:《辞章学概论》(郑颐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冰心名篇赏读》(郑颐寿主编并为主撰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辞章艺术示范》(郑颐寿、张慧贞、郑韶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及其完全同构思、同体例的“异名书”):《文章修改艺术》(郑颐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言语艺术示范》(郑颐寿、祝敏青正副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初中语文名篇修改艺术》、《高中语文名篇修改范例》(郑颐寿、潘晓东主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含语、修、逻于一体的“语文趣话”系列(5本，郑颐寿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言语修养》(郑颐寿，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面向广大受众的工具书，有《辞章学词典》(郑颐寿主编，林大础副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及其同体例的姐妹书《中国文学语言艺术大辞典》(原称“辞章学艺术大辞典”，为通俗改称。郑颐寿、诸定耕主编，重庆出版社，1993)。2．建立了多科专门辞章学。所谓“专门辞章学”，是对汉语辞章学的一个“点”，作深入开拓的。它“以点带面”，促进了“普通辞章学”的研究与发展。(1)“辞章章法学”与“篇章辞章学”及其系列分支学科的建立。这是“专门辞章学”中成就最大的学科。2000年前，台湾陈满铭教授指导仇小屏写成“辞章章法学”的硕士学位论文，资料丰富，体系周密。它宣告“辞章章法学”的建立。2001、2002、2003年，陈满铭把“辞章章法学”简称“章法学”，写成三种章法学代表作:《章法学新裁》、《章法学论粹》、《章法学综论》，由台北万卷楼分三年推出。2005年，陈满铭大大发展了“辞章章法学”的理论，写成《篇章辞章学》(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年，仇小屏等编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台北:文津出版社)可看成是两岸学者对陈满铭“辞章章法学”研究的汇评与阶段性总结。2011年，陈满铭又写成《篇章意象学》(台北:万卷楼)，2012年又推出《章法结构论》(台北:万卷楼)在陈氏的指导、带动下仇小屏写成《章法新视野》(台北:万卷楼2001)、《篇章结构类型论》(上下册)、《篇章意象论》(台北:万卷楼，2006)。陈教授还指导其弟子写“辞章章法学”的诸多下位学科。陈佳君写成《篇章纵横向结构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篇章纵横向结构论新裁》(台北:万卷楼，2010)和《虚实章法析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2)艺术体辞章学。这一类也别具特色，最充分地体现了辞章的艺术。可分为以下几个小类:一是小说类辞章学。2000年，祝敏青推出《小说辞章学》(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年，薛美秀推出《苏童小说辞章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二是诗词散文类辞章学。2005年欧阳烔推出《杨万里诗歌辞章学》(福州:海风出版社)，许清云推出《〈诗式〉辞章学》(同上)。2012年，姚恩健推出《赵玉林辞章艺术摭谈》(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郑颐寿推出《诗词创作对话———建构辞章学》(福州:海风出版社)，陈满铭推出《苏辛词辞章学》(同上)。含苞待放的还有高万云的《唐诗辞章学》、仇小屏的《〈古文关键〉辞章学》等。艺术体类的辞章学大有可为，值得两岸学者进一步开拓。3．其他(1)对辞章学研究工作历史性、阶段性小结的除了上述陈满铭六弟子的《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陈满铭荣退时出版的《陈满铭七秩荣退志庆论文集》外，还有郑娟榕、林大础的《中国当代辞章学史稿》(福州:海风出版社)、江仁魁的《郑颐寿辞章学研究述评》(同上)。还有李义海待出版的《海峡两岸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与发展研究》(省社科项目)、《辞章学理论体系建设》两部重量级的专著……(2)张志公说:“语文教学要走辞章学的路子。”李鹤鸣的《辞章学与语文教学》(海风出版社，2013)正为此而编写的。自从两岸进行汉语辞章学的交流、合作之后，“双赢互利”，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辞章学园圃可谓万紫千红，美不胜收，正迎来辞章学的春天。由上可以看出:合作首要“正名”，有共同的语言，才能交流，才能合作，才能发展。一门学科是这样，两岸的大事更是如此。两岸交流要在“一个中国”、“_”大框架下进行，而不能称“_”或“_”，这种“正名”，岂可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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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关键词】moderncriminology；；criminology。
中国当代犯罪学的起步与发展几乎是与近代犯罪学完全断层的，并没有采纳近代犯罪学所开创的学术平台。这样的断层不仅表现为当代犯罪学很少吸收和借鉴近代犯罪学的研究成果，[1]更表现为对近代犯罪学普遍存在的基本误解和机械批判。本文旨在为消除当代中国犯罪学与近代犯罪学之间的断层现象作出努力。
正如其他学科一样，中国近代犯罪学也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诞生和逐步成长起来的。龙勃罗梭被誉为犯罪学之父，这一评价在中国仍是适用的，因为中国近代犯罪学的起步，亦是从译介龙勃罗梭的著作和学说开始的。
1922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麟生所译《朗伯罗梭[2]氏犯罪学》一书，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西方犯罪学理论著作。刘麟生并未对《朗伯罗梭氏犯罪学》一书的译本做详细说明，在常见版本的《朗伯罗梭氏犯罪学》一书版权页中也没有相关标注，这可能是造成当代中国犯罪学者大多将此书误认为是《犯罪人论》译本的重要原因。不过，观其内容，此书显然是龙勃罗梭《犯罪原因及其矫治》一书的译本。商务印书馆在1929年纳入“万有文库”所出版的二册本《朗伯罗梭氏犯罪学》版权页中则明确以英文形式注明此书为龙勃罗梭crime：itscausesandremedies（即《犯罪原因及其防治》）一书的译本。《犯罪原因及其防治》是“龙勃罗梭最后的著作”，也是他“终生事业的总结”，该书出版于龙氏逝世两年后的1911年，据说是专为美国读者所作{1}。此书是龙勃罗梭犯罪学说的集大成之作，也是龙氏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刘麟生在此书的译本导言中分“犯罪学之渊源与概论”、“郎伯罗梭氏之生平与著述”、“郎氏之犯罪学说及其批评”3部分，对犯罪学的起源、龙勃罗梭的生平、学说及对其评价均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刘麟生指出：“犯罪学之正宗，当推积极派之犯罪学，此派为意大利人郎伯罗梭所创立……此派犯罪学注重治本而不治标，故得称之为积极派之犯罪学。易言之，即以归纳法而为科学的研究是也。由此可知，古典派之犯罪学，不成其为科学的犯罪学。何以言之？古典派谓犯罪起于个人之自由意志，然意志自由非能有科学之定律，故惟积极派之犯罪学方可成为科学的犯罪学。”{2}在介绍许多学者对龙勃罗梭学说的批评观点之后，刘麟生指出：“郎氏之著作，诚多小疵，益以其文章奇崛，往往结论过速，因之多不满人意之处，特其调查之精博，用功之刻苦，持论之深切著名，则真前无古人，而令犯罪学始有科学之色彩。学者奉此中鼻祖，彼实当之无愧。”{2}10。刘麟生能够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评价龙氏学说及其地位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样一种观念，也延续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界对待龙勃罗梭学说的基本态度。刘麟生虽非犯罪学家，但其在译介西方犯罪学著作、推动中国近代犯罪学的诞生与发展中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1929年，徐天一又将日文版《伦勃罗梭犯罪人论》一书转译为中文，由“立法院”编译处出版。《伦勃罗梭犯罪人论》一书为龙勃罗梭女儿琴娜（ginalomlrosoferrero）所著，1917年由日本著名犯罪学家寺田精一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该书共分7章：第1章“绪论”；第2章“犯罪人各论”，包括生来性犯罪、癫痫性犯罪、偶犯性犯罪、感情性犯罪、政治的犯罪、女性犯罪等；第3章“犯罪的原因”，包括犯罪的隔世遗传及其他原因；第4章“犯罪的预防、治疗和防压”；第5章“犯罪者的调查”；第6章“刑事人类学的应用”，包括精神病者及其模仿者、刑事人类学的调查与嫌疑犯；第7章“余论”，包括对《犯罪人论》的批评和《犯罪人论》的影响。戴季陶在中译本序文中对此书在中国出版的作用，表达了两种期待：“第一，希望……对于一般人，在刑事政策上，普及一点新的观念、新的智识。把旧日中国人头脑里面充满了报仇主义、惩罚主义的思想洗一洗；使大家知道一般犯罪的原因，有的由于生理的缺憾，有的由于心理的缺憾，有的由于社会的缺憾，不必对于犯罪者的本身，怀过分的怨恨。……第二个希望：是在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上，得到一种进步。……可以使社会人心自自然然地超于宽大，更可以矫正浪漫风习和思想，尤其可以使一般误认为无限制的迫害是真革命的青年们，得到一种觉悟。”{3}显然，在政治家的眼中，龙勃罗梭已经开始被赋予了超出学者角色的期待，或许，这就是龙勃罗梭学说在中国未来命运的伏笔。
龙勃罗梭著作在近代中国的翻译出版，发挥了启蒙中国犯罪学诞生与发展的作用。民国时期学者的近代犯罪学著作，几乎都有对龙勃罗梭学说的评述。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犯罪学因为对青少年犯罪的全国性关注而复生的时候，民国时期所翻译的这两部关于龙勃罗梭的著作，再一次发挥了启蒙的作用。许多人都是因为受到龙勃罗梭“深刻而片面”{4}学说的吸引而进入犯罪学界的。而在犯罪学复生时期，对于龙勃罗梭学说的介绍，亦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两本译作，尤其是《朗伯罗梭氏犯罪学》。2000年8月黄风所译《犯罪人论》出版以前，这两部著作一直是国内关于龙勃罗梭学说最全面和最直接的中文译作。
除了对龙勃罗梭著作的译介之外，近代中国所翻译的还有意大利菲利、美国齐林、日本寺田精一、胜水淳行等犯罪学家的作品。
1936年5月，许桂庭根据英文译本并参考日译本将菲利（enricoferri）[3]《实证派犯罪学》一书转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民国时期所翻译的西方犯罪学史上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菲利名著《犯罪社会学》一书要点的概说，包括了菲利在那不勒斯大学[4]的3篇演讲稿：《实证派犯罪学之历史背景》、《实证派犯罪学之犯罪观》、《实证派犯罪学之犯罪对策》，附录为《阜利氏之生涯与著作》。通过《实证派犯罪学》一书的翻译，许桂庭将菲利这一被誉为“犯罪学三圣”之一的著名犯罪学家的生平、著述及其思想精华介绍给了中国近代犯罪学界，这对于中国近代犯罪学在了解西方犯罪学精华基础之上的发展，同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1937年3月，查良鉴将美国著名犯罪学家齐林（j．l．gillin）的名著《犯罪学及刑罚学》翻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犯罪学及刑罚学》一书分为两卷，上卷为“犯罪学”，包括“犯罪与罪犯问题”、“犯罪的构成”两篇，对于犯罪的定义、分类、现状及犯罪的原因做了细致地探讨。下卷为“刑罚学”，包括“刑罚史”、“近代刑罚制度”、“司法上的工具”3篇。这样一种将犯罪学与刑罚、刑事司法结合起来的犯罪学研究模式，是美国犯罪学的特色，也对中国近代犯罪学有一定的启发，例如_继所著《犯罪学》一书即专设“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关系”一章，这显然受到了美式犯罪学的影响。
除了欧美犯罪学著作外，日本犯罪学著作也是译介的重点。近代中国翻译了两部日本犯罪学著作，分别是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和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是近代中国较早翻译的西方犯罪学著作之一，由郑玑翻译成中文于1929年4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共包括11章，分别是第1章“犯罪研究的对象”、第2章“犯罪社会学的概念”、第3章“犯罪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第4章“社会生活及其目的”、第5章“犯罪的诸方面的观察”、第6章“犯罪的性质”、第7章“犯罪及其影响”、第8章“犯罪发生的条件”、第9章“犯罪的原因”、第10章“对于犯罪的反动上的刑罚”、第11章“犯罪的防遏”。此书属于早期犯罪社会学著作，正如胜水淳行本人所言，在问世前除了菲利的《犯罪社会学》之外，“还不曾听到欧美有犯罪社会学的发表”{5}。此书对于启发中国犯罪学与犯罪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近代中国犯罪学著作中引用频率最高的西方犯罪学著作之一。另外，李剑华也曾翻译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胜水淳行还曾经为李译中文版写序。
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有两个中文译本。192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廷健的编译本，纳入王岫庐主编“百科小丛书”第124种。该编译本乃张廷健对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一书“爰译述精要，补以管见之所及，编撰成册”{6}而成。[5]该书共分12章，分别是犯罪心理学、犯罪的发生、自然犯罪与人为犯罪、犯罪人的种类、病理的犯罪者、偶发的犯罪者、感情的犯罪者、社会适应犯罪行为的过程、年龄与犯罪等。此书篇幅较小，仅译介了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的精华，同时也加入了张廷健对犯罪心理学的诸多理解，例如译本的犯罪心理学结构，即与原著有较大的不同。1932年7月，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全本由吴景鸿翻译，由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1933年4月以丛书本形式再版）。该书共包括12章：第1章概述犯罪的发生；第2章分析人对于一定的刺激所起的先天的反应作用，以及社会适应性与环境；第3章为遗传；第4至7章讲述各种异常情况，包括智能、感情、意志、性欲等异常；第8至11章讲述模仿与犯罪、多数人与犯罪、年龄与犯罪、气候与犯罪的关系；第12章介绍观察犯罪行为过程的经验。
除了上述著作外，民国时期还翻译了少量西方犯罪学论文。[6]主要有化一译《犯罪和社会组织》、藏六译《犯罪与精神病》、《佯病与精神病的关系》、《变质症与犯罪法的关系》、《犯罪人个性之注意》、王学文译《墨祖贾megger动学的犯罪理论》、拂尘译《犯罪心理学之观察》、拙夫译《女性犯罪现象之统计的观察》等，所翻译发表的犯罪学论文侧重于译介西方犯罪心理学。
这些著作的译介，对近代中国犯罪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近代中国犯罪学就是以对西方犯罪学著作的译介为发展起点的。[7]例如，李剑华所撰写的中国第一本《犯罪学》，即是在翻译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做讲稿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而成{5}2。其他学者在进行本土犯罪学著作的撰写过程中，亦十分注重对西方犯罪学成果的参考与借鉴。对此，近代犯罪学者曾经明确肯定这是中国犯罪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_继在其所著《犯罪学》自序中就曾经指出：“在我国各样的科学，无不落于人后，关于犯罪统计的材料，更是绝无仅有，所以不能不依据已有的各先进国犯罪学者研究的结果，作为我们的参考。”{7}一些早期犯罪学著作更是主要依据西方犯罪学资料而写就，例如，赵琛所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中所用的犯罪统计数据，几乎都来自于日本学者的调查和统计；许鹏飞所著《犯罪学大纲》也主要是依据西方犯罪统计资料，穿插国内罕见的一些统计资料（基本上只有民国十九年司法统计中涉及犯罪的部分）作为论述的主要依据。正因为如此，后人在评价近代犯罪学时，的确容易产生“基本上是以介绍外国犯罪学为主，还谈不上有独立的犯罪学研究”{8}的印象。
不过，如果考虑到在20世纪20、30年代各国犯罪学亦大多处于发展阶段的背景，这些主要在20、30年代所翻译而且数量似乎亦不多[8]的西方犯罪学作品已经非常可贵地将犯罪学研究较为发达的意、日、美等国家较有代表性的犯罪学著作译介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犯罪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可以说已经为中国近代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起点。而且十分可贵的是，近代犯罪学学者在译介西方犯罪学著作的过程中，对于西方犯罪学的研究成果既没有过度推崇，也没有机械地否定，而是在总体上保持了一种理性的态度，避免了一种两极化的评价方式。这样一种对待西方犯罪学的态度，即便是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此外，犯罪学的先驱们也十分强调发展中国本土的犯罪学研究，在学习西方犯罪学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关注中国本土犯罪问题的特殊性。例如，许鹏飞在分析上海市社会局发表的《民国18年（公元1929年）上海盗窃统计表》所反映的犯罪与季节的关系时指出：盗窃罪多发于冬季，一年中以12月和1月最多，7、8两月最少，这是因为寒冷和中国年终大结帐的传统，导致盗窃犯罪增加{9}。再如严景耀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虽然深受美国犯罪学的影响，侧重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冲突理论等作为分析的工具，却十分深入地研究了颇具中国本土特性的犯罪问题，这显然并非“生搬硬套西方犯罪学理论”，更不可能“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犯罪学的发展”{10}了。
随着西方犯罪学著作的译介，在20世纪30年代，由我国学者所著的犯罪学著作也开始出现。这些著作的出现，既是受到西方犯罪学的影响，也是基于犯罪学教学的需要，这是近代中国犯罪学创建和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9]在20世纪20、30十年代，虽然近代中国本土性犯罪学研究还处于起步时期，但犯罪学已经成为大学中开设的重要课程。早在1930年，李剑华就曾指出：“在我们中国各大学中，现在几乎都设的有犯罪学这门课程。”{5}91939年，孙雄亦指出，“我国近年来，法科大学已将是科列为必修科目。”{11}除了主要在法政院校开设犯罪学课程外，一些大学的社会学院系、心理学院系亦开设有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课程。许多学者在讲授犯罪学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资料、完善讲义，形成了近代中国首批本土犯罪学著作。
据笔者考证，李剑华于1930年完成、1931年出版的《犯罪学》[10]一书，是我国学者所撰写的第一本犯罪学著作。此书共分7章，其内容主要包括犯罪学的历史、任务、研究方法，犯罪的概念、分类、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救治犯罪的方法、措施等，附录为犯罪学家及其文献。1885年加洛法罗将其著作命名为《犯罪学》，这被视为犯罪学诞生的重要标志。如果仿行这一标准，1931年李剑华《犯罪学》一书的出版，亦可谓标志着近代中国犯罪学的诞生。
无论哪种科学的任务，都很简单，他是在对于研究的对象获得正确的认识，犯罪学是科学之一，自然不会例外，也是在于它的对象——犯罪——获得认识。
作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严景耀先生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严景耀身体力行，试图将英美国家注重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风格引进近代中国，这与多依据国外犯罪统计资料，穿插少数官方司法统计材料研究犯罪学和中国犯罪问题的近代“主流”犯罪学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对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犯罪学研究关注近代中国本土犯罪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27年，当严景耀尚为燕京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利用暑假时间在北京京师第一_作一名志愿“犯人”，根据实证性调查写出了《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_问题》、《北平_教诲与教育》等论文。1928—1930年，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严景耀又率领学生对当时中国的20多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调查，收集了各种犯罪类型个案300多件，并从12个省的_纪录中抄编了一些统计资料{12}。正是在这些扎实的实证调查基础之上，严景耀于1934年在美国芝加哥用英文撰写出了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4]可以说，严景耀先生是近代中国犯罪学实证研究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今天从方法论的革新人手，打破犯罪学研究的沉闷提供了启迪，这可谓是严景耀先生对近代中国犯罪学发展最杰出的贡献。《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将对中国犯罪问题的探讨，放在社会变迁的宏观社会背景下，是综合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犯罪学说，如文化冲突理论、社会解组理论等分析近代中国犯罪问题的代表作。
毕业于湖南公立法律学校的孙雄，可谓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犯罪学家的代表。孙雄的犯罪学代表作是《犯罪学研究》[15]。该书在旁征博引国外犯罪学说时，又侧重与中国古代、近代犯罪学思想进行比较，因而体现出明显的比较犯罪学的特色。由于长期在湖南长沙_、宁远_、江苏青浦_以及江苏第一、第三、第四_和上海第二特区_等犯罪矫正部门工作，因而相对其他早期犯罪学者而言，孙雄的犯罪学研究更为关注中国本土的犯罪问题。又因亦官亦学的身份，其《犯罪学研究》常常引用_观点作为论证的依据，因而孙雄的犯罪学说又颇具“_犯罪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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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基本的经济法律意识是经济类人才成长的基础,而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实用型经济人才是教师的职责。为提高经济法概论课程的教学质量,就要分析该课程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对教学改革的几点对策。
“经济法概论”作为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基础学科,具有实践性极强的特点。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要培养出现代化的新人才就不得不与时俱进,而传统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素质提高的要求。如何提升经济法概论的教学实际用途,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教学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基础学习较少,学识基础薄弱。
“经济法概论”的教学内容多,但教学学时较少,因此在各高校,“经济法概论”的教学方法往往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老师一个人讲,学生基础弱,听不懂,无法融入课堂里,这样就使得主角配角位置颠倒,必然无法令人满意。
(二)教学手段相对陈旧。
如今,案例教学以及多媒体课件教学的方法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各种课堂,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采用的还是灌输的教学模式。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容易导致学生对老师或是知识具有依赖性,学生学习只懂皮毛,不懂得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思维狭窄,不会产生创设性的思考。这样的教学是无法提高学生素质的。教学应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不能只是满足于简单讲授经济法律的基础知识。教师应该主要注重引导学生去真正理解法律的内涵、阐释立法的精神和原则、提高学生应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教材缺乏层次感。
教材是教师的教学依托,是教学环节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经济法概论》教材的内容偏多,而且繁杂深奥,大多数内容需要学生自己学习,教材大多只是起到参考价值,而且较为陈旧,无法做到立足实际,与实际问题严重脱节,如《劳动合同法》等章节更新缓慢,无法做到对现有问题进行实际分析,且逻辑混乱,重点不突出,缺乏层次感。
(四)传统的考核结果束缚学生的学习潜能。
目前我们高校的考试主要还是闭卷考试,这导致学生还要遵循为了考试而学习,学校的一切工作也是围绕考试这一主题展开,让分数来作为测评师生成绩的重要依据。在这样的传统学习环境中,使得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考高分,这样就使得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无法得到很好的锻炼与提高。
二、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调整课时设置。
不同专业对学生的素质要求不同,不能只是单纯地给学生奠定法律基础。在初步明确基础知识的情况下,对于经济学和非经济学专业进行差别对待。经济学专业建议先开设《法律基础》这一课程,在此基础上设置《经济法概论》,两者课时合计60课时,中间10课时实现实训;非经济学(非法学)专业可直接开设《经济法概论》,但要保证48课时以上,中间有8课时以上实现实训。
(二)重点必须突出,逻辑必须清晰。
经济法教学内容繁多,突出重点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首先应按照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来取舍课程内容,形成自己的专业需要,如学经济管理专业的,就应注重市场管理法等的学习;学会计专业的,就应注重税法、金融法等的学习。同时还要注重与时俱进,比如将新出现的热点问题或最新立法及时的融入到教学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关注热点,思考热点,开拓学生的思路。
(三)结合学生专业素质的不同要求,丰富教学手段。
古语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开放教育环境下的经济法课堂教学应该是开放、灵活多变的教学,注重教学的创新与开放。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将课外的知识充实进课堂,将课堂的理论知识与课外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要注重发挥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积极开展第二课堂,如参加一些学生法学社团,也可以与法院建立经常性的实习观摩基地。另外,强化案例教学及多媒体课件教学的使用,将单一的课堂讲授变得多样,可以进行讲课、课堂讨论、案例分析、社会调研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教课模式。
案例教学是一种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教学模式。案例的选择应重视符合“三实”(实战、实用、实务)带动“三基”(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要求,尤其要重视一个“实”字,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是可以有实际作用的,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及探究欲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如今常见的案例分析法有三种:列举案例法、讲评案例法、讨论案例法。
1.列举案例法。
是指在授课中,教师为了更具体形象的阐述重点难点内容而列举一个或一组典型案例,案例可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也可以是对真人真事进行加工修改后的案例。
2.讲评案例法。
是指教师为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某一教学重点而对一案例进行深入的解剖与分析,并通过讲评案例使学生更好的理解与掌握课本理论。在进行这样的教学时可以使用电化教学方式,比如播放民事审判的录像片,边看边讲评。
3.讨论案例法。
为了加深同学们的学习印象,巩固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在某一主要章节讲授完后,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教师需要事先准备有针对性和难度的案例,并且人们大都对这个案例有不同的见解和结论的。案例要有详细的情节,教师在介绍案情后,提出问题,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经济法知识来分析解决案例。小组讨论,大班讨论都是可行的方法,也可以先合后分或先分后合。尽量让每一个学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老师在最后要对同学们的表现进行评价及总结,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好地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结合学生专业素质的不同要求,完善学习效果评价方式。
教师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各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讨论题,组织学生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开展讨论,以学生在案例的处理表现,作为平时成绩,以此调动学生参与问题讨论的积极性。经济法的教学应根据专业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选择,对于需要学生记忆的知识可以出题进行统一考察。通过经济法的教学活动,使学生们能够深入理解和把握经济法理论,能够运用经济法知识解决现实问题。同时课堂的教师不要固守传统的法律院校的教学模式,应从不同方面做工作,通过多样的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张慧琴。浅谈经济法概论中的案例教学[j].文教资料,2005,(2)。
[2]宋文霞。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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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推进，大学生的公民价值意识不断增强。不断提高中国大学生的公民价值意识，在大学生法律教育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与法律教育之间有重要的联系。近些年来，全国各大高校法学专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教育工作重点突出了专业教育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公民价值意识，这是不可取。本文通过对大学生法学概论方面的课程进行研究，通过了解大学生在法学概论方面课程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情况的研究，认识了法学士在思想政治培养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为更好的提高法学概论教学疑难案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法学生；法学概论；法学课程；职业道德。
一、引言。
近些年，法学专业学生越来越热衷司法考试，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法学职业精神的培养。各个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教育虽己经取得了进步，然而大都把教育的重点都放在了专业教育，忽视了职业意识、职业道德的培养，这就使得法学毕业生整体的职业素养不够优秀。__也曾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加强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本文希望通过对法学毕业生的调查，得到反结果，了解了法学生的职业精神养成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情况，及法学生职业精神培养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为更好的提高法学职业精神养成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提供客观、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二、法学生职业精神研究现状。
（一）思想政治素养较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上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很多人明明懂法却犯法，追求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思想政治素养不高，只有具有了较高的思想政治职业素养，法律人员才能在社会工作中做到不被利益诱惑，从而确保法律政治的高度纯洁。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和社会的重要人才，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才能够在法律工作中取得更好的进步以及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
（二）职业道德高尚.
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过硬的思想政治素养是每位大学生在法学课程中必备的重要环节，尤其是职业道德显得更为重要，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工作人员，必须处理好法学课程和大学生思想政治之间的关系。大学生如果在未来的工作中想要得到认可，必须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根据客观事实，公平办事，如果违背了这项原则，伤害的不仅仅是大学生自己，还有很多无辜的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工作人员，必须处理好法学课程和大学生思想政治之间的关系。大学生如果在未来的工作中想要得到认可，必须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根据客观事实，公平办事。
（三）专业知识扎实。
对于法律专业而言，法律工作不仅要求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还要求具有专业扎实的素质和素养。最仅几年，在一些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中也出现一些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是对其专业的一个重要检测之一。所以，现在社会越来越多部门对大学生的专业知识要求越来越多，这也是检测大学生自身专业知识和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不仅思想政治觉悟要高，而且专业知识也要过硬，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大学生能否胜任相关的法律工作。
（四）法律信仰高。
罗伯特.n.威尔金的《法律职业的精神》中写到，“精神的东西会按精神的方式行进，而获得这一精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崇尚它，只有崇尚才能根植于心，为灵魂所拥有。”法学生最需具有的职业精神便是对法律的信仰与崇尚。法学毕业生在本科受教育阶段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有两方面：包括基础层面上的素养，即法律思维的建立，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专业的法学知识体系，还有更高层面上的素养，即本身的德育水平，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尊重社会。坚持诚信为人，坚持公平正义。
三、法学生职业精神养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没有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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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法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中涌现了一些新的分科，我国诞生并发展起了一个新兴的学科一体育法学。伴随着体育与法制实践及其反映与概括这一实践的科学理论体育法成为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分，在于其具有特殊性，并就其在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关键词：体育法学；法学新学科；现状；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突飞猛进，法学研究与法学学科的建设也有了长足进展，出现了不少法学新学科。当前，随着我国政府对法制建设及法学研究的日益重视，我国国内法学新学科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或越发深入。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国内法学新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前景，对于推进这些学科的建设以及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无疑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体育法学是一门体育学和法学结合而成的综合学科，是研究体育法律规范、体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法律科学。它是在现代体育获得迅速发展并出现对其规范和调整的专门体育法律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日益加强，体育法学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正在成为与体育和法制实践紧密联系并为其有效服务的重要学科。
一、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形成及其背景。
二、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与特点。
1、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主要表现为如下：
(1)在著作教材方面：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组织编写的《释义》和各部体育行政法规的释义，先后在“二五”和“四五”普法教育中编写的《体育法规知识讲座》、《体育法规知识读本》等体育普法教材，都体现了有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一些体育院校学者相继出版了《体育法学概论》、《体育法学概要》、《体育法学》、《体育法理》等著作和教材。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教材中，都有体育法学方面的专门内容。最近还有体育法学的有关译著公开出版。
(2)在科研立项方面：在国家级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中，已有10余项属于体育法学方面的课题。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先后批准的体育社会科学课题中，体育法学方面至2004年已达50余项，其中1995年以来的占86％。这些成果中有些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许多已经转化为各级体育行政领导的决策，有的成果还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批示，有些获得了不同层次的科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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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概论》中的部门法知识的学习，因为课时有限，涉及的法律知识面广，在教学中多选用典型案例的分析辅助教学，加深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用案例辅助教学，具有灵活、直接的特点，能有效地活跃课堂氛围，启发学生思维，学生更易接受，对深入巩固教材知识的重点和难点能起辅助作用。
（一）案例辅助法律知识的讲授的首要环节是选好案例。
首先必须针对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选择案例，以利于学生对重点与难点的把握；其次，必须和教学要求、教学目的相吻合。《法学概论》是针对非法律专业学生开设的，案例不能太难，在挑选案例的时候，要求案情简单、短小，不能太复杂，学生要花长时间才能把案情搞清楚的案例不得选用。此外，选择的案例不要涉及多个知识点，以只涉及一个到两个具体的知识点为宜。
（二）案例辅助法律知识讲授的关键是对案例的运用。
对案例的运用一是要通过案例提出问题，让学生用所学的知识解答问题，或者要求学生对提出的问题通过思考引出新知识点，这样能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他们的思维，使学生能较快地掌握所学知识。二是要运用典型案例例证法律原理。教材中很多理论知识都用一些法律术语叙述，教师如果纯粹地用理论解释理论，学生就会觉得生涩难懂，使用事例例证法律原理和法律规定，可以把枯燥无味的.法学理论知识形象化、生动化，让学生更容易掌握用例证解释的法律理论。三是要通过案例分析比较容易混淆的法律现象或法律术语。教材中有许多法律概念或法律规定单一从字面上来看，不易理解也不易分辨，学生很难接受。如果能结合案例的分析和比较就能帮助学生透彻理解有关知识，在比较中准确掌握。如对民法中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的讲解，分别辅以一个案例，并对二者进行比较，这两者的不同点就十分清楚了。
案例辅助法律知识的讲授要特别注意几点：首先，对案例的处理要突出一个“疑”字，要求学生读懂案情，在读懂案情的基础上明确案件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教师要给学生引导，要把学生的思维集中在要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上。其次，必须调动每一位学生的参与意识，鼓励学生大胆发表意见和看法。在案例讨论中往往有的学生很积极主动，有的学生则被动，不思考、不发言，教师可以单独提问这类学生。最后，教师要依据相关的法学原理和法律规定，对案例进行分析并给予答案，因为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后，往往会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教师必须进行归纳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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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进行安全教育的重要载体,安全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阶段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小学生进行正确的安全教育对家庭、学校、社会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安全教育的论文范文，仅供参考。
大学生安全教育。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横向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特别是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和深化，大学生毕业由原来的国家统分统配向自主择业的转化，大学生如何安全平稳地走向社会和适应社会，并在社会中生根开花，有所作为，成为一个保重自己，贡献社会的有用之才，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教育加以探讨。
一、对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安全教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安全防范的需要。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商场如战场，众多的商品生产者和服务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竞争。竞争是无情的。社会没有铁饭碗，没有大锅饭，没有保护伞。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通行着竞争规律的市场经济，迫使每个市场主体面临成功与失败的双重选择。竞争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欺诈事件多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冒用他人注册商标屡见不鲜。面对着琳琅满目、精彩纷呈而又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消费者往往不知所措，这给少数不法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以可乘之机。欺诈行为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守法的商品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我们在对欺诈行为采取有力措施打击的同时，应采取法律措施加强防范，增强防范欺诈的意识，与各类欺诈行为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市场主体自身也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守法经营，不进行欺诈的违法犯罪活动。作为在校大学生，他们将走向社会，参与市场大循环，融入到市场经济的熔炉里，学校应对其进行安全防范教育，教育他们同欺诈行为斗争，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同时教育大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应当做到以诚待客，以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第二、安全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它具有辐射作用。学生在学校首先应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学知识，一专多能，多专多能，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危机意识，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和竞争能力，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和多变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充满生机和活力，让拥有知识的人大有用武之地，但也充满了陷阱和艰辛，这不得不让我们大学生在学校里学会安全防范，多一个心眼多一份安全。再加上随着大锅饭的砸碎，随着“整体利益”的退位，“个人利益”正在走向市场，走向社会。竞争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求得生存的必要手段，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那就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人们应认识到“形势比人强”的真正含义，市场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素质应跟得上社会发展的要求，应懂得尊重市场的变化，用新眼光新方法去处理面临的新问题，才能摆脱被动误打的境地，才不至于被淘汰。因此，如何学会适应社会和求得生存，学会安全进入社会，安全渡过市场经济的检验和锻炼的教育也成了学校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实施这方面的安全教育，才能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使学生有所准备，迎接市场经济的考验。另外，大学生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行为会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对社会具有辐射作用，推动着全社会安全观念的形成。
第三，安全教育是法律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做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素质之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当代中国社会环境的一个最大最深刻的变化。它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的要求，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市场经济强调等价交换，平等竞争;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强调各尽其力，各显神通;强调主体间进行交往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人们要善于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树立自己的社会公德意识，不做损人利己的事，要尊重他人、格守信用，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公德，讲究公共卫生，遵守职业道德，增强自己的保健意识，注重心理健康。大学生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只有单一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完善知识结构，扩大知识面，既懂书本的，也懂社会的，才能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我们要由原来的偏重智育和学历文凭的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的人格素质、精神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健康素质和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大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如何做好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班主任要带好一个班，必须要对班级所有学生的学习、生活、劳动、纪律、安全、卫生等方面，进行全面管理，其中安全工作的教育管理，更为重要。班级的安全工作，涉及学校的稳定秩序，影响到该班的和谐发展，触及到师生的切身利益，更牵扯到家长那颗久放不下的心，因此，班主任必须把学生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提到最显著的位置上来抓。我们要象抓教学质量那样抓好安全工作，我们要象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我们的学生。确保学生高高兴兴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班主任如何做好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呢?
一、常宣传。
谁也不愿接受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发生在未成年的孩子身上，但事与愿违，不幸的遭遇总牵动父母的心，让泪水奔涌，心也彷徨。假如不在公路上追跑打闹，假如不乱穿马路，假如不耍“高超”的骑车杂技??也许惨不忍睹的这些就不会发生。很多时候，只要班主任细心叮咛过，学生可能会把你的谆谆教导铭记在心，会主动把它落实到日常行动中，去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结果自然会降低学生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有机会的话，班主任应利用班会课开展“交通安全在我心”、“不该发生的故事”、“交通知识讲座”??一系列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更能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班主任要对学校制订的安全制度和安全措施，经常宣传，具体落实。如要与学生家长每期签订《安全责任书》。班上要结合学生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安全工作，要深入人心，落实到位。安全工作，要天天讲，处处讲，时时讲，人人讲，不厌其烦地讲，要时时向学生敲警钟。因为学生易冲动，自制力差，可塑性大，所以班主任千万不能忘记安全工作。利用班会、晨会、读报时间，采用集中、分散相结合等方式，把安全风吹进学生心里。只有安全意识扎根于学生头脑之中，我们的安全工作才算做到家。
二、多防范。
上级相关部门和学校对班级安全管理，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教育管理，有一定的指示精神和要求，作为班主任，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安全工作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和投机取巧，而应该脚踏实地、防患未然。教室内，书写安全标语，危险处设置警示牌，班级办《安全专栏》，组织学生学习有关安全、法制知识，演唱安全歌等。班级开展争当“安全星”活动。利用各种活动，不同形式让安全意识“随风潜入心，润人细无声”。
教师都应当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做到以预防为主，强化防范措施，开展群防群治。加强对安全防火工作的宣传和防范，不到危险区去活动和玩耍，寝室内严禁玩火，点蜡烛，预防火灾事故。对易燃、易爆、放射、剧毒、腐蚀等药品要严格管理，防止发生意外事故;禁止学生携带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校，消除火灾隐患，严防学生接触易爆易烧、有毒有害的物质，严防不安全事故的发生。教育好学生如发生火灾，在报警的同时应速疏散到安全地带，禁止学生到森林地带野炊，严禁学生参加森林火灾扑救。教育好学生严格按管理制度用电、用水，不准学生随意触动电器。
组织参加文艺演出、看电影、全校集会、大型活动，做操，放学及遇有紧急情况，班主任要自始至终及跟班要到位，带领学生一起参加活动。落实好紧急情况下的疏散措施。组织学生有秩序地下楼梯，在狭窄走道或楼梯中行走时，不得拥挤，必须有序上下楼，防止因拥挤、踩踏造成伤亡。
运动项目和运动强度应适合学生身体状况，严防运动安全事故。学生上体育课，教育好学生防止发生意外伤亡。体育课或体育活动要事先做好准备，加强防护，注意安全。要强调课堂纪律，注意教学规范，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科学地安排活动量。要耐心地指导学生练习，要使学生知道每一种活动可能发生的意外和注意的事项。懂得锻炼和保护的方法。组织学生参加田径、球类等体育竞赛及其剧烈活动时，严禁有病例、身体不适者参加。组织学生参加学校劳动教育及卫生等工作，应当注意学生年龄和体质条件，严禁学生参加超越年龄、生理和自我保护能力范围的活动(如登高擦玻璃，到传染病源做好事，救火等);禁止学生爬高、登窗台、翻栏杆进行打扫。组织学生劳动及参加社会实践时，应对劳动场地，工具作好安全检查，对学生提出明确的劳动纪律要求，避免发生安全事故，不组织学生进行强度过大和危险的劳动;不安排学生为私人帮工。禁止学生进行不安全的活动游戏，严禁跳楼梯、爬栏杆、翻围墙、在楼梯走道奔跑跳跃、追逐打闹、随带利器火种，扭打等现象。在发生不法分子滋扰学校时，要及时制止并报告学校或_门处理。
实行学生外出春游、参观、参加社会实践等活动的报批制度，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组织。获准后应周密安排，精心组织，并有安全保障措施。校内因病因伤送医院诊治救护的，要及时报主管部门，并逐级上报。班上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开展行之有效的安全教育活动，在教育实效上下功夫，防止走过场和形式主义。
要做好防溺工作。禁止学生擅自到深水中洗澡、游泳。要特别重视教育学生掌握溺水救护的基本技能。告诫学生非在校时间去游泳，必须要有监护人管带。教育好学生不买过期、变质食品。重视传染病的防治与管理工作，发现患传染病的学生，应立即与其家庭联系，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止传染病蔓延。
教育学生注意校外交通安全，加强对学生进行交通法规教育，增强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提倡步行上学，切实减少交通事故。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培训和演练，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增强沟通协调能力、心理调适能力，以便有效控制事态，使之向好的方面发展，最终得到和平地、妥善地解决。教会学生自救方法，培养学生应急意识、自护意识和能力。
三、细管理。
安全工作，我们写得多，说得多，这还不够，必须细管理。班主任工作，其中安全工作的细致教育管理是最重要的一环。安全工作无小事，安全责任重泰山。的确如此，事实上，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中度过。但千万不要忘了那少部分时间(即课余时间)。事实证明，我们很多的纠纷，安全事故，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内的。我们平时的工作就疏忽了这一点，认为学生该休息，我们也该休息，此时学生失控，最易出乱。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班主任就要善于空档的管理，细致入微的管理。我很推崇班主任工作“五到场”——课间操到场，课余时间到场(班)，集合到场，集会到场，升旗仪式到场，当然这就需要班主任有奉献精神，爱岗敬业。否则，必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安全隐患。
四、巧沟通。
班主任，不仅要上传下达，而且要左右逢源。要善于沟通，巧妙沟通。学生与学生有矛盾，班主任要沟通心灵，消除隔阂，特别是本班学生与其它班的学生存在分歧时，一定要沟通在先，消除隐患，化干戈为玉帛。班主任要沟通科任教师齐抓共管。班级安全工作不是班主任一个人的事，班主任还要与其他班主任以及学生沟通，互通有无，采取有力措施，形成合力抓好安全工作。班主任还要沟通家长、社会等各个方面，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及班级的安全教育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安全教育管理的大格局，我们才能安全到家，平安到位。
安全教育是生命教育，安全教育是世纪教育。在安全问题上，仅靠社会、学校、家庭对中小学生进行保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树立“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思想意识，自护自救观念，形成自护自救意识，掌握自护自救知识和技能，锻炼自护自救能力，使他们能够果断地正当地进行自护自救，机智、勇敢地处置遇到的各种异常情况或危险。只有这样，学校安全工作这个沉重的话题，才有可能变成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永远不能放下这个话题。
普及大学生安全知识，抓好大学生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自我保护能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学生不受违法分子的侵害，避免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不仅是保证大学生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的需呀，也是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最基本的要去。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是社会呈现出多种思想观念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不仅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人们洗礼转型的重要时期;不仅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治安案件高发的时期。各种新的不平衡，不和谐因素增多，各类不安全隐患也不断出现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个体寻求发展的必要前提。安全教育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大学生由于其自身生理、心理特点以及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当我们面对危险因素时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就显得极为重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多层次、多形式办学格局已经形成，后勤社会化改革也在逐步深入，市场经济的触角迅速地深入校园，校园已由过去封闭型的“世外桃源”变为开放型的“小社会”，治安形势更显复杂和严峻。而安全问题不仅是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今后毕业走向社会经常遇到的问题。所以，必须加强对高校大学生的安全教育。
那么，我们大学生如今的安全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1.对大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制度不全。大学生安全教育还没有纳入课程教育，也没有经常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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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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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文革”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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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毛概论文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
语言学概论论文
我们在闲暇时候或者在疲劳的时候会聆听美妙的歌曲，也会看些休闲的电影，玩些动感的游戏，我们为那些唯美的画面所折服，为那些动听的音喉所感动，为那些炫幻的游戏所激动，无疑，我们是很幸福的。然而，这些休闲娱乐的背后是语言在支撑着它们。没有词人，哪来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美妙画面，也不会有“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感人场景和声音，更不会有现在美好的一切。
在高中的时候，我在学习生物时，了解了“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当时我还很不屑，动物也有语言啊，鸡鸣、狗吠、狼嚎、虎啸、猿啼等等，它们也用语言啊，学习了语言学概论这门课后，我了解了人类语言是多么的复杂和高深莫测，它和动物的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
语言有很多机制，“牧笛横吹、夕阳余晖”是羡余机制的体现，“蛋白质（笨蛋、白痴和神经质）”是经济机制的体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对称机制的体现，语言还有预设机制、隐含机制、排除机制、补偿机制等，而在这里，我班门弄斧来浅谈一下语言的预设机制。
弗雷格是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于1892年提出预设的概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特劳森从真值条件出发，将预设看作是句子或命题之间的关系。所谓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指生物机体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关系。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其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
而语言机制也就是语言内部的可循的规律，那么预设机制就是语言本身内部可以寻找到的具有“预设”的机制。
美国科学家弗兰克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空袋子难以直立。”
同样，语言只有有了依托才能焕发光彩，才能真正起到沟通交流的作用。而预设就是支撑语言的基础。
预设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很重要。人在使用自然语言时，有很多不言自明的预设，否则交际就会比较困难。“吃核桃”、“吃花生”其实是吃核桃仁儿；“吃排骨”、“吃鸡蛋”其实是吃排骨肉、蛋清和蛋黄。人们只是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类绕口令中才分出葡萄皮和葡萄肉这类精确的涵义。
在语言学概论的学习中，我了解了预设即预先设定，是说话人在说一句话时主观认定的他和听话人都接受的背景信息，是假定的交际双方所共知的内容或共有的认识；预设在话语中总是附带表达的（在断言范围之外），是潜在的，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对话语本身进行肯定还是否定都不影响预设的存在。
预设在语言里随处可见，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古代，比如在《西厢记》里：［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也！［旦云］啊，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
夫人话中有一个预设：小姐和张生是兄妹关系。由此而生出另一层意思：既是兄妹关系，那就不能结婚；夫人赖婚的意图非常明显，故而，张生、莺莺、红娘他们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映。
在我看来，“预设”可以看成是语言发生的环境，它预先设置了语言发生的环境，不同的“预设”对于相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对于一个成功人士的妻子说：“你先生真有本事啊！”这就是一个赞美。而对一个不求上进失败的人的妻子说：“你先生真有本事啊！”这就是一个讽刺。不同的环境就有不同的表达的目的，于是有了讽刺这一修辞，也造就了鲁迅这一个文学大师，但是在现代鲁迅的文章很难读懂，就是因为时代不同，语言的环境不同，我们没法真正全面的了解它的真正含义。
语言的预设机制具有很多特性，它体现了预设的内在特点。
语言的预设机制具有合适性、共知性、单向性、主观性、隐蔽性、可撤销性。
1、合适性。
最早对预设的合适性进行研究的是菲尔莫(charlesfillmore)。他从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出发，认为语用预设就是指“通过一句话来有效地实施某一个言外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2、共知性。
共知性指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对共知信息的假设或交际双方所共同接受的信息，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共有的背景知识、交际场合的情景和交际双方的相互关系等。
它在我们的生活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辽大食堂一楼，如果你想买鸡蛋饼，你可以说：“要一份三块五的!",老板就知道你要的是加肠的，但是，如果你在卖米饭的那说同样的话，老板肯定没法给你打饭，因为最低的是四块的。这就是预设机制共知性的体现。
3、单向性。
单向性指预设是由说话人单方面做出的,在被听话人理解之前只有说话人自己知道预设的含义。
例如：
a：你这人真够阿q的！b：阿q?听到a说阿q，b不理解，是因为他不知道a所说的阿q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不知道a指的是自己的哪一点，所以才要求a明示。
4、主观性。
主观性指带有断言性质的语境假设，预设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的真实性或正确性。有些广告也运用了预言该特性而让消费者在潜意识里相信了该产品。例如：“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杀菌治脚气，请用达克宁”
脑白金广告的预设是“脑白金是最有价值的，其他礼品都不如脑白金”；或“如果送礼，脑白金最合适，最讨对方的喜欢”。
西安杨森制药厂推出的治疗脚气病的“达克宁”抗真菌药膏,它的预设是“治疗脚气，达克宁疗效最好”。
这两个广告的预设都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性特点。
5、隐蔽性。
隐蔽性指说话人没有将预设信息明白地表达出来，而是将其隐含在话语之中，这种隐含的信息是交际双方所共知的。
例如：
a：你说谎的时候会不会紧张?b：不会。不，我从来不说谎!a的问话含有一个预设：b说过谎。而b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答“不会”，其实等于认可了a的预设。
6、可撤销性。
在一定语境下，语用预设可以撤销，这种可撤销性“依赖于说话者的态度和信念”。例如：
a:您儿子好可爱啊！
b:我还没结婚呢！从以上对话的预设触发语“儿子”中我们得知a预设了“b有儿子”，然后这一预设随着交际的进行而被b撤销了，b的话语中蕴含着“这不是我儿子，我还没结婚”这样一个意思。
说来说去，预设就是预先设定一个语言环境，这个环境使别人可以知道，也可以不让别人知道，也可以大家潜意识里都知道。
那么，语言的预设机制对于我们有什么作用呢？它难道只是局限于发现而不能使用它吗？
预设的作用有很多：
1、表达不适合直接表达的言外之意。
2、利用预设诱使对方中圈套。
3、使语言更为准确、得体。
比如，商家打广告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宣传自己的产品外，更重要的是打击对手，使自己的产品能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好钙，蓝瓶的”，预设：不是蓝瓶的就不是好钙。这就含蓄的表达了该公司的意念，那就是只有他们公司生产的蓝瓶钙才是质量好的钙，这运用了预设的第一个作用。
还比如，在法庭辩论中，律师常常会这样问：“你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出的门？”样预设的目的，就是诱使谈话对象进入自己事先设计的“陷阱”，以便控制谈话对象，实现自己谈话的目的。这也是一种谈话的技巧，既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又不让别人发现自己在问他问题。
再比如，一位年轻人患病住院,他的好友来探望，一见面就说：“怎么，你的脸色还是这么难看。”年轻人顿时沮丧起来。在医院这样的场合，本应安慰病人，而不是打击。所以，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我们说话也应分清场合，看清对象，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要真心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不要说出伤害病人的话，俗话说“良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之所以说出不合身份、不合场合的话，主要是说话人忽视了话语中的预设。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注意言语中的预设那么就可以使语言准确、得体。因此，利用预设，遵循预设理论，可以使语言更为准确、得体。
可见语言的预设机制是多么的重要,任何言语行为都有预设,在实际言语行为交际中，如能巧妙利用言语行为的预设，能有效地达到自己的言语行为交际目的，有时，还能产生奇效。
怎样才能把预设运用到生活中去呢？怎样才能更好的与别人沟通呢？只有了解和学会语言的预设机制，才能在生活中得体的表达那些隐晦的话，或者听得通别人的“言外之意”，这样才能更好的生活。
这里有一个幽默的例子：
美国著名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与共和党人交恶，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有些共和党人是婊子养的。他的言论在议会引起轩然大波，共和党人纷纷抗议，要求马克吐温公开道歉。马克吐温便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声明：我道歉，我收回我的话，应改为“有些共和党人不是婊子养的！”。
马克吐温除了运用“逻辑学”中的“判断”技巧外，还运用了“言语行为的预设”，他的“有些共和党人不是婊子养的”否定句中早有预设：有些共和党人就是婊子养的。
另外，在现代生活中，广告的预设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消费者的心理，使消费者接受其产品和服务。
作为消费者，在接受广告语时也应提高认识，辨别信息的可信度，洞察广告宣传背后的诱导机制，不要盲日从众。认识到语言预设机制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听别人说话时要注意语境和说话人的真正意图，真正做到合理的沟通、有效的沟通、真诚的沟通、，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就减小了，语言所起的真正的作用就达到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做过一个阅读理解，现在看来就是和语言的预设机制有关，该文章内容如下：
有个人过生日，邀请四个好友到家中吃饭。
三个准时到达了，只有一人迟迟未来。主人有些着急，不禁脱口而出：“急死人了，该来的怎么还没来呢？”其中一人听后，很不高兴的对主人说：“我先告辞了，再见。”说完就走了。
一个人未到，另一个人又走了，主人急得又冒出一句：“真是的，不该走的却走了。”剩下的两人中的一个也生气地说：“那好，我也走了。”说完掉头就走。
又一个人走了，主人更加着急起来。最后剩下的这位就劝主人：“朋友都被你气走了，以后说话要好好想想。”主人很无奈地说：“他们全都误会我了，我说的根本不是他们。”这位朋友听后再也坐不住了，最后也铁青着脸走了。
这不仅是一个悲剧，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在说话时要注意自己的语境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预设”，因而会引起误会，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那些说话爱得罪人的朋友们，绝大多数并不是有意而为，而是由于不注意语言的前提预设导致人际关系淡薄，所以语言的预设机制对于我们非常重要。
在这里浅谈了一下语言的预设机制，希望老师多多指教！感谢老师这一学期的教导！
学院：经济学院。
专业：统计学2班。
学号：110704222。
姓名：董朋朋。
毛概论文
摘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途径、认同程度和认同效果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造成这种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加之多元思潮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和利益结合不够等因素，对此，可以通过增强理论魅力、提高宣传教育工作能力、完善利益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等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严谨的理论逻辑和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理论指向。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了这一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认同途径方面，当前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各种信息汹涌而来，鱼龙混杂，要把党的核心价值上升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不仅要对党员进行教育，还需要在全民中进行宣传，而目前很多普通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缺少认识的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结合的程度还很有限，另外价值观的东西也难以进行法律规范的界定，法律对其约束十分有限。其次，从认同程度上来看，不同的阶层、职业，不同信仰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程度不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部分的认同感也有很大差异。最后，从认同效果方面来看，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指导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大挑战，很多党员干部虽然对核心价值表示认同，接受了核心价值观规范和准则，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付诸行动，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少将认知转为行动的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认同感方面存在的不接受，不行为等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主观方面来看。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不强的原因，主要是宣传教育的不到位，宣传形式化，致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效果不明显。
一种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人心与对他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成效密切相关。良好的宣传可以使之在大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致的认同，不良的宣传则可能走向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形式化的宣传则只会过分关注表面的东西，从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解决，影响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比如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中，很多内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针对性，宣传过程中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往往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较大，这样就打击了一部分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荣辱观教育很多地区都停留在常规的会议或者教育基地的数量等可以量化的数字等形式上面，对深层次的内涵则缺少判断的标准，从而不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一个价值体系只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而要实现内化首先需要大家对它了解、认识和深入挖掘，宣传教育工作就摆在了首要位置。可见，宣传教育的成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二)从客观方面来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包括西方思潮的涌入、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还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等。
首先，西方思潮的涌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了阻碍。当今时代已是一个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思想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在多信息的选择中，会无意地消解从而淡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当前存在的影响较大的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还有一些封建思想沉渣泛起，这些思想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造成威胁，甚至有的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其次，当前凸显的社会问题以及利益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淡漠。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趋势仍旧没能得以扭转、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是仅仅是理论务虚，还需要与人们真实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再次，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指导下，自身进行了一些新调整和新变化，其统治似乎比以往更加稳定，这些表象使很多人认为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没有前途，反而是西方的那一套市场经济和利己主义的理论更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其前途感到困惑和忧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也遭到挑战。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淡化、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少信心和决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受到削弱，荣辱观的标准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显得就愈加宝贵。
(一)加强理论研究，优化理论语言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
一个理论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同，既要符合价值性要求，又要符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张扬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于生活，能够服务于现实，要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就需要在不断追求人的发展这个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把握不同个体的需求，使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同时，也应该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语言加以优化。传统的价值观教育话语体系的特点体现为语境的严肃性、话语的规范性、语辞的固定性、叙事的宏大性等。如今，网络文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也因为话语体系的不同而遭到了挑战。这就需要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言说方式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公众自身积极的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来。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很大一部分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宣传形式化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在宣传的时候就要认真落实，使每一项活动都能成为一次灵魂的教育，避免成为形式化的说教和清谈。其次还要树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价值观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合力，使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广的传播和认同。再次，价值观教育更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党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执政。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言行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违背这一要求，走上腐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高对党员干部的标准，他们的身体力行将对社会、国家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面对多元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社会越是多样化，意识形态越是纷纭复杂，就越需要主心骨，就越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引领好多元的社会思潮，又要有力抵制腐朽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积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和媒介，增强理论宣传的通俗性和生动性，增强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进群众的心灵，外部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让群众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更为根本，面对多元的思潮，能够以“火眼金睛”看清楚事物本质，从认知上的认同深化为情感上的认同，更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基本经济制度在人们道德观念和理想信念上的集中表现和反映，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条件是人们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有说服力，得到普遍的认同，还有赖于其能够满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和广大群众认同的实践效应。价值认同，说到底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在加强信仰建设的同时，还需要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当前贫富分化扩大趋势以及党内的腐败问题等矛盾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践行，因此着力解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加大对社会矛盾的解决力度，创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是增强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注释：
汤志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5).第75页.
王贤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第15页.
参考文献：
[1]周中之，石书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石刚，李丽娜.核心价值面面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余源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哪里抓起.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6).
[4]程恩富，等.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
[5]聂运麟.低潮中的奋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艺术概论的论文
(一)设计基础与源泉
从根本上来讲，艺术设计的源泉来源于现实生活。民间美术艺术也是依托于现实生活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劳动人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民间美术艺术与艺术设计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与源泉。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民间美术艺术都可以称作是我国的民族文化。民间美术是艺术的源头，是艺术设计的审美基础。艺术设计要求创作者在思维方面做到新颖独特，拥有纯真的创作意识。从全球来看，艺术设计的设计方式都是通过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从原有民间美术艺术中获得灵感，再结合现代的先进设计理念，才为现代艺术设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存在相似性
由于艺术设计的源泉是民间美术艺术，因此，两者存在许多相似性。具体来讲，两者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装饰和表现等方面。就民间美术艺术的色彩来讲，往往呈现出浓烈、真挚的特点，给人们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而艺术设计也是注重给人视觉上的感受，通过将字体、色彩、图形等进行结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达到视觉冲击的效果，进而传达某种思想感情。这与民间美术艺术的艺术特点是一样的，这也是现代艺术设计所共同追求的目标，通过简单的表达方式来传达艺术设计中的丰富情感。因此，从根本上来讲，民间美术艺术与艺术设计在视觉方面的表达具有很多相似性。
(三)相互融合
(四)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民间美术艺术和艺术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前者是后者的源泉与灵感所在，但是站在时代的角度来讲，后者是前者的升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对艺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进行创新，才能够创造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民间美术艺术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代艺术设计通过对民间美术艺术的创新，让民间美术艺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使得民间美术艺术更加具有时代感。将民间美术艺术中的精神和元素融入到当代艺术设计中，实现了对民间美术艺术的升华。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创新，而是在民间美术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让民间美术艺术呈现出民族文化情感和民间精神的独特做法。这正是站在时代的前沿而进行的对民间美术艺术的时代性升华。这体现出了民间美术艺术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时代性价值，同时也彰显出了当代艺术设计中所拥有的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情感。
(一)阴阳相济造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阴阳相调，因为只有做到阴阳相调，才能够达到阴阳平和的效果。这是中国人民对艺术造型所追求的和谐之美。民间美术艺术造型中有许多都呈现出了阴阳相济的造型特点，在艺术设计中，对于阴阳相济的造型利用也非常的常见。在中国传统的剪纸当中，有阴剪法、阳剪法等，都呈现出了阴阳相济造型的特点，这是中国人民的审美特点。在艺术设计中，也有对阴阳相济造型的利用，如中国人民银行的logo标志，就使用了阴阳相济的造型，通过巧妙协调空间画面形态，使整个标志显得更加的精炼与完善，其构思显得巧妙而形象。
(二)虚实相扣造型
民间美术艺术造型中既有抽象的，也有实体的表现，其中，通过对抽象的内容进行实体性的展现，或者将实体性内容进行抽象化的表现，都是民间美术艺术创作当中非常重要的特点。实现抽象与实体之间的过渡，又要达到和谐自然的效果，就需要强调对线条的利用，这是现代艺术设计当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利用抽象与实体之间的自然过渡，设计意味深长的作品，是现代艺术设计需要达到的目标。在2008年奥运会火炬祥云的设计上，就体现出了抽象与实体之间的自然过渡，祥云的造型既可以说是一朵飘动的云，又可以说是极具动感的火炬，这是通过抽象与实体的过渡所达到的效果。
(三)应用造型理念
(四)“和谐过渡”造型
民间美术艺术受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线条的变化中体现出了“和谐过渡”的思想。这种艺术造型给人和谐的感觉，体现出了造型的自然统一。其中，在艺术设计中，将绘画采用“和谐过渡”的造型，应用在海报、宣传册上面，实现了民间美术艺术造型的利用，同时展现出了当代艺术设计的独特性。此外，根据中国的水墨画中对于“和谐过渡”造型的利用，在虚实之间进行转换，产生了无穷的韵味。现代艺术设计中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民间美术艺术造型的影子，民间美术艺术造型在艺术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现代社会的发展对艺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增加了艺术设计的难度，在艺术设计中利用民间美术艺术中的“和谐过渡”造型，将抽象与具体进行紧密的连接，可以在当代进行广泛的利用，如网易标志的设计，就体现出了“和谐过渡”的思想。
(一)平面设计
民间美术艺术色彩在艺术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如在平面设计中，就可以看到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影子。现代平面设计坚持了民间美术艺术色彩利用中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和设计理念，如对于对比色彩的利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就非常常见。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美术艺术中，对色彩的利用，非常突出其对比性，如通过结合黑与红、红与绿、黄与蓝，能够加强视觉冲击，提高作品的震撼力，加强其艺术效果。在现代平面设计中，通过色彩对比的利用，能够加强作品的视觉效果，提高其震撼力，增加作品的张力，充分展现平面设计艺术作品的和谐美。
(二)包装设计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为了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从而引起消费者的关注，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也利用了民间美术艺术设计中的色彩。现代包装设计中，对于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利用，非常注重以色传神，通过丰富鲜艳的色彩，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促进人们购买商品。如通过绿色包装，能够让人们联想到绿色环保、安全无污染的理念，从而引发购买行为。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对于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运用，体现出了现代化的理念，让民间美术艺术色彩服务于现代生活，充分发挥民间美术艺术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作用，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三)室内装饰设计
(四)广告设计
广告设计也是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广告设计也非常注重色彩的利用，用以表达特定的目的。在广告设计中，也涉及到了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利用，为了更好地表达广告的主题与意图，通过合理利用民间美术艺术色彩，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合理利用民间美术艺术色彩，能够起到烘托作用，表达广告的中心思想。如在化妆品类的广告之中，为了表达护肤和追求靓丽容颜的主题，利用淡粉、淡绿、淡蓝等素雅的色彩，给人健康、优雅的感觉。而在儿童服饰宣传的广告之中，通过鲜艳、活泼的色彩，如红色、蓝色等，能够对他们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在表达喜庆的广告设计中，大多采用具备中国特色的大红色，用来渲染喜庆的氛围。这是对民间美术艺术色彩的合理利用，能够彰显出当代艺术设计的特色魅力。
参考文献：
[3]王洪业.民间美术的艺术造型和色彩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j].中国校外教育,2016,s2:483.
语言学概论论文
信阳位于河南省南部，处在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上游之间，信阳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中原官话的信蚌片的一个方言点，从信阳方言词汇体系来看其词汇不但明显有别于河南境内的其它方言词汇，而且与周边省市的方言词汇有密切的联系，有其独立的语言类型价值。本文主要从词形、构词、词义、造词理据等几个方面将信阳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进行比较。
关键词：信阳方言、词汇、普通话。
从本质上来看，普通话也是方言，普通话与各方言之间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由于各自形成年代不同，影响因素和环境也不一样，所以普通话和各方言也有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各个方面，本节从词形、词法、词义、造词理据等方面对信阳方言和普通话词汇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的重点是二者的差异。
一、信阳方言词与普通话的词形比较1.有音无字。
到目前为止，汉语各方言中还有许多单音词有音无字，找不到恰当的字来记录。造成有音无字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字少词多，没有为对应的单音词造字；另一种情况也会造成有音无字现象，即：方言中某个词可能有本字，但由于历史音变关系而湮灭了，造成本字无从考证。有音无字在汉语各方言中是异常突出的现象，那些有音无字的方言词，往往是各地方言中最具特色的最常用的口语词，各方言中都有一些其他方言没有的有音无字词。信阳方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词存在有音无字现象，而这些词是信阳方言词汇中口头常用语（下列例子[]中字母代表拼音，数字代表声调），例如：
[ceng3]伸到外面。
如：这个竹竿太长了，都~到门外头去了[pia3]。
淡而无味。
如：这个菜炒得~~的，就像没放盐。
[liao2]。
缝补。
如：她的衣服破了，每次都是她自己~地[jiang3]生产。
如：他家的老母猪昨晚~了一窝猪娃儿2.构词语素。
信阳方言的某些词与普通话意义相同，但构词语素有差异。有的构词语素一部分相同，而另一部分不同；有的构词语素完全不相同；有的构词语素完全不同，但意义却相同；有的构词语素相同，但排列顺序却不同（如没有做其它说明，下面所有的例子，前面是信阳方言词语，后面是相对应的普通话词语）。2.1构词语素一部分相同，另一部分不同，如：
天河一银河。
扯闪一闪电。
车身一转身。
袖笼子一袖套儿。
耳隆一耳朵今个一今天。
惯势一娇惯。
蛛蛛一蜘蛛。
手巾一毛巾。
洋火一火柴2.2构词语素完全不同，如：
鱼鹰一鸿鹤。
老丈人一岳父。
屋里的一妻子。
斗嘴一接吻。
有喜一怀孕毛娃儿一婴儿。
茶吊子一水壶。
2.3构词语素完全不同，但意义相同，如：
麻雾子一毛毛雨。
檐老鼠一蝙蝠。
冷子一冰雹。
手杆子一胳膊片子一尿布。
眼欠一羡慕。
打圆壶一调解。
金贵一稀罕。
腿包一膝盖2.4构词语素相同，但排列顺序不同，如：
齐整一整齐。
实诚一诚实。
紧要一要紧。
弟兄一兄弟。
宵夜一夜宵。
信阳方言中有一些词构词语素与普通话完全相同，但是排列顺序恰好相反,周一民在研究北京话的词汇时，将这种“把普通话里的某个双音节词倒过个儿”的方言词叫作“逆序词”。信阳方言中的逆序词虽然不多，但也应该引起重视。
二、信阳方言词汇的构词特点。
本文主要是从信阳词汇的重叠构词和特殊的词头、词尾两个方面来分析信阳词汇的特点。
1.信阳方言词汇重叠构词有7种格式：
aa式。
有动词重叠，如：瞧瞧、想想、找找；有形容词重叠，如：好好，慢慢，高高；有名词(或量词)重叠，如：人人，天天，个个，亲属称谓的重叠例外。
aab式。
有5种形式：（1）形形+形，如：当当响，稀稀软，梆梆硬；（2）形形+动，如：好好干、慢慢走、细细看；（3）形形+名，如：暖暖手、热热饭、烤烤火；（4）名名十动，如：天天想、人人爱、年年盼；（5）量量+形，如：个个壮、头头肥、袋袋满。
a.a式。
多由单音节的动词或形容词构成，如：闻一闻、听了听、冷一冷abb式。
多由形容词构成，含程度加深的意思，如：圆溜溜，美滋滋，暖烘烘、毛绒绒、胖墩墩、哭浙浙、红彤彤。
abab式。
以双音节的动词为主，形容词不多，如：教育教育、商议商议、享受享受、表扬表扬、打听打听、清理清理、打扫打扫、高兴高兴。
a里ab式。
由双音节的形容词构成，如：流里流气、洋里洋气、土里土气、妖里妖怪、糊里糊涂、风里风光。
aabb式。
词头“老”除有老张、老。
五、老弟这类全国通行的用法以外，还常用于长一辈、平辈和晚辈中表示最小的意思，如：老姑、老叔、老妹、老弟、老闺女，此外，形容词或一些短语的前面常冠以各种词头，用以表示程度深，相当于“、、、、、得很”，常用来作词头的字很多，如：死、生、焦等。
死——。
~慢。
~磨。
~笨。
~重。
~好吃。
~不讲理生——。
~疼。
~不愿意。
~撑。
~闲。
~不去焦——。
~干。
~黄。
~崩崩。
三、信阳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词义比较。
1.有时候，信阳方言里有些词，在普通话里缺少与之相对应的词，往往只能用短语或句子进行描述，如下：
（1）麻纷亮：天微微亮，例如：天刚~，我妈就起床给我们做早饭了。
（2）卧泥：猪或牛在有水又有泥的地方长时间卧着不起，有也可指有些人，尤其是小孩坐在或躺在地上不起来，例如：这小孩可倔，你稍微说她几句，她就又是摔东西又是~~的。
（3）回门：姑娘出嫁三天后，带着礼物和丈夫一起回娘家，如：新娘子~~时往往要穿一身新衣裳。2.色彩意义的差异一些在普通话中表示褒义的词语，在信阳方言中却表示贬义，如：
（1）精：在普通话里表示精明能干!精华，是一个褒义词，而在信阳方言里则有狡猾!奸诈意义，是一个贬义词"如：他这个人~得很，跟他合作可得注意点儿。
（2）能：在普通话里做动词时多含有褒义，如能够、能动，而在信阳方言里往往表示逞能，如：看他~的，那么小一点点的人拿那么重的东西，一会儿非绊倒不可。
三、信阳方言词语和普通话词语造词理据的差异(1)黑老啩/乌鸦。
信阳方言的“黑老啩”强调的是颜色和叫声，而“乌鸦”则强调了颜色和属类。
(2)天河/银河。
信阳方言把舌头叫做赚头，有避讳的作用，尤其是做生意的，或卖肉的，因为“赚”意味着做生意赚钱了或工作赚钱了，而“舌”与“折本”的“折”同音，人们认为不吉利。
从上面的分析，感觉信阳方言挺特殊的，是多种方言互相交融的产物，是一种混合型方言，信阳方言中揉合了周边多个省市的方言，它与这些比邻城市的方言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彻底了解信阳方言有赖于对方言语音、语汇和语法特征的全面把握。所以，我们现在所作的结论只能是阶段性的，待将来信阳方言各方面的特征都摸清了，再来对结论作修正，那时就可以下一个终结性的结论了。
参考书目：
毛概论文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又面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的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
毛概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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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
一.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三农”问题。为减小城乡差，达到共同富裕，国家加大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暑期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对农村生活、环境的了解与认识，对农村现在的面貌做了以下总结。
二.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面貌发展问题。
三.正文。
一、实践背景。
暑假期间，我在学校呆了半个月，打算找一份暑期工作锻炼自己。同时，在大二下学期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学习过程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一定的认识，了解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次的调查活动我调查的范围则也着重于农村，这也是了解农村目前面貌的一个好机会，加之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因此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暑假实践的选题中，我选择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二、实践感悟。
7月14日到7月19日，我调查了进贤县、修水县、永修县这三个县。调差的主要地点有集中在这三个县城中的一些乡镇地方。这里的农村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在这里，楼房整齐集中，规划得当，房屋周围的花台，树木将整个房子看起来也更加整齐美观。大家居住集中，方便大家相互之间大的照顾。再者，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里的柏油马路通向每一个村落。这里的交通都很方便，买车较多，只要长期居住在家里的至少都有摩托车，村民出入方便。而且道路两旁树木整齐、美观，花香四溢，给人以温馨的感觉。垃圾处理也很得当，到处修有垃圾房，方便垃圾集中处理。这里的农产品也规划得特别好，一大片的莲藕，一大片的柚子，一大片的梨，一大片的……规划有序，一片新农村的面貌。
家乡里里外外已经变了一个模样，虽不及成都边上的新农村，但是也是在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正从以往的旧农村像现在的新农村迈步而来……这也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
其次是国家对我们农民的优惠与补贴，有些地区为了鼓励妇女创业还设有无息贷款，最多还能贷4万呢，这大大鼓励了农村妇女在家的.创业就业。小时候，家里每年还要交农业费、水费、而如今在家乡务农，不仅不交任何费用，国家每年还有相应的补贴，如每年我们每年的粮食直补500元。以前我们家乡人出门工作也很不易，但是现在却很方便。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发展，这也开拓了我们乡里人的视野，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再者则是我们农村的教育与卫生事业。小时候，我们乡有很多村小，学校分散，既不好管理教学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里的学校，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学生。但是现在各村小已经统一为中心小学，既方便了管理也更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从小学三年级也都开开设英语课，甚至还有了多媒体教学很多人虽没有上高中，但是也会在各种技校学习技能，大大减少了有以前初中毕业便出门打工的现象，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程度。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各乡镇的医疗设备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记得初二是在乡医院做的阑尾炎手术，切口至少有5cm，但是现在乡医院阑尾手术切口最多有3cm。同时，乡里也都鼓励大家买医疗保险卡，减少了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
这些年的农村的变化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党的十六大一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生。着五个字内涵丰富，不仅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而且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思路。党的xx大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准确判断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地位，指出“我国中提示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主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这次的暑期实践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我们党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是现下农村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农村青年人在家种务农者少之又少，除在家做生意和身有疾患的轻年人，其他大多数都在外打工，又以青年男性更为明显。在那些调查的地方，越是落后，在家的青年人就越少，家中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在我家乡亦是如此，形成了“空巢”现象。家里能担事者很少。虽然现在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因只有老人小孩在家，尤其如我家乡那种丘陵地带，务农者就更少了，荒地大片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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