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杨紫琼哈佛大学演讲(优质5篇)

感谢凯蒂，感谢福斯特校长、哈佛大学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还有迎接我回校的所有教职员工、校友及同学们。

站在这里，我非常激动，不仅是因为我能在哈佛大学第363届毕业典礼上面对各位优秀的毕业生及校友讲话，更是因为能站在去年奥普拉曾站过的地方。天啊。

下面让我从最重要的环节开始：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2019届毕业生们，这是他们应得的。

不管怎样，今年的校园很令人振奋：哈佛橄榄球队连续第七次击败耶鲁，男子篮球队连续两年打入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冠军赛的第二轮，还有男子壁球队则获得了全国冠军。

我个人与哈佛的关系缘起于1964年，当时我从巴尔地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并到这里的商学院就读。

你们或许在想，或者和身旁的人窃窃私语：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混入哈佛商学院的?而且他的学术成绩总能排在全班前列?我不知道，比我自己更惊讶的可能只有我的教授了。

总之，今天我又回到了剑桥[注：剑桥为哈佛大学所在地]。我注意到，这里跟我学生时代有了一些变化。广场附近我曾经很喜欢的三文治售卖点elsie’s，现在成了卷饼店。曾经提供美味啤酒和香肠的乌斯特豪斯，现在成了工艺美食酒吧，不知道这是啥。还有原来的霍利约克中心现在改名为史密斯校园中心。

你们难道不讨厌所有东西都用校友名字命名吗?今早经过河边的哈佛商学院彭博中心时，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说点高兴的，哈佛仍然秉承着50年前我刚入校时的优良传统，依旧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和其他顶尖学府一样，她处在美国民主实验的核心位置。这些顶尖大学的目的不仅是增长知识，还包括推进我们国家的理想。顶尖大学是让各种背景、各种信仰、探寻各种问题的人，能到此自由开放地学习和探讨想法的地方。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种自由的存在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我们多么不认同别人的观点。

包容他人观点，以及表达自身言论的自由，是顶尖大学不可分割的价值。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支撑民主社会根基的神圣信赖。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这种信赖在君主、暴民、多数派的专制倾向下是很脆弱的。最近，大家频繁地看到这些倾向真实发生的事例，不管是在大学校园里还是社会上。这是个坏消息，而且很不幸的是，我认为哈佛以及我自己所在的城市纽约，也都目睹过这种倾向。

首先，来谈谈纽约。你们可能记得，几年前有些人试图阻止在世贸中心旧址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建一座清真寺的计划。

这是个情感的议题，民意调查显示超过2/3的美国人反对在该地修建清真寺。即便是反诽谤联盟——这个被公认为全国宗教自由最狂热的捍卫者，也公然反对该项计划。反对者发动集会和请愿活动。他们谴责开发商，要求市政府终止这项工程。那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保障他们抗议的权利。但他们的观点绝对是错误的，我们拒绝向他们的要求妥协。求政府单独选出一个特定的宗教、阻止并且只阻止其信徒在特定区域建立其宗教活动场所的想法，这完全悖离伟大民族的道德原则，是宪法保护所不允许的。

我们这50州联邦的建立取决两大价值的结合：自由和包容。正是这两大价值的结合，震慑了2019年9月11日和2019年4月15日袭击我们的恐怖者。

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一个无神的国度。

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能保护人类各种信仰和哲学认识的核心——自由意志。不过，这种保护需要依赖于我们时刻的警觉。

我们会这么认为：政教分离的原则已经确立。实际上并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我们需要坚决地拥护它，以确保法律条文下规定的人人平等，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如果你希望你的信仰、言论和选择配偶的自由，如你所愿，你就必须包容我这样做或不这样做的自由。

我做的事可能会冒犯你，你可能觉得我的行为不道德或不正义。但你不能用你不会约束自身的方式来试图约束我，否则只会导致不公平。

我们在要求权利和特权的同时，不能否认其他人也同样拥有。这在城市中如此，对于大学亦然。我认为现今大学里对此原则的压制，似乎是自195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的红色的恐怖让数以千计的人失去了生命，他害怕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思想，也就是共产主义，一种被他及其同僚们视为危险的思想。

不过还好他搞对了一件事——思想可以是危险的。思想能改变社会，思想能颠覆传统，思想能掀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权贵企图抑制思想，避免这些思想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及连任机会。对苏格拉底与伽利略如此，对纳尔逊·曼德拉与瓦茨拉夫·哈维尔如此，对艾未未、造反猫咪乐队以及在伊朗制作《快乐》视频的孩子们也是如此。抑制言论自由是人类本性上的弱点，每次出现时我们都需要同它进行斗争。对思想的不包容，无论是自由派的还是保守派的思想，都是与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背道而驰的，同样与顶尖大学和一流学术相背离。

96%啊。与常春藤盟校的捐献者相比，前苏联政治局中的意见分歧高多了。这一统计数字发人深思，虽然我也支持总统的再次当选，但我认为任何派别都不能独占真理或让上帝总站在他一边。

96%常春藤盟校捐献者偏向于某一特定政治立场的候选人，你不得不怀疑，这些大学中的学生是否接触到了顶尖大学应当给予的多元化观点。性别、种族及定位的多元化很重要，但一所大学还应当有政治的多元化，否则称不上顶尖。实际上，为教授提供终身教职就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而不怕研究主题和学校政治及社会规范不一致。

终身教职创立初期，主要是为了保护与保守派准则相冲突的自由派思想。而现在，终身教职如果要继续存在，就必须保护与自由派准则相冲突的保守派思想，否则，大学研究和进行研究的教授将失去信誉。顶尖的大学绝不能偏向于特定(政治立场)的党派，而自由的人文教育不应当成为自由主义的人文教育。大学的角色不应当是推动某种意识形态，而应当是为学者与学生提供问题研究和辩论的中立论坛，不让天平朝任何一个方向倾斜，不抑制不得人心的的观点。

规定学者以及毕业典礼演讲者，遵循某些特定的政治标准，会破坏整个大学的宗旨。今年春季，令人不安地看到，一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者被取销了，甚至连邀请函都被撤回了，仅仅因为学生以及资深教员和管理人员的反对，令我相当震惊。学生姑且不论，其他人显然应当明白事理一些。

这在布兰迪斯、哈沃福特、 罗格斯与史密斯等学校都曾发生过。我很遗憾地说，去年还发生在斯沃斯摩尔与约翰斯霍普金斯。

在这些例子中，自由派通过拒绝授予政治上与其相左的人荣誉学位，以此封杀不喜欢的声音。这是一种暴行，我们不应当让它继续发生。

如果一所大学，在邀请一位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时，还要对其政治立场是否符合，进行一再地审查，自由的死敌就赢了。 可悲的是，并不只有毕业季的演讲嘉宾会被审查。

去年秋天，我还在市政府的时候，我们的警察局长应邀到另一所长春藤盟校进行演讲，但他未能如愿，因为学生把他轰下台。

我相信，今天的毕业生都读过约翰·穆勒的《论自由》。请允许我朗读其中的一小段：“限制别人不能表达意见的罪恶，是对人类的掠夺，是对子孙后代及当代人类的掠夺，是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掠夺更多。”

他继续写道：“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失去了一个几乎同样巨大的好处，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碰撞中产生出来的对真理的更加清晰的认知和更加强烈的影响。”

穆勒如果得知大学生压制别人发表意见肯定会毛骨悚然，他如果得知连教职员工都通常是毕业演讲者审查活动的一部分，肯定会更毛骨悚然。

如果享有终身职位的教授，压制那些持有他不赞同观点的人发声，那是高度的伪善，尤其是当那些抗议发生在自称自由宽容堡垒的新英格兰。我很高兴的是，哈佛没有屈服于这些毕业典礼审查的挑战中，否则的话，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约翰斯顿昨天就没有机会在教育学院发表演讲了。

有些学生要求校方撤回对约翰斯顿的邀请，因为他们反对他的一些教育政策。所幸他们未能得逞，福斯特校长和院长立场都非常坚定。

正如莱恩院长写给这些学生的信所说：“我遇到过很多真诚的人，他们和我都有相同的目标，不过在如何改善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存在分歧。在我看来，这些分歧应当经过探究、辩论，挑战和质疑。同时这些分歧也应获得尊重，确实应该被称颂。”他是完全正确的，他为2019届毕业生上了宝贵的最后一课。

如果教员做不到这一点，行政官员和主管部门就有责任介入，并优先解决这一问题，否则的话，学生就带着封闭的耳朵与思维毕业，大学也就辜负了学生和社会的期望。如果想知道这会导致什么后果，看今日的华府就知道。我国面临的各类重大问题都在华府被裁定——包括我们的安全、经济、环境及健康，然而两党在处理所有问题时都没有考虑协作，而是看谁声音更大，以此压制对方，试图抑制和破坏与其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调研报告。我们的大学对这种模式仿效得越多，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糟糕。

我来举一些例子，数十年来，国会都禁止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枪暴力的研究，最近国会又对国立卫生研究院颁发禁令。你得问问自己，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今年，参议院延迟对总统提名的卫生局局长——哈佛内科医师席菲克·莫西博士进行表决。原因是，他大胆地说，枪暴力是一大应当处理的公共卫生危机。他胆子太大了。

来点严肃的：每天都有86位美国人死于枪杀，枪击事件也经常发生在校园中，包括上周发生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悲剧，除了说这是医疗失当，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在政治上，就如在很多的大学校园中一样，人们不愿意听到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事实，他们害怕这类事实。而且没有什么比科学证据更让他们恐惧的了。

年初的时候，南卡罗来纳州对其公立大学采用了新的科学教育标准，州议会尽然禁止在教学中提及自然选择，这就像教经济学却不讲供需。

你得重复那个问题，他们在害怕什么? 答案显而易见，和国会议员害怕数据会破坏他们意识形态一样，这些州议会议员害怕科学证据破坏他们的宗教信念。

若你想要证据，可以考虑这条：南卡罗来纳州一位8岁的女孩给州议员们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将猛犸象定位官方州化石，州议员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因为猛犸象化石早在1725年就在该州发现。然后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却将猛犸象定义为“第六天与其他陆生动物一同被(上帝)创造出来的”。这事你不能胡编乱造。

在21世纪的美国，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壁垒仍在遭受攻击，这就需要靠我们来将两者分开。

很不幸的是，在遇到枪与进化论时将意识形态与宗教观念置于数据与科学证据之上的当选官员，大多都是不愿意接受气候变化科学证据的那些人。别误解我的意思，科学怀疑主义是合理的，但是寻求更多证据的科学怀疑主义和意识形态上拒绝科学证据的顽固不化，有着巨大的差别。

当选官员对科学都是这种态度，联邦政府没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在大学投资科学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联邦政府用于研发的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是五十余年来最低的，这让世界其他国家有机会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的科学研究。

联邦政府在科学上是不及格的，跟很多州政府一样。

我们国家不应该背离科学，内部也不应该互相仇视。而各位毕业生你们有责任引领国家步入正轨，在每个问题上，我们都应该遵循有理有据的原则，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打不破的僵局，没有达不成的妥协。

当我们能拥抱思想自由交流，接受政治的多元化，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健全，更加强盛。

我知道，我的演讲有别有于传统的毕业典礼演讲。事实上，这甚至可能让我无法通过人文系的论文答辩。但是，没有一个轻松的时刻，是说重话的好时机。

毕业生们，在你们一生中，不要害怕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不管这事有多么不受欢迎，特别是在捍卫他人权利的时候。

站出来捍卫他人的权利，有时比捍卫自身权利更为重要，因为当人们试图限制他人自由的时候，你可能会保持沉默，这样你将会助长这种限制，哪天你可能也会成为受害者。

不要沆瀣一气，不要人云亦云，大胆说出来，反击。

我敢肯定这样做，你会受到批评。我敢肯定这样做，你还会失去一些朋友，树立一些敌人。我敢肯定你还会这样做。历史的弧线会偏向你这一边，而我们的国家也会因此更加强盛。现在，各位毕业生经过努力赢得了今天的庆典，你们可以很自豪、很激动。明天，你们需要行动起来，让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对每个人都更自由，并永远自由下去。上帝保佑你们好运!

奥普拉是一黑人女子，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世界级名嘴。她主持的脱口秀节目在一百多个国家播出，并且连续十六年稳坐美国日间电视谈话节目的榜首。除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她还是娱乐界明星、商场女强人、慈善活动家、亿万富婆。从身无分文、穷困甚至堕落的黑人孩子到坐拥亿万财富的世界名流，她的人生经历感动和激励着无数人，对全世界的观众来说，她就是美国精神与创业成功的典范。

omg，我竟然在哈——佛!哇哦!

尊敬的福斯特校长，与我一同获得荣誉学位的各位，卡尔(哈佛校友会主席)，这真是太棒了，谢谢你，还有哈佛的教职工们，特别感谢我的朋友盖茨教授，感谢所有的校友，特别要感谢88届校友1亿1500万美元的捐款。还有你们，2019届的毕业生，大家好!

感谢你们让我成为你们人生这一篇章结语的一部分，以及下一章节的开始。“深感荣幸”已无法表达我内心深处对于哈佛授予我荣誉学位的感激之情，不是每个来自密西西比农村的小姑娘都能来到剑桥城(哈佛所在地)。可以告诉你们，当我今天早晨坐在这台上为你们和自己眼眶湿润的时候，我将今天看做是我漫长、感恩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

今天我只希望能为你们带来一些启发，我的演讲是为那些曾在人生中感到自卑、感到自己一无所长、甚至觉得生活如一团乱麻的人们准备的。其实我真的非常荣幸，我想为你们做些特别的事，我希望能跟大家说请看你们的座位下面那里准备了免费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证书，但我发现你们已经不缺这个了。坦诚地说，在过去的几周中我感到压力巨大，因为我想分享一些你们从没听过的东西，毕竟你们都上过哈佛，而我没有。然而后来我意识到其实并不一定上了哈佛才能获得驱动强迫型a类人格，虽然上哈佛还是多少有所帮助的。我并非从哈佛毕业，但我认为自己的性格和哈佛毕业生们一样。

大家都知道我的电视事业始于意料之外，正如你们早上听到的，当时我去参加“防火小姐”比赛，16岁，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想赢得比赛还必须事先蓄好一头红发。在问答环节中，因为我知道我在泳装展示环节不会获胜，所以当问答环节中问到“年轻的女士，你长大后想做什么，为什么?”而且轮到我回答时好答案都被说完了，那天早上我正好看了芭芭拉·怀特的《今日秀》，所以我答道我想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想要为人们带去在某种程度上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能改变世界的故事。当那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挺好的哎!我想做个记者，我想做出一番事业!

后来，19岁时我上了电视，1986年推出了自己的电视节目，并且下定决心要取得成功。我曾经对比赛感到紧张，可是后来我和自己竞争，每年不断提高标准，鞭策自己，用尽全力地鞭策自己。你们听着挺熟悉吧?最终，我们攀上巅峰，并将这成功延续了25年。《奥普拉秀》在同一时段电视节目的收视排名中21年蝉联第一，我必须说，对于这样的成功我感到非常满足。

但是几年前，我感到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我们需要重新开始，找到新的领域、实现新的突破。所以我离开了《奥普拉秀》，并且推出了自己的电视网络“奥普拉·温佛瑞电视网”(oprah winfrey network)，缩写正好是“own”(自己)。

在own推出一年后，几乎所有媒体都认为我的新项目是失败的，不仅仅是失败，他们称之为一个大大的失败!我还记得那天翻开《今日美国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奥普拉，搞不定“自己的”电视网》(oprah, not quite standing on her own)。我觉得，不是吧?!《今日美国报》?是份好报纸啊!不过确实，去年此时正是我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倍感压力与挫折，老实说，我十分难堪。

正好在那个时候，福斯特校长来电，邀请我来作这个毕业致辞。我心想，你让我给哈佛毕业生演讲?我能对哈佛毕业生说什么，对世界上最成功的毕业生们，而我已经不再成功了。

挂了福斯特校长的电话，我去洗了个澡，当时要么洗澡要么吃包奥利奥，我选了洗澡。我洗了很长时间，洗到中途我突然想到某一首古老赞美诗中的一句话，你们可能没听过(唱)：“终于，当清晨来临”，我开始思考，我的黎明何时到来，因为当时我感到身陷囹圄。我又想起那首赞美诗，“困难非永存，终将成过往”，洗完澡我想到，现在的困难同样将有结束的一天，我会扭转局势，我会好起来。等我做到了，我就去哈佛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大家!

于是，今天我来告诉你们，我已经把我的电视网络带上正轨!

我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要给你们演讲，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你们不知道你们给了我多大动力，谢谢你们。

我甚至能更加骄傲地分享一个也许你们在哈佛没有学过的真理，除非谁上过纳芝教授的课，研究过古希腊英雄人物。纳芝教授今天上午对我说：“温佛瑞女士，请决然向前。”我应该决然地向前走，这就是我想分享的。

无论已达成怎样的成就，有时你还是会跌倒，因为如果持续地做着现在我们所做的事，不断提高标准，如果我们总是要求自己做的好一点、再好一点，不必说伊卡洛斯(icarus)能预测到你我的失败。当你跌倒时我想让你知道，请记住：世间并不存在“失败”，所谓“失败”只是生活想让你我换个方向前进罢了;当你处在人生谷底，那看起来像是失败了而已。过去的这一年，我咀嚼着这些话，以此支撑自己。

当你来到人生谷底，在那时，一时的难过完全无妨，给自己一些时间，去为自己可能失去的东西默哀。但是最关键的是：从每次错误中学习，因为每段经历、每个遭遇、特别是你的每次失误，都会教育你、迫使你成为真正的你;然后，想想接下来该如何做。

对我来说，发现这一切，是在1994年采访了一位小女孩，她立志收集大家口袋中的零钱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靠自己的努力筹集了1000美元。我想如果一位9岁的小姑娘靠着零钱罐和善心就能有此成就，我又能做点什么呢?所以我请我们节目的观众贡献出他们的零钱，在其后的短短1个月内，我们一角一分地筹集了超过300万美元。我们从美国的每个州选出一名学生，用这笔钱资助他们进入大学，这就是“天使组织”的发起。而我所做的就是简单地向我们的观众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时何地或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请您拿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时间、能力或者金钱。他们这样做了。无论你在哪里，将你的仁慈传递给他人。我们一起在12个国家建立了55所学校，重建了近300个被丽塔和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的家园。

我做电视节目做了很长时间，但却是天使组织聚集了我的内在定位系统：它让我认识到——我不仅仅是每天出现在电视上就行了，我更需要明白自己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无论是做节目、做生意、做采访或做慈善。我做的所有慈善行动，无论我是否在其中获利，都会让我更加清楚，是那种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比任何让我分裂的力量都更令人觉得满足和不可抗拒。我清楚并且想让你们知道，在事情的一开始，一切并不很明朗，正如我所说，我19岁就开始上电视，但直到94年我才渐渐明白，别期待一下子就把所有目的都定义得很清楚。对我来说，我清楚的是我要利用电视，而不是被电视利用。我要利用电视来让我们内心的天使显示出它卓越的力量。

天使组织的存在不仅仅是要改变那些我们帮助过的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改变着那些提供帮助的人们的生活。它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谁，看上去怎样，或者信仰什么，都可能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我最近在比利摩尔秀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再次提醒了我这一点。那是一个采访戴维和佛朗辛·惠勒的节目，他们在sandy hook惨案中痛失7岁幼子ben，尽管在此次访谈时国会已经否决了增加背景调查的枪安全立法提案，他们说自己不会被国会的否决所打击。佛朗辛说：“我们的心碎了，但是精神并没有垮。我要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希望带来改变的对话，那就是爱。我将会接受它而不是抵触它。”她的丈夫戴维补充说：“你不能诋毁或妖魔化那些持有异见的人，因为在你这么做的那一刻，你们的对话就结束了，不再有下文。我们不能那样做，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总会有办法使光明驱逐黑暗。”

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和媒体环境下，我们经常看到别人对这个国家的评价，比如这是一个两极分化严重、近乎瘫痪和自私自利的国家。然而，我知道你们清楚真相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现状比电视上新闻每天24小时滚动从华盛顿传来的那些愤世嫉俗和悲观主义好。顺便说一句，不是我的电视频道哈。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相信并支持背景调查，因为他们明白我们可以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同时也可以减少残害儿童的暴力行动。这两者并不抵触。

我们知道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会有一条清晰的法例让一千二百万居住在这个国家但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成为公民。因为在捍卫法律的同时，还要践行自由女神上面刻的那些话——欢迎一代代人到达美国的海岸。这两者，我们都能做得到!

说真的，你要为它做些什么呢?或许你赞同这些理念，也许你持有异议，或许你作为2019年哈佛的毕业生，对这些问题很上心，抑或是你把关注点放在其他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上，你可能想要通过为美国政府工作去改变我们的社会，又或者你可能想要做自己的电视节目，也有可能你仅仅是想要挣些小钱，你的父母都会赞扬你所做的事情。但关键是，你们这一代人身上肩负着突破国家积年累月无法突破的重重围幛的使命，在场的每一位都手握千万机会和无尽可能。你可以改善你的生活，改变你周围人的生活以及整个国家的命运。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一件我始终坚信的事儿：这个时候，你的故事已经非常精彩了。

maya angelou常说：有所学，则去传递;有所得，则去给予。我亲爱的朋友，它会赋予你的故事一个长远的目的和意义。你们都有能力去用自己的方式打造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天使组织。只要你这样做了，你所属的阶层就会拥有更多的工具或权利去产生史无前例的庞大影响力。我在虚拟世界做到了。我的网络电视在鼎盛时期的日浏览量，能够达到将近2019万。这在这个网络盛行的时代，在片刻之间便可获得几十亿的浏览量(是很不容易的)。你们就是这一代人，在其他人都以为你们会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时候，你们用自己的一腔热情，彻底颠覆了世人的揣测。你们在2019年的时候，参与总统大选投票的人数创了新高。当那些“博学多识”的人们说起你们，认为你们已经失望透顶，肯定不会在2019年选举中重蹈覆辙的时候，你们以更高的参票记录向他们证明了她们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才是你们!我所了解到的你们这一代，有着极为敏锐的追求。

关于我们的国家，各种虚伪幻象呈现在你面前，各种纷扰留言充斥在你耳畔。我深知你们比众人更加了解，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是要建立在真实和坦诚的基础上的。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种感同身受的心理。我不得不坦言，在我25年的访谈经历中，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共同的公分母，而我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愿意被分割。我发现，尤其是在每次访谈中发现，我们的公分母更想要的是被认可。我们渴望被理解。

你们能够脱离虚拟，走出去和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面对面地交流。你要有勇气去直视他们的双眼，去聆听他们的观点，并确保这世界的高速运转和太过遥远的距离以及匿名不会让我们失去设身处地去站在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的能力，或者让我们有意识地去认识到我们作为人是要有分享精神的。这是你作为一个个体和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成功所必须要做到的。

那位在一个平凡的星期五痛失爱子的父亲说：一定存在某种方法可以使光明驱逐掉所有黑暗。无论你愿意称它为灵魂、精神或是更高尚的自我或天资什么的，我所知道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星星之火总能够点燃我们——只要你愿意让自己被点亮。作为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小女孩，我很早便意识到，相比变成芭芭拉·沃尔特斯，我更加擅长做自己。纵使我对自己的坚守是因我想要成为芭芭拉而起，我希望我的坐姿像芭芭拉，谈吐像芭芭拉，举止像芭芭拉，然而有一天，在我读新闻的时候，我把“canada”念成了“can-a-da”，这就成了我试图变成芭芭拉的终止。我在电视上层层剖析自己，自嘲不已，随后真正的自我脱颖而出，我突然就想通了：天哪!相比成为芭芭拉，我能够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奥普拉!

我非常理解在你们即将要离开大学舒适单纯的生活，把你们在哈佛里积累的经验拿出去实践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些焦虑与犹豫不决。但是无论你一路上将会经历怎样的挑战挫折险衅绝望，如果你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真正的目标：作为一个人，成为最真实、最极致的自己。这样你就会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快乐。

你要奋力拓宽自己的人生领域，努力追逐生命的最大化，试着去改变你周围的人，让他们的人生也因你而不同。神学家霍华德·瑟曼(howard thurman)将这件事儿阐释得淋漓尽致，“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地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这世界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这世界需要的——就是像来自劳德代尔堡的迈克尔·斯托尔岑贝格(michael stolzenberg)这样的人。当迈克尔年仅8岁时，险些丧命于细菌感染，虽然他活了下来，但却永远地失去双手双脚。须臾之间，原本一个完整的、充满活力的男孩儿失去四肢，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命运轨迹在这一劫难之后被硬生生地扭转。但在失去中，他听懂了自己的心，他明白了自己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拒绝整日坐在轮椅中为自己的不幸哀伤，而是选择了借助假肢继续行走、奔跑、玩耍，甚至还加入了他高中的曲棍球队!上个月当他得知在波士顿马拉松的爆炸中，有一些不幸的人同样被截肢时，他决心用同样的光明去帮助他们驱逐黑暗。于是迈克尔和他的兄弟哈里斯创办了，希望为其他被截肢的人募捐一百万美元。等到2019年哈里斯到1000多英里外的波士顿参加马拉松比赛时，这两位年轻的兄弟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来，支持整个波士顿社区，如同社区支持迈克尔那样。当这个十三岁的孩子第一次被问及一些关于同样被截肢的人的事时，他说：“他们一定会很伤心，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中重要且永不复返的东西，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当时的我也很恐惧。但他们一定会振作起来的，只是现在还没察觉罢了。”

我们可能对这种事所知甚少，因为这些事并不常见，即使在电视里也很少能看到。但是我对你们有信心，2019年的毕业生们，你们一定会很棒，也会让我们的国家很棒!我有信心，因为那个9岁的小女孩儿会出去收集零钱;我有信心，因为戴维和佛朗辛·惠勒;我有信心，因为迈克尔和哈里斯;我有信心，因为你们!你们中就有四年前来哈佛的卡迪亚·威廉姆斯——“天使组织”的一员。她在过去的2019年中上了12个不同的学校，身处在皮条客、卖身女、毒贩和流浪儿的垃圾袋子里，为了不让同学们闻到她身上的异味，她每天清晨会去百货大楼、沃尔玛超市洗澡。而今天，她成为哈佛毕业生中的一员。

不时地，你可能失足跌倒，我们之中谁也难得幸免，你会彷徨会忧虑会无所适从，但是我知道，只要你肯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体内隐藏的gps定位系统，能让你回归人生的本真，你会因此活得更加夺目，你一定会快乐，一定会成功，一定可以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祝贺你们，2019年的毕业生们，同样祝贺你们的亲朋好友们，祝你们的命运永远备受眷顾，感谢你们的倾听。

这样可以吗?(was that okay?)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大学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你的能力越大，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他享受辩论，就想听到不同观点，又总是想赢。可是好胜心和好奇心，并没有影响盖茨最终成为一个谦虚的人。(李开复评 )

比尔·盖茨盖茨是一个对技术有热情、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他有很多财富，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张亚勤评)

比尔·盖茨赚的钱比人类历史上所有人都多，他在努力把钱捐献出去。大多数人也许会把钱用在别的地方，或是只捐出一点点，并希望别人给他们别上勋章，而不是像比尔·盖茨那样，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寻找真正行之有效的东西。这就是他毕生的工作。(克林顿评 )

如果盖茨卖的不是软件而是汉堡，他也会成为世界汉堡大王。(巴菲特评)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家伙，而且深爱技术。(贝瑞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