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史学著作读后感篇一
《历史学家的技艺》应该算是我历史学专业的入门书籍，书虽薄，但或许承载的却是布洛克一生的研究。布洛克被誉为年鉴学派的开山祖师，此书即是布洛赫不同于传统史学观念的新史学观念的大致汇总，很遗憾布洛克未完成此书，未完整的阐述完他的“革新”史学观念便英勇就义。
书中观念、理念多多，有关历史的种种内涵与外延，以及与历史相关的历史证明，历史表达等等等等。很惭愧，我没有十分良好的读书习惯，也还未培养起足够的史学耐心，去啃，去钻研，去提问。我只是懵懵懂懂地开始阅读，再似是而非地合上书，似懂非懂。
从个人视角而言，“历史”已经变了。“历史”不再是高中历史书上的那些零散的确定的一二三事，“历史”是一门专业的学科了；“历史”不再是那四本书上的黑字可以任意把玩，“历史”是一个巨人了，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它有自己的体系，思维方式，它有自己的起源发展——这是史学史，它有自己的实证方式……；“历史”不再是高考中的一个科目，“历史”现在在社会中，在国家中，在人类中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历史”已经变了，跳出应试教育，它以全新的姿态立于我的面前。
《历史学家的技艺》在我对“全新的历史”感到迷惑时，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形式出现了。它让我明晰“历史已变”，坦白说，它也加剧了我的困惑甚至让我感到困顿与挫折，因为我并没能完全读懂这本书。当试图弄懂却总是有始无终时，于我而言，困顿与挫折是一定的。看不懂，因为太新的观念又太多了，复杂且令我懵圈。
我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史学教育，并且思维模式停止在高中阶段，也仅是在此时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浅薄与短见，我的固步自封，我的愚蠢，大学开学两月余，也许很多细枝末节之处藏着教授们的历史观念的教导，而我未听未觉未思，毫无改变，毫无长进。那么此时，《历史学家的技艺》就更像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的“一语”，告诉了我“历史学”大致努力的方向，不仅仅再是高中课本的知识积累了。
总而言之，《历史学家的技艺》是一本史学观念，史学理论，年鉴学派的入门书籍，从书中阐述的具体内容而言；于我而言，《历史学家的技艺》告诉我历史已经不再囿于应试教育了，你应该梦醒了，你应该有所改变了。
史学著作读后感篇二
首先，我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便是向我们传递了正确的历史价值观，便是求真二字。然而短短两字，历史上又有多少史学家能真正做到。即便是太史公，也会在高祖刘邦出生时附上神话色彩，而圣人孔子，更是首创“春秋笔法”，在对事件人物的描述中夹杂个人的主观判断。好人、坏人在以纪传体为主流的中国史学中似乎一目了然。葛氏对于历史的定义便是“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历史终归是人记录的，只要是人，就难免带有主观的个人情感，因此还原历史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求真便变得十分困难，但“真实的历史依然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离开了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是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操守，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灵魂，也是本书的核心。
其次，葛氏主张将历史运用与历史研究区分开来。而在如今这个功利至上的社会，大家所谈论的几乎都是历史的作用，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政治宣传？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拉动地方经济？还是通过考证古代疆域的归属使我们在争议边界上的争夺上占有先机？葛氏认为这些都是历史运用，“古为今用追求的是现今的实际效果，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研究的目的局限于此，那就非常危险了，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历史研究就会变成某些利益集团或观念服务的工具。”而其实真正的历史研究现实价值非常地小，它可能是对某个历史人物死因的调查，也可能是对某人生卒年月的考证，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它却训练了研究者发掘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我认为这是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第二个观点，历史研究是单纯的，不应该受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的捆绑。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论稿》中就指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就像你研究王莽，用的材料却是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那浓厚的主观色彩自不必说，自然做不到客观评价。而葛氏在文中也提到，中国史学存在着“重判断，轻计量”的缺陷，史书中一遇到灾荒便是“十室九空”之词，而一遇到丰年，便是“人口倍增”，葛氏认为这些都是文学性的计量词语，如果真的以此为计量数据进行统计那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感谢葛剑雄教授用文字为我们上了这么丰富的一堂历史学普及课。这对于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我来说是大有收获的，希望未来三年的我能不忘儿时初心，在厦门大学潜心学习，将历史学变成我一生所热爱和忠诚的事业。
史学著作读后感篇三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日新月异的改变，传统的历史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探索未来的道路，它必须在理论或者方法上进行一定的突破，从而在新环境中走出一条稳健道路，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著作《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就是对当代史学的发展道路的记录。该书着重阐述了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一般方法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共有7章，分别为“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的新领域”“探究历史学的意义：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结语：当前趋势和问题”。该书抛弃了“欧洲中心论”的陈腐说教，也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局限，不仅论述了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同时也花大量篇幅论述了东欧、苏联、第三世界国家等的历史研究。当然，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沿，选择有代表性的观点与理论，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本书主要告诉我们，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历史学研究走上了社会化的道路。
以往的历史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然而，当时间进入20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因为德国历史主义思想流派异军突起且不断扩大其影响，二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虽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但因为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阶级斗争情况，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与促进作用，历史学一度陷入危机。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社会科学雪中送炭，帮助历史学完成了新趋势的建立。
首先，历史研究的社会化是指历史学研究摆脱了封闭状态，正如巴勒克拉夫在书中总结的那样到，20世纪的史学成果主要源于方法的创新，即历史学摆脱了封闭的实证主义研究，开始采用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去解决历史学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到来”。
比如作者在书中举例说明的法国年鉴学派，他们所关心的是处于时代中的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创造一种“全面的历史”，以取代“事件构成的历史”。
作者认为其对历史学的贡献不在于历史观念的更新，而在于方法论上，主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史料，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坚持历史研究工作的前提是提出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如何才能实现”总体的历史学的实践问题。在年鉴学派等的主持下，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历史学。比如纠正了历史学固有的种族中心主义，加强对理论问题的重视，并应用系统分析方法等数量分析技术，等等。
其次，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体系得到更新。“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是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作为最终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尝试”，历史学家不再只去关心政治史，而是试着去关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于是，便出现了一下新的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
最后，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也包括“历史学家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巴特克卡夫也认为，当代史学研究应注重时空方向的拓展，历史研究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不断革新的。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对欧洲地区倾注了太多的目光，而忽略了东南亚、非洲、美洲等的历史探究，作为世界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地区所发生的史前史、殖民史、民族运动史、文化史等同样需要得到关注。历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在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上都出现了新领域。
在时间上主要表现为史前考古方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可以算是历史研究领域扩大的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它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人类过去的看法。在空间上则表现为突破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亚洲史、非洲史、拉美史蓬勃兴起，真正实现了“全球史观”或“整体史观”。
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科学。当然，在本书中，作者虽强调要摒弃“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但是也没能完全跳脱“欧洲中心论”史学观对自我的影响。他认为19、20世纪世界史学在方法论上的进步均来自欧洲史学的向外部的传播，而忽视了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在历史研究上所取得的突破。
史学著作读后感篇四
流金的“七一”，燃情的“七一”，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展现着信念与理想。在那灾难深重，血雨腥风的漫漫长夜，是“七一”的晨曦拨开华夏大地重重迷雾，激励着华夏儿女，为了民族的自由独立。共产主义信念的火种撒向大地，把理想的火炬照彻强国之路，万里河山因此而挺拔俊秀，雄浑壮丽;历史的长河因此而波澜壮阔，豪情万丈。
光辉的“七一”，绚丽的“七一”，华夏儿女聚集在鲜红的旗帜下，为铺就强国之路，几代中华儿女挥舞着银镰披荆斩棘，奋发进取，用实践的巨笔描绘出一幅幅崭新的画卷。
强国之路在探索的脚步声中不断延伸，富强的梦想一天天实现。大庆油田灯火辉煌，长江大桥飞架南北，蘑菇云直冲云霄，虽然强国之路有过曲折，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下，绚丽的紫荆花和醉人的金莲绽露出久违的笑脸。申奥、申博成功、加入世贸……中华大地喜事连连。“七一”宣言汇集了一代代仁人志士，托起了东方地平线上一轮不落的红日。
1的光辉历程，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是的，党100岁了，我们为党的历史之久而高兴，更为党在九十八岁之际，依然干劲十足，依然蓬勃向上，依然前途无量而自豪!
史学著作读后感篇五
鲁迅指出时弊，机锋尤在士林，已经指出儒士所在社会弊端迂在科举。《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困于科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加，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态度逐渐由追求到失望，最后发展到冷淡憎恶。他虽流下儒士的眼泪但也从科场的深渊中跳脱出来。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担子几乎责无旁贷地落在读书人的身上。古埃及的祭司阶层，印度的婆罗门，中国古代的儒士，都以解说历史，提供社会生活模式为天职，但也显示出早期读书人的独立性与豪迈感。《儒林外史》所集中展示的是礼教的败坏与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心灵世界。他们的遭遇基本都与儒学与科场有关。
科举制度强有力地削弱了知识阶层的独立性，这种制度将确认读书人的价值标准空前地简单化，程式化了。科名并不能作为衡量学识标尺，所以书中的迟衡山由此无不愤激地提岀：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把学问与功名放在了没有内在联系的位置上。自然，科举制度也不能牢笼所有的读书人，蘧景玉说：“人生贤不肖，到也不在科名。”这样的见解便摆脱科名的羁绊与科场的深渊。
在《儒林外史》中不追求科名的读书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儒士中的佼佼者，他们继承了士人足以引为自豪的任道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顶追求“仕进”的。《儒林外史》对隐逸的偏爱也正基于对道的执著。书中的王冕母亲曾说，“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嘱咐王冕“不要出去做官”王冕哭着答应了。在吴敬梓看来，官场是势利所在那里处处有**，人生之舟随时可能倾覆，一个以道自任的儒士，万不轻易地涉及官场。退出势利场，不受功名富贵的牢笼。这部分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地位、性质和作用有着相当清醒的意识。对社会风气的改善也做出贡献，可见他们的性情恬退以“忧天下”为前提，并非一种机智的文人情趣，并非起然于社会生活之外的自我陶醉。可见这些儒士虽然摆脱科举的深渊却依旧生活在礼教的牢笼中。
第二类人就更可笑了，他们以退为进，以隐邀名，近乎诡道，他们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表明人未能尽其才在科举制度下并非偶然现象，正是钻了科举制度衡量人物不完全可靠的空。
惜哉，虽此二者不论功名，尚各位“儒士”争名夺利，落入科渊，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