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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保护管理毕业论文题目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自然资源管理及其变化。
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对我国自然资源立法的影响。
论我国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关于完善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思考。
论企业环境审计的开展。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大湄公河流域合作开发与老挝的对策。
基于cvm的黄山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研究。
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下的自然资源权利体系研究。
交通立法的论文
就环境法的立法目的而言，有“一元论”、“二元论”以及“多元论”等众多主张和观点。
持“一元论”者认为环境法的目的仅以保障人体健康为唯一目的。这种观点在后来已不适应现代生态社会环境、思想发展等方面的需要，因而被抛弃。
“二元论”者认为环境法一方面应当注重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保护，另一方面应当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的观点均表达了美好的愿望，看似和谐统一。然而，在实践中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优先次序问题，再比如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对立时如何进行价值选择的问题等等。当经济发展优先于生态保护时，必然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目追求短期、一时的经济增长，使环境保护丧失地位，让位于经济发展，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家目前经济正处于上升期，一切以发展为要，作为经济竞争中的“理性人”，人们势必会一切向“钱”看，而忽视了环境保护。而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可能看似合理，因为环境保护在如今无疑是重要的，而经济发展次于环境保护看似没有必要，但实际上是强调作为经济法的一部分，环境法应当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然而，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实际是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对于经济发展期待无比迫切，这不可能孕育出一个能够保障环境永恒优先于经济的良好环境。很大程度上，环境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期待仅仅是一种的美好愿望，非放之实际而皆准。
“多元论”的支持者主张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协调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保障代际公平，在保障自己生存资源的条件下不侵犯后代子孙的利益。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法的具体目的分为五个方面:一是保护和改善环境，二是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三是合理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四是保障人体健康，五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五项目标，有的学者认为这五项属于一个目的中的各个不同角度，它们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补充，没有必要区分主次;有些则将保护环境、防止污染和公害以及合理利用资源这三项视为环境法的任务，将保障健康、促进发展这两项理解为目的;此外，还有一些主张应当将其分为最终目的、基本目的、直接目的、间接目的和具体目的，而这五项则各自对应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保护环境应当是环境法的唯一目的。这一观点也存在过于理想化导致希望与实际现状背离的问题。
而从国外的立法来看，美国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将环境立法的目标定为:首先，宣扬国家政策，以促进生产力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次，努力防止或减少对自然与生物圈的伤害并保护人类健康与福祉;再次，充分了解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最后，建立环保质量委员会。日本的《环境基本法》规定的目的包括普及环保理念、明确各个主体，包括国家、法人和公民的义务、规定并推进环保政策、确保代际公平、造福人类。法国《环境法典》将环境立法的目的规定为:“对国家共同财富的妥善保护、开发利用、修缮恢复及良好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既可以满足当代人们对身体健康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危害未来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需求，既有助于促进国家持续发展。”德国《环境法典》草案规定立法目的是“一、生物圈的生存能力和效率;二、其他自然资源的可利用能力。环境保护的措施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健全。”国外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多集中于:保护国民健康、维护生活环境、代际公平、明确公民和政府责任与义务。不难看出，国外《环境法》或者将环境保护、公民健康等理念立于独占地位，或者即便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字眼，也更重视和强调环境生态保护。比较国外立法和我国的几种学说，以“二元论”为核心的立法目的是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优先无疑是一种国际潮流。我国旧《环境法》将立法目的表述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存在的问题是:这确定了环境法的目的首先在于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其次才是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实践中，昆明滇池污染、松花江污染等一系列的负面消息表明《环境法》并未成为环境和资源的有利保障。“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表述成为了部分政府、企业牺牲环境而谋求利益的借口，这也导致执法人员一旦遇到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冲突的情况时，更容易倾向于经济发展优先。此外，在旧《环境法》中也没有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没有体现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种际公平、权利公平的理念。
然而，所幸的是，新《环境法》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模式: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化境、积极保护环境的零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无论是认为经济发展优先还是支持“零增长的环境优先论”，都是以片面、孤立的眼光看待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我们所面临的并非一道选择题，即选择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而是经济发展带给已经饱和了的环境资源的压力与环境问题对未来发展的严重制约这二者的突出矛盾。要正确处理环境问题与资源发展的关系，必须做到“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如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发展战略，这可能看似是一种政治口号，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首先由挪威首位女首相布伦特兰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这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理念和潮流。“可持续”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了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被引入了我国的环境法。在实践过程中的法律实践者，包括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和执法者，都应当注意到这一重大改观，既要防止再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借口破坏环境的问题，充分考虑到环境资源承载力，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发展，又要注意到在环境法立法目的中，环境优先并非一枝独秀、绝对优先。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思路和基础上，以保护公民健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要，才是环境法的目的所在。
略论经济立法权论文
c.党代会。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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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定立法权主要包括：（1）制定和变动法律权；（2）解释宪法和法律权；（3）立法监督权；（4）其他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就是运用这四方面立法权，在它们所能调整的范围内进行立法的活动。
（一）制定和变动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方面的权力主要包括：其一，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那里所谓“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指全国人大有权制定的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等基本法律和其他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其二，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补充和修改。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立法权，但它只能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只能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而不能进行全面的补充和修改，不得同被补充和修改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较为充分地行使了这方面的权力，制定和变动了相当数量的法律，为完备中国法的体系和建设中国法制作出显著的成就。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之前，无权制定和变动法律，那时全国人大是唯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1982年宪法对此作出重大改变是由国情决定的。中国人口极其众多，有56个民族和多个县，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方面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人大代表，因此代表人数少了不行。而代表人数多，开会议事就不方便。同时，由于代表来自各个方面，有劳动模范，有英雄人物，有科学家，有艺术家，有运动员，还有华侨代表等，而且不脱产，不象西方国家议员那样实行专职制。因此，全国人大难以成为经常性的工作机构。这就在必须程度上影响全国人大适应形势需要及时制定法律。实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制度，就弥补了以上不足。因为，人大常委会是经常性的工作机构，人数较适当，开会、议事较方便；它又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代表各个方面，因此能反映全国人大的广泛性的特点，适合国情。
（二）立法监督。
根据宪法第67、100、116条和立法法第85、86、87、88条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行使以下立法监督权：
其一，与监督宪法实施相联的立法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宪法实施，自然包括监督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是否违宪。
其二，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撤销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撤销制度是现行中国立法体制中反映各种立法权关系的一个重要制度。它能够使国家立法权对其他立法权、高层次立法权对低层次立法权的领导关系、主从关系得到保障。
其三，裁决法律之间的冲突。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个性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其四，理解有关立法主体的立法备案权和批准有关规范性法文件权。宪法和有关宪法性法律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立法法补充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均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制定的规范性法文件，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提出备案要求，也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既有权理解备案，就能够进行监督；既有权批准，更能够监督。
（三）解释宪法和法律。
根据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有以下状况之一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1）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状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解释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实施宪法和法律。但解释宪法和法律本身则属于立法范畴，透过解释宪法和法律产生的文件，分别为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性文件，是宪法和法律的组成部分。在西方，解释宪法权通常并不属于议会。在中国，将这一权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显示了中国最高国家机关在权限划分问题上有自己的特色，证明了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的性质和地位。解释法律，包括解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者的法律。解释宪法和法律是一项很大的立法权。这种权力的行使，应当贴合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应当遵循立法法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所确定的基本制度。
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制度的框架包括下列要素：
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对必须范围的事项进行解释。1954年宪法首先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制度。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权限范围予以规定。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尽管条文和资料都很少，但都保留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这一制度。1982年宪法所确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有24项，其中第四项便是解释法律的职权。到了3月透过的立法法，更是专门以第42条规定了以上所引述的制度。
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一些基本程序。一是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立法法第43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能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三是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委会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四是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透过。五是法律解释由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其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四）其他立法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能够行使全国人大授予的立法权。自50年代起全国人大多次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80年代初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透过和公布《民事诉讼法（试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有权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日渐发展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渐增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这一权力的好处也日渐增大。
略论经济立法权论文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经济法立法权即关于经济法的立法权，但是，倘若进行深入分析，就可发现经济法立法权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而要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首先应该从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入手。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经济法立法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经济法立法权的准确把握。
我国理论上至今尚未严格区分“经济立法”／经济法立法”，把两者直接或间接简单混同，替代使用或模糊使用，而没有注意到两者存在的区别，人们往往在使用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法立法”时，也以“经济立法”来替代之，反之亦然。笔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术语，两者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区别：首先，从字面解释上看，“经济立法”既可指为了调整经济关系而进行的一切立法活动，也可与“经济的立法”等同，指关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经济法立法”从动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专门性立法活动，从静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通过立法活动形成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渊源。简言之，经济法立法指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用以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立法活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次，从产生阶段看，经济立法产生时间远远早干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始自于国家和法的产生，即自从有了国家和法之后，就有了国家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最早时期的经济立法在内容上只是整个立法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渊源上与调整其他社会关系的法都处于“诸法合体”状态，并不是特指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代，“经济立法”仍泛指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所有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立法表现形式。“经济立法的综合性，是由它包括大量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包括调整经济活动的一切规范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刑法、民法、行政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只要其中含有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的，都应属于“经济立法”的范畴，因此，“作为综合性立法来说，经济立法是各个部门法规范的某种聚合和联合，这些规范仍保持部门法规范的特点和性质。”而且经济立法始终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整个进程，只要存在着阶级和国家，就会存在国家用于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立法。而经济法立法是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后，基干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化的需要，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的目的，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法律手段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因此，经济法立法就是在特定的社会阶段由家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立法活动的总称，再次，从调整对象和逻辑上说，经济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立法体系的总和，而经济法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部门法立法。故经济立法是包容经济法立法的属概念，经济法立法是包容于经济立法的种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经济立法具有更为宽广的外延。它除包含经济法立法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部门法形式体现的调整有关经济关系的内容。最后，从立法目的上看，经济立法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经济立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不同部门法和宪法中基于对相关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而规定的经济立法内容的目的各不相同。而经济法立法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关系的干预、管理，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综上可见，“经济立法”与“经济法立法”l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避免产生歧义，应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是精确把握经济法立法权概念的前提。
在对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做出比较清楚的分析后，并以此作为界定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就不难看出，经济立法权与经济法立法权虽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混淆。经济立法权指进行一切有关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权的总称，而经济法立法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包含于经济立法权之中。
[1][2][3]。
略论经济立法权论文
「摘要」内容提要：我国现行宪法和及其相关法明文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通过法定方式保留其固有的国家立法权、提回其授出的国家立法权和提取其他立法权由其行使的行为，即本文所概括的国家立法权提留。此概念和国家立法权分配相结合能够全面描述我国国家立法权的运行机制，反映我国立法体制的本质。
「关键词」国家立法权，国家立法权提留，立法体制。
前言：宪法和立法法对行政法规制定权的限制。
我国现行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结合立法法的规定，国家立法权[1]包括：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2、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3、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其他立法权。4、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十项专属国家立法权中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是绝对专属国家立法权。其余为相对专属国家立法权，此类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国务院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并且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现行宪法和立法法通过以上规定，从以下五个方面限制了行政法规制定权：1、保留绝对专属国家立法权，除国家权力机关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行使。国务院也无权就此事项制定行政法规。2、虽然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将相对专属国家立法权授权于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权在法定情形下提回对该事项的立法权，且国务院负有及时提请国家权力机关提回的义务。3、国家权力机关认为应当由其制定法律的事项，即使在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十八项职权范围内，也有权将其提取，作为国家立法权行使。4、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撤销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以保护国家立法权不受侵犯。5、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国家权力机关有权通过修改、解释宪法，提取原由国务院行使的行政法规制定权，扩大国家立法权的范围。
通说认为这是国家立法权对行政法规制定权的限制，但是，在我国立法体制内，从国家立法权的运行来看，却是国家立法权的保留、提回和提取。笔者试将其概括为国家立法权提留。
二、国家立法权提留的涵义。
有的主权性权力。“[2]笔者无意界定立法权是什么，仅参考此广义的立法权说界定国家立法权，认为国家立法权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生成、变更、废止法，决定法的表现形式和法的内容是否有效的国家权力。
[1][2]。
立法法的品性
法制日报7月2日。
物，甚至是民主和法治的化身。这些，都只是我们在应然意义上进行。
的表述。事实上立法不民主，立法非法治的状态经常存在，甚至成为。
民主和法治发展的障碍也不是不可能。这就涉及到了立法的品性问题。
如果是民主与法治的立法，就会有好的法律―――良法据此而得以。
产生；如果是专制与人治的立法，就会有坏的法律―――恶法据此而。
得以产生。立法的良善，制约的因素是多重的，但是是否民主与法治，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保证立法的良性，就必须对立法进行民。
主与法治的调控，这也许是立法法得以产生的初衷。这并不意味着有。
了立法法一切都有了。要保持立法法应有的品性，还需要我们在制定。
立法法时和制定立法法后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有民主的工作也有法治。
的工作。也就是说立法法要具有良好的品性，就必须具有民主的品性。
和法治的品性。这一说未见先论，但恐怕也还不是谬论。
来论述，都不可否认，立法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活动，是国家权力的构。
成部分与实现方式。立法作为一种权力的体现和运作过程，它本身就。
可能有一种脱离民主的倾向与可能。立法法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保。
证各种立法的民主性质。现在我国的第一部立法法产生了，对于立法。
的民主性质也作出了重要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如何被贯彻实施还特。
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立法法实际上是通过立法权限的划分来进行国家。
权力的分配的，保障各项权力对人民的忠诚显然是立法。
法的使命。立法法通过立法与立法冲突的协调来解决权力与权力。
之间的冲突，维护正常的权力构架与权力关系，这对于保证权力的民。
主性质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个法律、法规乃至规章，在立法上的合法。
性质也体现着一定的民主性质。擅自扩大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立法，
在立法法上肯定是非法的，立法法就必然会反对，就应当宣布其为非。
法而无效。人民在选举立法机关之后，实际上就把直接的立法权委托。
给了立法机关。立法机关一旦背离人民的意志，人民不但难以修正，
而且还将受害于恶法。因此，用立法法来保障立法机关及其对于人民。
的忠诚―――保障民主，制约立法权，防止立法权的滥用，不能不被。
认为是一大建树。
立法法不可缺少的品性是法治。法并不都是良法，法也并不是都。
有利于法治。
在专制统治下，在人治条件下，法都还是存在的，而且甚至还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就说明，有法并不一定有法治。创制立法。
法的目的显然不在于允许专制与人治，更不是要推行专制与人治，而。
恰恰相反，她要排拒专制与人治。法治的重要特征是保障人权，制约。
权力。立法法应当担负起的责任也至少包括着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的。
两个方面。立法者在最终的主体意义上或许是人民，而在直接的意义。
上都只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或者个人。因此对于立法权的制约就。
成为了权力制约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成为了法治对于立法法的要求。
如果说，司法的不公正主要是以个案的方式存在，立法的不公正则。
都是以普遍的方式存在的。人民可以用种种方式来对抗司法专横，甚。
至有时可以用合法的方式来对抗司法专横，但是却很少有办法对付立。
法的专横，更难用合法的方式来对付立法的专横。立法法的恶性远比。
某个法律法规的恶性危害严重，因此，立法法的价值也就凸现了出来。
没有良好的立法法就不会有良好的立法权惟此，立法的法治品性。
就没有制度的保障。
立法法不可缺少的品性是成为立法的民主与法治，这样最终才能。
保证立法良性化的存在与发展。立法法已经颁布了，她本身也还有需。
要在实践中总结完善的问题。但是她的被实施却是一个更为急迫的问。
题。“纸上得来终觉浅，事非经过不知难”。在立法法尚未制定之前，
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制定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立法法，一旦立法法制定出。
来，我们的使命就应当转化为如何贯彻立法法，并使立法法永远具有。
其应有的品性―――民主与法治。立法法的品性体现在立法法的条文。
里，更体现在立法法被贯彻实施的行动中。只要立法法关于民主与法。
治的品性没有失落并能始终拥有，立法法就没有失去她的本质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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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科学游戏中如何利用好农村自然资源论文
学前儿童以模仿和想象，通过扮演角色，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游戏。角色游戏是幼儿自然游戏的一种，是幼儿期特有的游戏，它全面反映了游戏的特点。它来源于生活，孩子们耳濡目染。角色游戏能让幼儿体验到互相和交往的乐趣，学习交往的技能，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和对家庭的认知能力。教师聪明有效的指导引导、丰富幼儿行为的一种行为。在小班角色游戏中不理解角色的定义，会对角色游戏的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结合小班年龄特点和角色游戏的固有特点，加上教师的有效指导和教师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会大大加强幼儿的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内容。
（二）研究方法。
1.观察法.2.行动研究法.3.经验总结法。
（三）问题。
1.相关理论知识不清楚。
2.研究思路受限。
（四）解决办法。
1.通过自身的实习经验与相关的文献研究，解决师幼互动中存在的客观问题并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探讨。
2.通过导师的指导和大量资料查阅，研究方法和手段得到丰富，研究素材得到扩充，为顺利完成本论文提供了保证。
三、小幼儿个案研究。
为了研究的更准确、真实、更具有说服力，我观察了小班幼儿“乐乐”在角色游戏中的行为和表现，并通过三个案例来综合分析，研究。
（一）第一份观察记录。
观察记录：乐乐和君君在娃娃家游戏，这时候聽到了有哭声，我赶紧走过去看发生了什么，我走上前问“乐乐，你怎么哭啦？”、“她抢我的煤气灶。”乐乐指着馨馨说。“馨馨你为什么要和他抢东西呀？”我问道、“他不把煤气灶给我烧菜呀！”、“娃娃家里的每一样物品都属于娃娃家，进来的小朋友都要遵守娃娃家的规则，你们都想用煤气灶，可以君君用一会之后，乐乐再用。并且你们可以一起做饭啊，分工合作，两个人一起也会做了比较快是不是？再说爸爸妈妈他们在家的时候你看见过他们争夺一个煤气灶吗？”“没有”“所以啊我们都互相谦让一点，你们也不希望爸爸妈妈吵架是不是，所以你们也不能吵架啊。”他们俩听了以后使劲地点了点头。
结论分析：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小朋友对角色游戏充满了好奇，这种既熟悉又不太清楚的游戏他们非常喜欢又能跟现实联系起来。他对于“爸爸、妈妈”的角色十分感兴趣，争着抢着扮演“爸爸妈妈”但对游戏不了解，也不清楚要怎么玩，便会出现争抢一样娃娃家用具的情况，并且玩着玩着就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只想要模仿爸爸妈妈在家时的状态去使用娃娃家的用具。
通过这份观察记录我发现了小班幼儿在进行角色游戏时产生的问题：
1.小班幼儿不能遵守游戏规则，有秩序的进行角色游戏，出现了争抢角色游戏玩具的现象。
2.小班幼儿的社会经验不足，无法分辨爸爸妈妈的角色定义。
3.小班幼儿对角色游戏还处在摆放玩具上，不知如何进行角色扮演。
针对这些问题要求教师在角色游戏开始先讲清楚角色游戏的规则和游戏中角色的定义通过多次的告知游戏的玩法，更能清楚的让幼儿知道游戏的玩法，为之后的游戏做一个良好的铺垫。明确角色游戏的意义以便更好的进行游戏，增加社会经验和社会交往，明确角色定义。教师随时指导幼儿进行游戏，适时的插入，注重安全教育的引导。
（二）第二份观察记录。
观察记录：这次角色游戏的主角是君君和乐乐，君君妈妈抱起了娃娃床上的小宝宝，边哄小宝宝边整理床铺，哥哥乐乐在一旁协助、帮忙。“我是妈妈，你是哥哥，妈妈给宝宝喂奶，你到厨房里帮帮忙做饭好吗？”妈妈君君对哥哥乐乐说。“可是我不会做饭啊，在家里都是妈妈做饭的。”哥哥乐乐显然很不愿意。妈妈说：“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啊，我在给宝宝喂奶，一会宝宝吃完饭就要去上幼儿园了，要不来不及了”“那等爸爸回来烧嘛！（扮演‘爸爸’的孩子正好去吃饼干了）。”我上去参与他们的游戏：“我来做客啦！好饿呀！”。妈妈和哥哥刚开始不知所措，愣了一会，然后哥哥灵机一动请我进屋坐，还给我拿了一个小凳子，妈妈也开始热情起来，拿了一些水果和蔬菜要请我吃，还悄悄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不能真吃的。我笑着做了一个假装吃的动作：“啊呜啊呜。”大家都开心的笑了。
结论分析：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最善于模仿承认，看惯了爸爸妈妈在家里的样子，学着样子进行娃娃家的游戏。知道妈妈是烧饭的，哥哥可以从旁协助，但当妈妈提出让哥哥烧饭时，哥哥表现出不乐意的表现，产生了冲突，使游戏进入僵持阶段，这个时候教师适时的介入，解决了冲突，幼儿立刻进入角色状态开始招呼客人。
总结：通过这份观察记录可以看出教师适时的介入会缓解幼儿因为某种原因无法继续进行游戏的尴尬，解决了游戏中的问题。但教师也应告诉幼儿不可以让小孩子进入厨房烧菜，烧菜是大人的事，也就是爸爸妈妈。在出现问题时教师及时做出指导，说出其中的`问题，用反问的形式，让幼儿回答，比直接告知更容易让幼儿明白和记忆。
四、小结与建议。
（一）小结。
1.环境创设丰富性，完整性。
可以放置一些复杂的游戏玩具，比如需要合作完成的，以此增加团队的合作能力，增强幼儿心中的团队意识，合作意识。环境创设需要安全，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会下意识的把游戏玩具放入口中。尽可能的投放多的游戏道具，丰富幼儿的游戏环境，接触更多的现实生活，增强幼儿的社会性。
2.幼儿之间的矛盾。
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自我意识过强，占有欲也极强，并且喜欢玩别人手里的玩具，总觉得别人的好玩，这就会造成冲突，教师要从中调解，告知是非对错，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3.幼儿的自我意识和直觉行动思维特点，注意力不稳定。善于模仿现实生活的经验。
（二）建议。
1.关注游戏中的同伴互动，拓宽观察视野。
对学龄前幼儿来说，对于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来说，同伴交往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儿童与成人的交往。角色游戏活动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良好载体，因此教师应加强对幼儿同伴互动的观察记录，了解幼儿之间多种互动的方式，拓宽观察的视野和认识，及时发现幼儿在社会交往中出现的长处与问题。
2.教师要正确引导幼儿的兴趣。
角色游戏能够极大地激发大班出幼儿对事物的兴趣，爱玩游戏本来就是孩子们的天性。幼儿教师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这种兴趣要正确的引导，使幼儿具有初步的社会生活经验和知识经验，有参与游戏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交往、乐于合作。
3.善于总结。
游戏结束后，教师要善于对游戏做出总结，对游戏中优秀的行为表现做出有效表扬，并且和幼儿一起回顾游戏中出现的问题，讨论解决方案，让幼儿找到自信，体会快乐，丰富生活经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文胜利.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现状和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2014，01：8-17.
[2]白燕.幼儿父母教养方式调查报告[d].华中师范大学，2015.
自然资源价值的劳动价值论解析论文
摘要：
自然资源是商品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的认识，基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的基础，对自然资源价值进一步分析。提出自然资源具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并对哲学上的价值理念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做出分析。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形成，为天然产物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创造了条件，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物质是“资财的源泉”，从而形成自然资源的概念。
《辞海》把自然资源的定义为：天然存在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壤、矿藏、水利、生物、气候、海洋等资源，是生产的原料来源，也称之为“资财之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给自然资源的定义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大英百科全书》把自然资源定义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及生成这些成分的源泉的环境和功能。于光远把自然资源定义为：自然界天然存在、未经人类加工的资源，如土地、水、生物、能量和矿物等。
基于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的差别，自然资源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自然界里对人类有用的一切物质和能量。自然环境中与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能被利用来产生使用价值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自然诸要素的总称。自然资源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价值判断，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以人类利用为标准的。
狭义自然资源则指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体性资源，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或生态价值，并能提高人们当前或可预见未来生存质量的天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总和。其关键与核心在于“能够产生价值”。
价值理论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与价值理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目前，在价值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认识：一是认为价值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是由人类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另一是认为价值一种超现实的规范或理想，事物有无价值在于观念体系的逻辑规定。根据自然资源的.不同分类，抽象出其本身的特点，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可以列出如下的特殊性：
自然资源价值的延展性体现在自然资源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不断发展和完善对自然资源的认识，由完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取向，逐渐拓展到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方面。
自然资源价值的时间性，包括自然资源用途的时间变化，以及自然资源未来的发展在价值上的体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需求增加，使得单位自然资源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越来越大，单位自然资源的价值体现也越来越大，这就是自然资源在时间上的分配及其可用性在价值上的体现。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整体性的认识。自然资源是环境的构成要素，自然资源之间的互相联系不是机械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及相互转化共存共荣。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是统一可分割的整体，经济价值的不断开发必然引起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流失和缺损。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决定了三种价值的不可分割性，取用任何一种价值的同时可能甚至必然造成其它价值的流失和毁灭。
自然资源价值内容的多样性体现在，自然资源的价值可以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可直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直接经济价值。二是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却具有间接价值。三是那部分能满足人类精神文化和道德需求的资源价值，体现的是文化价值。自然资源产品作为特殊的商品，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只具备公共物品的属性，体现的是信息和服务功能。
一方面，自然资源在地区分布上具有差异性，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地质特征致使自然资源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丰度，因此不同地区对同一资源的消耗在损失补偿上具有差异；另一方面，相同的自然资源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可利用方式、程度和环境效应，因而价值体现也不相同。
自然资源是全社会、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原则上不能限制任何人享用。因此，自然资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多数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其外部效应也多转嫁于社会。人们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认识水平，对环境保护的关心和重视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自身素质、社会氛围、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因素有关。涉及到未来自然资源的利用、子孙后代的利益等问题大多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自然资源价值具有社会属性。
哲学的研究不是为了直接改造具体的客体，哲学是通过改造我们的主观需要，来改造客体的。从哲学的角度，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主客体之间存在着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的“肯定或否定”，体现为一种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商品经济时代，虽然自然资源产品具有商品性质，但却不能完全简单地用一般的价值理论分析自然资源价值。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根据哲学中对价值的解释，结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理解自然资源的价值。
（一）从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价值理论。
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总要求助于一定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总是不断地从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于是，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产生很大影响。当自然科学取得全面的发展时，唯物辩证法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它在各个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也随着变化。
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自然界的物质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在现实中自身作用、相互作用、共同作用的过程。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存在着主客体相互作用，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并且使其成为产品或者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为生产产品和服务提供条件。自然资源作为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反映了其作为一种客体对人类的满足和效用，这也正是哲学角度上自然资源价值的普遍意义。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宇宙间万物是运动的，在物质的一切属性中，运动是最基本的属性。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具体的物质运动形式，都存在相应的能量形式，当运动形式不同时，可以相互描述和比较的物质运动特性的物理量就是能量，可以说，能量特性是一切运动着的物质的共同特性。由于任何物质之间的能量传递和能量变换，都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不管物质之间怎么相互作用，总的能量不会发生变化，故可认为宇宙总的物质运动规模不变。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相对孤立的非孤立物质系统。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的孤立系统，其内部发生的过程，包括人类的价值增殖过程，即不断地耗损自然能量；另一方面则是地球与太阳等宇宙天体的能量交换中，得到能量的增量补充。实际上，地球资源的再生，其大部分能量正是源于这种系统外能量的增量。生物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人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人类相对于地球则是一个非孤立系统，其全部价值增殖的基础，均来自于其外部的自然世界中之能量补充的获得。
自然资源是自然系统转换、贮存太阳能的一切资源；人的智能具有最高能量的能级，人智慧的创造和应用，对价值创造系统的能量，具有最大的反馈调控作用。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使自然物质经过形式变化，被加工转化为人化自然。对于人化自然的价值来说，其实质就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统一。能量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代表社会财富创造与积累的本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能量转换获取不同性质的能量，来支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其实也就是人类社会价值的深层次内涵。
参考文献：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略论经济立法权论文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经济法立法权即关于经济法的立法权，但是，倘若进行深入分析，就可发现经济法立法权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而要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首先应该从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入手。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经济法立法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经济法立法权的准确把握。
我国理论上至今尚未严格区分“经济立法”／经济法立法”，把两者直接或间接简单混同，替代使用或模糊使用，而没有注意到两者存在的区别，人们往往在使用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法立法”时，也以“经济立法”来替代之，反之亦然。笔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术语，两者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首先，从字面解释上看，“经济立法”既可指为了调整经济关系而进行的一切立法活动，也可与“经济的立法”等同，指关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经济法立法”从动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专门性立法活动，从静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通过立法活动形成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渊源。简言之，经济法立法指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用以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立法活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其次，从产生阶段看，经济立法产生时间远远早干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始自于国家和法的产生，即自从有了国家和法之后，就有了国家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最早时期的经济立法在内容上只是整个立法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渊源上与调整其他社会关系的法都处于“诸法合体”状态，并不是特指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代，“经济立法”仍泛指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所有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立法表现形式。“经济立法的综合性，是由它包括大量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包括调整经济活动的一切规范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刑法、民法、行政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只要其中含有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的，都应属于“经济立法”的范畴，因此，“作为综合性立法来说，经济立法是各个部门法规范的某种聚合和联合，这些规范仍保持部门法规范的特点和性质。”而且经济立法始终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整个进程，只要存在着阶级和国家，就会存在国家用于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立法。而经济法立法是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后，基干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化的需要，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的目的，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法律手段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
因此，经济法立法就是在特定的社会阶段由家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立法活动的总称，再次，从调整对象和逻辑上说，经济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立法体系的总和，而经济法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部门法立法。故经济立法是包容经济法立法的属概念，经济法立法是包容于经济立法的种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经济立法具有更为宽广的外延。它除包含经济法立法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部门法形式体现的调整有关经济关系的内容。最后，从立法目的上看，经济立法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经济立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不同部门法和宪法中基于对相关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而规定的经济立法内容的目的各不相同。而经济法立法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关系的干预、管理，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综上可见，“经济立法”与“经济法立法”l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避免产生歧义，应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是精确把握经济法立法权概念的前提。
在对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做出比较清楚的分析后，并以此作为界定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就不难看出，经济立法权与经济法立法权虽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混淆。经济立法权指进行一切有关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权的总称，而经济法立法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包含于经济立法权之中。
与经济法立法的涵义相对应，经济法立法权就是享有立法权的'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管理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的权力总称，其行使的结果使经济法形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一方面，该定义揭示了经济法立法权的含义，表明：
（一）经济法立法权是立法权的组成部分，与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同，它是享有经济法立法权的特定立法主体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据以依照或者遵循的法定权力，而不是经济法管理主体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行政权，也不是国家审判机关进行经济审判活动的司法权。
（二）经济法立法权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制定各种形式经济法律、法规的权力，而不仅仅指对某一特定形式的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权。
（三）经济法立法权包括经济法的制定权、认可权、修改权、补充权和废止权等。经济法立法作为一种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要活动，表现为一个创制法、变动法和废除法的动态过程，包括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经济法的一系列活动，相应地，经济法立法权也包含了进行上述一切活动的权力。
另一方面，该定义揭示了经济法立法权不同子一般立法权的特征：
1、目的的特定性。
经济法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而使用的最重要法律手段之一，它只对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发生作用，即“经济法调整国家在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发生了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民由此决定了经济法立法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干预、管理，以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2、经济法立法权以确认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为核心内容，并兼顾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为了能够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需要确立政府的管理者地位或者职务，因为“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向别人提供福利或促使该组织的目标的实现等义务，：总是归于一定的地位或者职务，即归于一定角色”民赋予政府各种经济职权《职责》，包括规划、决策、审核、批准、命令、指挥、协调、执行、许可、确认、免除、撤销、检查监督、褒奖、处罚等，树立政府权威，并对政府的管理、干预行为予以必要的限制。同时，又要确立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经济法立法权正是满足上述要求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手段，它当然应以此为中心内容而指导立法活动的启动和展开。
3、内容的综合性和广泛性。
尽管就总体来说，经济法立法权以确认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为核心内容，但综观数量繁多的经济法律、法规，可以说，它们几乎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每一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基于其不同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在经济法立法权指导下通过落实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以及规定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体现其各具特色的内容和各自的侧重点。从此方面看，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又表现出其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4、享有主体的多元性。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和易变动性，客观上需要制定不同形式的经济法律、经济法规分别调整和适用于不同性质和层次的经济管理关系，而不同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并不是单一和唯一的，而是多元的：既有中央级的立法主体，又有地方级的立法主体；既有专门的权力机关，又有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等等。它们在国家立法体制中处于不同地位，各自享有的立法权也各不相同。
5、效力的等级层次性、差别性和制约性。
经济法立法主体多元化，数量繁多化，形式多样化，加之多元化的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的地位和级别不同，使得各个立法主体各自享有的立法权效力也呈现出等级层次性、差别性和制约性的特点。一般说来，经济法立法主体地位的高低与该主体享有的立法权效力的大小以及该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效力的高低成正比，并且地位高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地位低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而在同级经济法立法主体之间，权力机关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其中全国人大享有最高效力的经济法立法权，居于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
经济法立法权在经济法立法中居于非常重要地位，它理应成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而对其加以深入研究，这乃是由其以下价值性决定的：
首先，经济法立法权是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前提。
经济法立法权在立法实践中是立法机关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依据。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权，“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作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经济法立法活动就无法进行和展开。所以，经济法立法是立法机关在立法权指导下，依据立法权所从事的活动或者结果。经济法立法权对经济法立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否拥有经济法立法权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有效性。
其次，经济法立法权决定着经济法立法的效力性和协调性问题。
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决定着经济法立法内容，立法权的效力高低和范围大小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效力性的高低和适用范围的大小。如果经济法立法权发生冲突、交叉，必然导致立法内容的冲突、交叉。只有明确了经济法立法权，清晰地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享有的立法权限，避免因立法权的随意性而导致立法权的泛滥或重复，才能使经济法立法活动有所遵循，有条不紊，从而实现经济法立法内容之间的协调一致，克服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避免可能产生立法调整的“真空”或空白，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再次，经济法立法权是建立经济法立法体制的基础，并影响着能否建立科学的经济法。
三、现行立法上对经济法立法权限的划分模糊、混乱。
我国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2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条第二、三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从以上规定中可以推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享有经济法立法权，但是，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却界限不清。
尽管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其常设机构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且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享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两者虽然都有权制定和修改法律，在形式上、字面上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为“基本法律”，后者为“其他法律”，但在实质上，“由于有了‘其他的’三个字，基本法律所规范的领域就模糊了”。“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差别无法辨别，对于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也就难以区别。这也导致在立法“实践中由于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界限不清，往往难以判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越权制定了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入同时，《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等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经济法立法权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等问题都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
四、现行立法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及其监督制度。
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对经济法授权立法的具体内容缺乏规定，如授权立法主体、被授权立法主体、授权立法的内容、形式、范围、效力等级、限制和监督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除了存在个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做出的特别授权立法外，14一些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却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必要的限制和监督，这样就有可能把本应由高层次立法机关享有的立法权随意授权给低层次的立法机关行使，或者把本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享有的立法权授权给行政机关行使，从而导致经济法授权立法权的一定程度上的膨胀和混乱，而且因被授权立法主体可能就是执法主体，从而使授权立法权与执法权统归于同一主体，被赋予授权立法权的执法主体，往往从本部门的利益和权力出发，在进行授权立法中，一方面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为自己设定权利、权力，另一方面却尽可能少地为自己设定、甚至不设定义务与责任，执法主体凭借缺乏限制的授权立法权而获得了几乎无限制的执法权。
对我国经济法立法权制度的上述不足，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首先，最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全国人大的经济法立法权，强化其最高立法机关地位。
为了完善我国宪法对经济法立法权的规定，应把宪法第62条第三款修改为“制定和修改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和其他基本法律”，尽可能地详尽规定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内容和种类，其意义在于：一是更加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全国人大享有的最高经济法立法权，使之由原来的默示立法权变为明示立法权，有利于使之更加明晰化，突出全国人大的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二是增加规定全国人大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能够使之享有的立法权内容和种类更加全面、更加精确化，也能够更好地划清均对不同范围的经济关系予以调整的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之间的各自界限，避免产生歧义。
其次，明确划分经济法立法权限，建立科学的经济法立法权限体制。
不仅应在《宪法》第62条中补充规定全国人大享有经济法立法权，而且应通过修改《宪法》第67条的规定及通过颁布《立法法》等明确划清全国人大制定、修改的“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的“其他法律”之间的界限，以便更好地辨析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的区别。同时，应通过完善《宪法》的有关规定和有关组织法，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问题予以明确的具体的规定。
再次，建立和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及其监督制度。
“立法权力不应该同时又是执行权力或管理者”。为了避免和克服因经济法授权立法缺乏限制而导致其膨胀无序现象，进而出现一些经济法立法权与执法权合一现象，应尽快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通过《宪法》、有关组织法的修改和将来出台的《立法法》确立系统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对经济法授权立法主体、被授权立法主体、授权立法权的根据、授权立法的原则、内容、形式、范围、效力等级、限制等都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应建立和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的监督制度，如完善备案制度、保留批准制度、程序保障制度、实质审查制度等。唯有此，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授权立法的作用。
自然资源价值的劳动价值论解析论文
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体力劳动价值论十九世纪中后期,马克思根据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作者：陈延宏作者单位：刊名：理论界英文刊名：theorycircle年，卷(期)：“”(5)分类号：a8关键词：
立法法的品性
物，甚至是民主和法治的化身。这些，都只是我们在应然意义上进行。
的表述。事实上立法不民主，立法非法治的状态经常存在，甚至成为。
民主和法治发展的障碍也不是不可能。这就涉及到了立法的品性问题。
如果是民主与法治的立法，就会有好的法律―――良法据此而得以。
产生；如果是专制与人治的立法，就会有坏的法律―――恶法据此而。
得以产生。立法的良善，制约的因素是多重的，但是是否民主与法治，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保证立法的良性，就必须对立法进行民。
主与法治的调控，这也许是立法法得以产生的初衷。这并不意味着有。
了立法法一切都有了。要保持立法法应有的品性，还需要我们在制定。
立法法时和制定立法法后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有民主的工作也有法治。
的工作。也就是说立法法要具有良好的品性，就必须具有民主的品性。
和法治的品性。这一说未见先论，但恐怕也还不是谬论。
来论述，都不可否认，立法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活动，是国家权力的构。
成部分与实现方式。立法作为一种权力的体现和运作过程，它本身就。
可能有一种脱离民主的倾向与可能。立法法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保。
证各种立法的民主性质。现在我国的第一部立法法产生了，对于立法。
的民主性质也作出了重要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如何被贯彻实施还特。
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立法法实际上是通过立法权限的划分来进行国家。
权力的分配的，保障各项权力对人民的忠诚显然是立法。
法的使命。立法法通过立法与立法冲突的协调来解决权力与权力。
之间的冲突，维护正常的权力构架与权力关系，这对于保证权力的民。
主性质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个法律、法规乃至规章，在立法上的合法。
性质也体现着一定的民主性质。擅自扩大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立法，
在立法法上肯定是非法的，立法法就必然会反对，就应当宣布其为非。
法而无效。人民在选举立法机关之后，实际上就把直接的立法权委托。
给了立法机关。立法机关一旦背离人民的意志，人民不但难以修正，
而且还将受害于恶法。因此，用立法法来保障立法机关及其对于人民。
的忠诚―――保障民主，制约立法权，防止立法权的滥用，不能不被。
认为是一大建树。
立法法不可缺少的品性是法治。法并不都是良法，法也并不是都。
有利于法。
[1] [2]。
自然资源权利物权化的思考与立法建议自然资源的归属权规定
我国宪法的修正案，明确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在国内外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与物权，是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大大先于物权立法。知识产权立法已经基本完善，物权立法则正在进行。宪法的20修正案第二十条到第二十二条中关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内容的明确与增加，对我国物权立法更有其指导意义。至少，《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等等法律的权利限制条款，都实实在在地有了宪法依据，也都是物权立法中可以参照或借鉴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欧、美民事立法中，学术界及立法部门均十分注重新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对古老法律制度的.影响；强调在修正古己有之的民法（或制定他国古己有之、本国仍属缺失的民法）时，应注意从新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中吸取营养，而不是倒过去把新制度设法套进老民法的框架中去。较典型的，一是欧盟知识产权指令范围中的“非合同之债规范”对欧盟国家民法的影响；二是德国近年虽多次修改其民法典，但从未考虑过要把知识产权制度纳入这部被中国学者视为“最具科学性、系统性、逻辑性”的法典之中；三是美国产品责任法逐步吸收知识产权制度的侵权归责原则而走向“无过错责任”的发展过程。
一二百年前，在有影响的法、德民法形成时，较强调对财产权（或物权）的权利保护，而不强调或忽视对这类“绝对权”、“对世权”的权利限制。故在这些民法典中，“权利限制”条款虽然存在，但是其存在方式是散乱的，其表述方式是不合逻辑的。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民法中的物权法制定远在知识产权法之后，比欧美更有条件借鉴知识产权制度中较先进的内容，也更没有必要沿袭欧美老法中不合理的内容。我这里并不是说物权中的权利限制与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完全相同，只是说我们也应注意从新发展起的更合理的法律制度中吸取营养，以使我们的物权法有更明显的21世纪的特征，而不仅仅有一二百年前欧洲国家民法典的烙印。
具体讲，我国《物权法》中的“权利限制”一章至少可以有下列几项内容：
第一、相邻关系的限制。
第二、他人的地役限制。
第四、附随物权的物上负担对物权人行使权利的限制。
这一条讲的是物权人行使权利不得拒绝或规避附随物权的物上负担。
第五、用益物权人对物权所有权的限制。
这一条讲的是用益物权的相对独立性。它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尤其重要。如果国家作为物权所有权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干扰国企（用益权人）的经营，国企永远不会有良好的发展。
第六、特殊房地产的权利限制。
第七、公共利益对物权的限制。
这是《宪法》修正案为何只讲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不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八、禁止物权权利人滥用权利。
此外，可能还有更多的限制条款。主持立法的同志们可进一步斟酌。
我所建议的条文用语及措辞，还可以进一步推敲。但弄清楚所谓“地役权”、“人役权”（这种本来是讲的物权人之相对人的权利）在《物权法》中的性质与作用，则是十分必要的。
[1][2]。
浅析环境税的立法策略和立法原则毕业论文
环境立法经济手段的运用。
陈静。
协调发展原则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市场机制环境保护。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然而在环境的立法上，主要还是行使国家的职能，加大环境的治理和预防的力度，同时适当的收取与此有关的责任人的相关费用。然而，在市场经济下，适当的经济手段也可在此此处使用，让市场来引导一定的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原则，即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指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统筹规则、同步实施、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这一原则，正确的反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8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上述的各项都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确立。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立法的趋势似乎不仅仅在行政方面，同时根协调发展原则与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经济手段的介入环境立法，是环境立法的趋势。
协调发展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在3点，第一，加强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第二，把环境保护切实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第三，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前两方面主要是政府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体现，即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发展策划。而最后一个方面，除了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环境经济的政策，进行奖励、优惠或者征收之外，个人和企业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有利于其的经济或技术的措施。如何使得企业个人投入进采取这方面之中呢？这就需要市场机制的引入进行引导。环境立法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的引导功能，而不是单方的一些奖励或优惠政策。根据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政策未必起到真正很有效率的作用。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的贯彻，也主要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第二，对超标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加大限期治理的力度；第三，运用经济手段，促使污染、破坏者积极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第四，强化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这个原则的贯彻和本文的命题有最重大的关系。
于此，我们得出，社会发展兼顾环境的保护是当代环境的要求，同时市场机制是引导发展趋势的最好的调节器。根据以上两个原则，对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和资源的利用是这种经济手段介入的背景。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环境问题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企业的环境保护活动（如采用防治环境污染的技术等）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的经济利益或利润所决定，另一个方面，环境退化主要是各种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产物，机制失灵（又译为制度失灵）是环境资源退化和发展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在美国的法学家波斯纳创设的法律经济学中，核心概念是“效益”，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这里的“资源”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法律权利等人为资源。我们这里可以从环境资源的角度理解引入市场机制的基础。
下面，我将根据这两个原则以市场机制的引入浅谈一下我的理解。
首先，我们现在采取的手段可以分为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非经济手段主要是政府职能的体现，例如政府的治理和规划。经济手段主要是奖励、惩罚、征收税务等等手段。
再者，以上谈到的经济手段都是将个人或企业的责任放在征收治理费用的角度上的，或者低效率的防止他们过渡的破坏环境。这样而来，企业需要减低他们的成本不会在环境的角度。因为无论怎样，他们对环境的负责是一样的，不存在一个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的空间。如果，引进一个量化的交易权的话，就有可能将环境问题与成本挂钩。例如排污交易权，即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污染物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交易排污权，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排污染物，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个环境押金的制度。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使消费者在玻璃或塑料等容器（包装物）上存款或押金，以促进消费者退回或循环使用这些容器或包装物。一般作法是：在消费者购买饮料等商品的同时，为包装或装有这些饮料或商品的容器或包装物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将使用过的这些容器或包装物退回给原销售者，则销售者根据其退回的容器或包装物的数量，退还消费者预先为这些容器或包装物所支付的押金。如果消费者不退回其已经付过押金的容器或包装物，则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市场机制。除了这两种制度之外，还存在生产和治理结合的方法。早段时间，新闻上报道了关于计算机废物的问题。主要是在现在，计算机的更新很快，同时引起了很大的计算机垃圾的问题。然而这样专业的垃圾，具有巨大的污染性，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具有处理这样的垃圾的能力的。于是，美国的电脑公司引进了一种制度，即在计算机的成本中加上了之后处理的费用，用户可以将被淘汰的计算机交回购买的公司，公司进行免费的接受和专业的处理。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使用者对电脑垃圾的处理的困难，另一方面，电脑公司减低了其对计算机垃圾存在的污染责任，因为其负责了主要的处理任务，且费用方面已经加入到成本内，由消费者支付了，其实也就是节省了对环境问题的经济投入，减低了成本。同时，这样帮消费者分担了处理废物的担忧，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增加了公司的销售额度。而在处理废物的同时，公司因为需要降低成本，不断地提升其处理废物的技术和消费以增加利润减低成本。以上公司的行为，其实在追逐其最高的利润，但是在客观上对环境的保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所最需要的效果。
然后，在征收税的方面，虽然税收是我们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经济来源。但是我们往往在税收方面很少贯彻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不同的行业对环境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贯彻公平原则，应该根据不同的'影响程度来进行不同的征收。很多国家，如美国、欧盟国家都有对环境保护税收的相关的立法。美国已着手对每吨碳征收6至30美元的碳税，并开始征收交通税，每次行程收税1――4美元。比利时、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国也制定各种生态税收法，分别针对能源、三废、产品包装等征收税收。
最后，在财政上，我们可以设立更多的辅助制度来引导环境的保护。()很多国家有环境保护资金的设立。欧盟国家通常采用的经济手段包括环境保护税收、收费、低息贷款、保险手段、环境标志、环保拨款、补助金、押金、加速折旧、排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美国《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规定设立危险废物基金和关闭后的责任基金。其中，低息贷款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方法。例如，一个对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必定在成本上有关于环境方面的投入，因此会提高环境成本，与其追逐利润的目的相违背。若进行对其的低息贷款制度，在贷款上对其进行帮助。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奖励的行为，奖励和鼓励这种对环境的关注的企业，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环境保护的进程。设想，进行此种财政上的帮助与对一个不注重环境保护的企业的环境治理所花费的费用相比较，节省了很多费用，符合双方的行为目的。根据波斯纳的经济法学的理论，法律的作用便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此处环境立法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协调发展的原则和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客观上需要在环境立法上引进市场机制的理论，符合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根据市场机制与环境保护的特点，我提出了一些国外实践证明可用的主要经济的手段来引导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总结下来，主要是四项主要的措施：第一是收费和收税；第二是可交易的许可证；第三是押金制度；第四是财政补贴制度。
以上是我对协调发展原则和利益和责任原则在环境保护的具体作用的理解。具体与社会的相关适应与和中国具体的国情特殊性相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进行探讨。不过，在以后，也是我值得思考的问题。
立法法的品性
(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法律。
第一节立法权限。
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三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四节法律解释。
第五节其他规定。
第三章行政法规。
第四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
第一节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二节规章。
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查。
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条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六条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第二章法律。
第一节立法权限。
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第十条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一条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第十二条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决定行使被授予的权力。
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第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十五条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六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本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审议法律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第十七条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
第十八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九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二十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二十一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律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律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二十二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三条法律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二十四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三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二十六条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七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律草案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第二十九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律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律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三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三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三十二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三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四条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五条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
第三十六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第三十七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第三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九条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四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十一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
单独表决的条款经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后，委员长会议根据单独表决的情况，可以决定将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也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四十二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律案终止审议。
第四十三条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第四十四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四节法律解释。
第四十五条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第四十七条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八条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九条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节其他规定。
第五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第五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意见，科学论证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确定立法项目，提高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编制立法规划和拟订年度立法计划，并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要求，督促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落实。
第五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
第五十四条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法律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
第五十五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五十六条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案，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十七条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第五十八条签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载明该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九条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浅析环境税的立法策略和立法原则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是根据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协调发展原则以及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以及我们现在运用的局限，提出引进市场机制理论，并据此而讨论适用于他国实践的一些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
关键词：协调发展原则，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市场机制，环境保护。
在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然而在环境的立法上，主要还是行使国家的职能，加大环境的治理和预防的力度，同时适当的收取与此有关的责任人的相关费用。然而，在市场经济下，适当的经济手段也可在此此处使用，让市场来引导一定的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原则，即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指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统筹规则、同步实施、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这一原则，正确的反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8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上述的各项都进行了法律意义上的确立。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立法的趋势似乎不仅仅在行政方面，同时根协调发展原则与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经济手段的介入环境立法，是环境立法的趋势。
协调发展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在3点，第一，加强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第二，把环境保护切实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第三，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前两方面主要是政府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体现，即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发展策划。而最后一个方面，除了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环境经济的政策，进行奖励、优惠或者征收之外，个人和企业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有利于其的经济或技术的措施。如何使得企业个人投入进采取这方面之中呢？这就需要市场机制的引入进行引导。环境立法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的引导功能，而不是单方的一些奖励或优惠政策。根据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政策未必起到真正很有效率的作用。
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的贯彻，也主要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第二，对超标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加大限期治理的力度；第三，运用经济手段，促使污染、破坏者积极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第四，强化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这个原则的贯彻和本文的命题有最重大的关系。
于此，我们得出，社会发展兼顾环境的'保护是当代环境的要求，同时市场机制是引导发展趋势的最好的调节器。根据以上两个原则，对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和资源的利用是这种经济手段介入的背景。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环境问题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企业的环境保护活动（如采用防治环境污染的技术等）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的经济利益或利润所决定，另一个方面，环境退化主要是各种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产物，机制失灵（又译为制度失灵）是环境资源退化和发展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在美国的法学家波斯纳创设的法律经济学中，核心概念是“效益”，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这里的“资源”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法律权利等人为资源。我们这里可以从环境资源的角度理解引入市场机制的基础。
下面，我将根据这两个原则以市场机制的引入浅谈一下我的理解。
首先，我们现在采取的手段可以分为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非经济手段主要是政府职能的体现，例如政府的治理和规划。经济手段主要是奖励、惩罚、征收税务等等手段。
再者，以上谈到的经济手段都是将个人或企业的责任放在征收治理费用的角度上的，或者低效率的防止他们过渡的破坏环境。这样而来，企业需要减低他们的成本不会在环境的角度。因为无论怎样，他们对环境的负责是一样的，不存在一个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的空间。如果，引进一个量化的交易权的话，就有可能将环境问题与成本挂钩。例如排污交易权，即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污染物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交易排污权，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排污染物，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个环境押金的制度。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使消费者在玻璃或塑料等容器（包装物）上存款或押金，以促进消费者退回或循环使用这些容器或包装物。一般作法是：在消费者购买饮料等商品的同时，为包装或装有这些饮料或商品的容器或包装物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将使用过的这些容器或包装物退回给原销售者，则销售者根据其退回的容器或包装物的数量，退还消费者预先为这些容器或包装物所支付的押金。如果消费者不退回其已经付过押金的容器或包装物，则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市场机制。除了这两种制度之外，还存在生产和治理结合的方法。早段时间，新闻上报道了关于计算机废物的问题。主要是在现在，计算机的更新很快，同时引起了很大的计算机垃圾的问题。然而这样专业的垃圾，具有巨大的污染性，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具有处理这样的垃圾的能力的。于是，美国的电脑公司引进了一种制度，即在计算机的成本中加上了之后处理的费用，用户可以将被淘汰的计算机交回购买的公司，公司进行免费的接受和专业的处理。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使用者对电脑垃圾的处理的困难，另一方面，电脑公司减低了其对计算机垃圾存在的污染责任，因为其负责了主要的处理任务，且费用方面已经加入到成本内，由消费者支付了，其实也就是节省了对环境问题的经济投入，减低了成本。同时，这样帮消费者分担了处理废物的担忧，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增加了公司的销售额度。而在处理废物的同时，公司因为需要降低成本，不断地提升其处理废物的技术和消费以增加利润减低成本。以上公司的行为，其实在追逐其最高的利润，但是在客观上对环境的保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所最需要的效果。
然后，在征收税的方面，虽然税收是我们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经济来源。但是我们往往在税收方面很少贯彻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即不同的行业对环境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贯彻公平原则，应该根据不同的影响程度来进行不同的征收。很多国家，如美国、欧盟国家都有对环境保护税收的相关的立法。美国已着手对每吨碳征收6至30美元的碳税，并开始征收交通税，每次行程收税1～4美元。比利时、德国、英国、丹麦、意大利等国也制定各种生态税收法，分别针对能源、三废、产品包装等征收税收。
污许可及排污交易等。美国《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规定设立危险废物基金和关闭后的责任基金。其中，低息贷款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方法。例如，一个对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必定在成本上有关于环境方面的投入，因此会提高环境成本，与其追逐利润的目的相违背。若进行对其的低息贷款制度，在贷款上对其进行帮助。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奖励的行为，奖励和鼓励这种对环境的关注的企业，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环境保护的进程。设想，进行此种财政上的帮助与对一个不注重环境保护的企业的环境治理所花费的费用相比较，节省了很多费用，符合双方的行为目的。根据波斯纳的经济法学的理论，法律的作用便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此处环境立法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协调发展的原则和利益与责任公平原则，客观上需要在环境立法上引进市场机制的理论，符合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根据市场机制与环境保护的特点，我提出了一些国外实践证明可用的主要经济的手段来引导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第四是财政补贴制度。
以上是我对协调发展原则和利益和责任原则在环境保护的具体作用的理解。具体与社会的相关适应与和中国具体的国情特殊性相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进行探讨。不过，在以后，也是我值得思考的问题。
主要的资料来源：
[1]。
[2]期刊网论当代环境资源法中的经济手段（j）蔡守秋。
[3]环境保护法教程（第四版）（m）韩德培。
武汉大学法学院・陈静。
立法法的品性
第二章法律。
第一节立法权限。
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三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四节法律解释。
第五节其他规定。
第三章行政法规。
第四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
第一节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二节规章。
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查。
第六章附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条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六条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第二章法律。
第一节立法权限。
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第十条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一条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第十二条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决定行使被授予的权力。
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第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十五条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六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本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审议法律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第十七条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
第十八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九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二十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二十一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律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律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二十二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三条法律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二十四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三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二十六条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七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律草案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第二十九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律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律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三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三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三十二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三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四条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五条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
第三十六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第三十七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第三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九条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四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十一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
单独表决的条款经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后，委员长会议根据单独表决的情况，可以决定将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也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四十二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律案终止审议。
第四十三条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第四十四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四节法律解释。
第四十五条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第四十七条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八条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九条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节其他规定。
第五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第五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意见，科学论证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确定立法项目，提高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编制立法规划和拟订年度立法计划，并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要求，督促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落实。
第五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
第五十四条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法律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
第五十五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五十六条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案，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十七条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第五十八条签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载明该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九条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法律被修改的，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法律被废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规定废止该法律的以外，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六十条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的，提案人应当予以说明并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应当同时提出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议案。
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认为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
第六十一条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
编、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法律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经过修改的法律，应当依次载明修改机关、修改日期。
第六十二条法律规定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法律对配套的具体规定制定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关国家机关未能在期限内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说明情况。
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评估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六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章行政法规。
第六十五条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第六十六条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中的法律项目应当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及时跟踪了解国务院各部门落实立法计划的情况，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第六十七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法制机构具体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国务院决定不公布的除外。
第六十八条行政法规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面对草案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审查。
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向国务院提出审查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审查报告应当对草案主要问题作出说明。
第六十九条行政法规的决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十条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有关国防建设的行政法规，可以由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公布。
第七十一条行政法规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在国务院公报上刊登的行政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四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
第一节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七十二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行使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依照前款规定确定。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及本条第二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立法法的品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人们对慈善事业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四川汶川地震后民间爆发出巨大的慈善热情。但是慈善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如何促进民间保持持续的慈善热情，如何正确定位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如何应对郭美美炫富引发的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以及更为根本的是如何加强法制化，解决慈善事业法律法规缺失、滞后的问题等。很多理论和实务界的专家学者不断呼吁，应该尽早制定一部慈善法，对慈善事业的基本问题作出统一规定。
9月，民政部提出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的建议。《慈善事业促进法》被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这一立法项目的名称正式确定为“慈善事业法”，并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是由于慈善法草案对慈善的定义、法律调整范围还需要很多内部论证工作，所以至今仍处于法律案起草的内部研究论证阶段，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工作周期。对于起草慈善事业法或者慈善法（以下统一简称“慈善法”）而言，综合整理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围绕慈善法立法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点，展开论述如下：
一、立法范围：慈善的定义。
中西方词源学上讲，无论“仁慈”、“善良”，还是charity、philanthropy，慈善可以说是以人类之爱为基础对他人的同情、怜悯及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慈善活动的范围非常宽泛。那么在法律上该如何界定慈善活动呢？参照各国慈善法及我国慈善法草案的规定，李芳博士认为“慈善活动是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地、不图私利地（无偿或以优惠条件）给予受益者以财物、劳务等帮助的行为”。这一定义在相当程度上化繁为简，抓住了慈善活动的核心本质——利益给予，同时强调行为而不追究道德动机，在理论上十分精练。然而笔者认为，在法律实务上仍有必要列举慈善活动的类型，给人清楚的指示，即某一类型的慈善活动是否受该慈善法调整等等。例如，在以立法精细著称的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把“特定非营利活动”界定为“附录中列明的以促进多数不特定人的利益为目的的活动”，然后在附录中详细列明范围：“1.促进健康、医疗或者福利事业的活动：2.促进社会教育的活动；3.促进社区发展的活动；4.促进文化、艺术或者体育的活动；5.环境保护活动；6.灾害救援活动；7.促进社区安全的活动：8.促进人权或者促进和平的活动：9.促进国际合作的活动：10.促进形成一个两性平等参与的社会活动：11.促进对青年的健全培养的活动：12.对上述活动的组织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提供与上述活动有关的联络、咨询或者协助的活动。”从内容上讲，这种类型划分具有显著的日本特色，可能不太符合我国的习惯，但是从立法方式上看，这种原则性定义之后列举种类范围的做法在我国立法中也多有先例。
民政部起草慈善法草案时，在慈善的定义方面遭遇难题，应该不是简单理论上的文字和逻辑，而是实务方面需要一一确认，哪些属于慈善的范围之内，哪些属于慈善的范围之外。例如，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慈善与社会救助的界限。由于在救助对象方面有很大的重叠性，慈善与社会救助的立法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6，为解决圈地运动后的流民、贫民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济贫法》等一系列济贫制度，呈现出“政府救济与慈善救济相结合的特点”，要求有产者以税收救济贫困并参与监管，这被视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先声。制定现代慈善法，必须慎重考虑与社会救助法的关系，即明确社会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关系。比如，社会救助法中对于城乡低保制度、灾民救助制度、农村五保制度，以及包括医疗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教育、司法、住房等方面都有专项救助规定，那么慈善法与行政救助法的调整范围存在交叉的部分须划分清楚。
（二）慈善与公益的界定。慈善活动有助于公益目标的实现，但是慈善活动并不等同于公益活动，一般来说慈善活动的范围小于公益活动的范围。正是因为大家普遍有这种认识，对慈善的定义与对公益的定义密切相关。例如我国19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将慈善捐赠视为公益事业捐赠，并在第三条中界定“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1）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公益或公共利益研究较多，叶必丰教授更是将“公共利益本位”作为行政法的基本观点，将行政法定义为“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对于公共利益给予极高关注。因此，在慈善法立法中，应对以什么样的标准和程序认定公共利益，以及政府应当如何促进实现公共利益，怎样划分公益与慈善的界限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二、慈善法的目的、原则。
立法目的条款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并非必需，而在我国法律第一条表明立法目的或者宗旨几乎成为立法铁律。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也有立法目的条款，在第一条表明：“本法的目的是，通过赋予从事特定非营利活动的组织以法人地位等手段，促进志愿者从事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以及其他由公民无偿进行的有利于社会的活动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公共福利的进步。”日本的立法例为我国慈善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无须模仿我国其他行政法律法规的表述，空泛地讲“加强规范管理，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应当进一步加强研究现代慈善法的特征和要求，避免过强的行政管理色彩，突出社会公共福利的内容。
原则性条款在许多主要立法中都有规定，主要用来表达立法所要遵循或者贯彻执行的整体性、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理念、要求和价值。原则性条款既是该法的立法指导和引领，也是该法执行和适用的`灵魂。在慈善立法中，分散立法模式的国家，对慈善（慈善活动、慈善立法等）做出专门原则性规定的并不多见，但是在统一立法模式的国家，大都在慈善法的总则部分对慈善立法原则做出专门规定。例如，《亚美尼亚共和国慈善法》规定慈善活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维护社会正义；传播并促进人道主义原则；维护人类尊严；加强时代凝聚力；维护特定的社会政策；排除社会依赖；排除种族歧视。我国慈善法草案（月修改稿）第四条对慈善法的原则作出了规定：“慈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慈善活动应当坚持自愿、无偿原则，不得以慈善名义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慈善名义进行与慈善宗旨无关的活动。”笔者认为，我国对于慈善活动遵循的原则，应当在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捐赠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研究，针对慈善事业的特性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例如保护慈善组织独立地位，是否可以发展成为慈善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三、慈善组织。
作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慈善组织是慈善法最重要的法律主体。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比较典型的有四类：一是社会团体，如以中华慈善总会和各级慈善总会为主体的慈善会，目前在全国有2000家左右。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是指一些民办医院、学校、福利院等。三是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以及非公募基金会，如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等。四是“草根性”慈善组织，一般存在于城市社区，组织规模不大，且多数没有履行合法登记手续，因此变化较大。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存在官办色彩浓厚、政策扶持少、经费严重不足、社会公信力差、专业管理工作人员缺乏等问题。笔者认为，为适应现实需要，慈善法应着力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注册登记：降低门槛。
我国制定慈善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量草根性慈善组织面临合法性困境。我国慈善组织注册登记，采取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注册程序主要包括自我审查、业务部门初审和登记主管部门的正式审查。按照这种注册管理规定，很多慈善组织都会遭遇无法注册的条件限制。首先是达不到注册登记规定的资金和人数的要求，其次是即使达到资金和人数要求也难以找到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因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全国性、地方性社团在资金和人数上分别作出要求，并且明确规定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且只能是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授权的机构。而这些机构往往害怕承担风险，不愿意承担起主管单位的责任。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申请设立基金会，也会面临同样情况。有学者提出，注册登记等设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寻租与社会不公，结果必定是抑制了慈善组织的发展，应将目前的双重认可和管理原则转变为认证原则，即只由民政部门统一认证，并在设立条件方面降低门槛。如此一来，制定慈善法还必须修改完善配套法规，降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的注册登记条件。
（二）内部治理：走向独立法人。
实践中我国慈善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多为官方机构，他们往往有干涉慈善组织的权力，如影响负责人的推荐、任免甚至慈善项目的实施。政府与慈善组织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即通常情况下的上下级关系，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也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这种官方背景和行政色彩如果利用得好则在短期内有利于推动慈善事业高速发展，但是时间一长很容易就堕入体制僵化的弊病中，变得越来越不符合现代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求。这种传统管理体制需要法律的重新界定。在管理体制改革中，除了确立慈善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之外，还要探索慈善组织的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借鉴公司治理理论来提高慈善组织内部管理效率。在非营利组织中引入公司治理的概念，较多出现在西方研究文献中，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就是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的代表人物。明确的组织使命感以及可以界定的董事会和有效的经理层等组织架构，可以有效提高慈善事业运营管理的效率。在慈善组织的经费管理方面，允许慈善组织提取管理费，用于维持机构运营的开支，包括雇员工资、设备、差旅费用等，有利于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惯例，管理费提取不得超过经费的10%。慈善组织也可以从事一些经营活动，但是获得收益必须用于所有受益人，慈善组织领导层和管理层无权分配收益。
（三）监管模式：提高透明度，鼓励社会监督。
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采取的是行政为主的多主体模式：一般来说民政部门承担依法登记管理和依法监督职责，业务主管部门侧重对慈善组织的业务指导和具体的日常管理，审计部门重点监督慈善组织的财务状况。这种分工理论上是明确的，实践中如果有健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制约也是可以发挥一定监督作用的，但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行政为主的监督（媒体和社会较少介入）很容易陷入监督的随意性、消极性弊端。有的监督主体往往把监督视为一种权力而非职责和义务，不但不能履行监督职责，反而向慈善组织收取管理费，甚至挪用善款，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企业与公众投身慈善事业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公信力。但是，行政监督的积极作用仍然不能放弃，尤琳教授建议，立法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慈善组织行使监督权。由于慈善组织管理人转移资产甚至欺诈行为等造成公益财产损失的，检察院可以提起诉讼，要求管理人予以赔偿，而赔偿的款项将由检察院追回并交回慈善组织。
当然，维护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自律监督，努力完善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提高公开透明度。与其他组织相比，慈善组织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信力。丧失了公信力，慈善组织就会丧失资源、丧失力量，甚至丧失存在的价值。因此公信力是慈善的生命，确保慈善组织公开透明是制定慈善法的关键点。慈善立法要在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利益冲突规则、财产管理和使用等各个方面设计出相应的制度，以保障公开透明机制能够有效建立起来。应当保护公民知情权，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对捐赠款物使用和管理的信息披露工作，并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例如，为了增强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感，慈善组织账目必须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提议建设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平台、慈善捐助信息系统等。
此外，还要大力发展社会监督，包括社会舆论、民间评估机构及公民个人监督等。对慈善活动的监督只有政府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应当鼓励社会民间性的专业评估机构，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进行评估，允许其把所出具的测评报告向社会公众发布，社会公众以此作为是否向该慈善组织捐赠的标准。应当确保媒体和公众对慈善活动监督渠道畅通，例如郭美美事件、万元餐费事件等社会舆论热点在某种程度上将对于促进慈善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是件好事。
四、政府在慈善法中的定位：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政府在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反过来也成为制约社会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政府成为慈善组织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和管理者，这种政府功能过于强大、民间慈善组织发展规模和数量明显不足的局面，显然与慈善事业民间性、社会性的特点是不相符的。虽然也有像新加坡那样主要靠行政手段推动、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发展模式，但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广，政府财力有限，必须积极发挥民间慈善组织的主体作用。要鼓励慈善组织成为慈善事业的独立主体，就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慈善法中对政府的职能正确定位。政府应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多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障系统中。对于社会慈善事业，政府应当起推动、促进作用，采取各种方式引导和帮助慈善事业的发展，制定政策予以鼓励，并依法予以监督规范。
在公共事务多元化治理过程中，政府与慈善组织已经不是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根据相关的法律政策处理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并非随意地干预慈善组织的内部运行。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财税政策等特定方式和手法实现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引导。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领域，政府必须减少对慈善组织的控制，强化与慈善组织的合作，尽可能对慈善组织采取邀请、授权、委托等方式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一方面政府需要慈善事业来弥补公共政策手段（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推动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慈善事业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接受政府法律法规的规制，实现慈善行为有赖于政府力量的保障。要形成政府与慈善组织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政府必须认识清楚慈善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市场并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第三部门，而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只能是慈善事业的扶持者、调控者和监督者，而不能是慈善资源的提供者与组织者。
五、慈善募捐。
慈善募捐是指社会组织基于慈善宗旨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的募集捐赠活动。由于慈善资源的有限性，石佳友教授提出，慈善法应当对公共募集行为进行严格规制，并对捐赠人的权利和募捐人的义务进行有意义的探索。那么，哪些组织可以成为慈善募捐的主体？经过民政部统一认证的慈善组织自不待言，其他可以进行募捐的组织必须有法律法规授权，否则不得擅自开展慈善募捐活动。那么法律法规可以授权慈善组织以外哪些组织进行慈善募捐，新闻媒体可以吗？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是否应当向政府申请获得许可，如果申请许可政府应当以怎样的程序作出决定？以及慈善募捐活动中存在的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行为，应当如何杜绝？慈善募捐的组织方应当在信息公开、捐赠款物的使用管理等方面具有哪些义务？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将非常有意义。
六、慈善事业的扶持与保障：税收优惠等。
我国虽已颁布出台《公益事业捐赠法》、《企业所得税》等涉及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但现行法律法规还存在着很大缺陷，尤其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扶持与保障慈善事业发展的系统性配套政策。如有关慈善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着税前扣除比例偏低、税收优惠政策不具体、配套税收政策不到位、办理手续复杂等不足之处。为了鼓励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公益事业，实现多捐赠多扣除，我国于1月起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提高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的纳税扣除额度，由3%提高到12%。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允许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是具体实施是由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通过个案审查的方式，逐家授予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以免税资格，仍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另有学者建议，慈善法应当拓展可以列入税前扣除的内容，将捐赠实物纳入可扣除范围。当然，很多人都同意最理想方案是规定，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凡是向慈善组织捐赠，都可以获得相对公平的税收优惠，并建立方便快捷、易于操作的免税程序。这涉及现实中各级慈善组织公信力，以及我国税务制度的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税收优惠以外的其他扶持与保障措施也很重要，例如政府补贴、政府采购对于慈善组织予以照顾：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机构等单位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对有突出贡献者予以表彰与奖励制度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经常在发展慈善事业的论文中提及，但是慈善法中能否予以推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以上几点，慈善法立法中的关键点还有很多，如慈善（公益）信托、志愿者服务、涉外因素等等。尽管这些问题都比较有研究价值，但目前在实践和理论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摸索。
浅析环境税的立法策略和立法原则毕业论文
立法原则是指导立法主体进行立法活动的基本准则，是立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确定立法原则时要考虑这样一些关系：
(1)需要与可能：立法的阶段性，立法的具体条件(社会、政治、经济)的配套;。
(2)历史、现实与未来：立法的超前问题，立法的继承问题;。
(3)客观与主观：人的能力问题，客观认识把握与主观表达;。
(4)整体与部分：各个利益集团的平衡，法律自身的统一性、和谐性;。
(5)专家与社会：专家意见与社会要求，“精英”与一般民众的认识差距;。
(6)本国国情与全球化：本国的国情与他国发展的`历程，人类发展的趋同问题。
我国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为：(1)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2)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3)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4)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由此可以认为，当代中国立法的原则为法治原则、民主原则、科学原则。
(一)合宪性与合法性原则。
立法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原则要求一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符合宪法的精神;立法活动都要有法律根据，立法主体、立法权限、立法内容、立法程序都应符合法律的规定，立法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二)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原则。
立法应当尊重社会的客观实际状况，根据客观需要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立法工作，注意总结立法现象背后的普遍联系，揭示立法的内在规律，避免主观武断、感性用事。
(三)民主立法原则。
立法应当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确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应当通过法律规定，保障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应具有开放性、透明度，立法过程中要坚持群众路线。
(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
在立法中要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恰当处理各种关系，注意各方面的平衡;应高度重视立法的技术、方法，提高立法的质量。
浅析环境税的立法策略和立法原则毕业论文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发展，电子商务在我国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不容忽视。及时制定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鼓励、引导、维护电子商务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是当前我国立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就研究电子商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以及解决措施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电子商务及特点。
电子商务(e-commerce)，是经济和信息技术发展并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指商事主体使用互联网(internet)、内部网(intranet)等计算机网络实施的各类商事行为的总称。广义的电子商务指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利用前所未有的网络方式将顾客，销售商，供应商和企业员工联系在一起，将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需要的人们;狭义的电子商务是指给予数据的处理和传输，利用开放的网络进行的商业交易，包括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活动。本文所称的电子商务是取其狭义。
电子商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交易虚拟化。
通过internet为代表的计算机互联网络进行的贸易，贸易双方从贸易磋商、签订合同到支付等，无需当面进行，均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完成，整个交易完全虚拟化。对卖方来说，可以到网络管理机构申请域名，制作自己的主页，组织产品信息上网。而虚拟现实、网上聊天等新技术的发展使买方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广告，并将信息反馈给卖方。通过信息的推拉互动，签定电子合同，完成交易并进行电子支付。整个交易都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进行。
2、交易成本低。
电子商务使得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具体表现在：
(1)距离越远，网络上进行信息传递的成本相对于信件、电话、传真而言就越低。此外，缩短时间及减少重复的数据录人也降低了信息成本。
(2)买卖双方通过网络进行商务活动，无需中介者参与，减少了交易的有关环节。
(3)卖方可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产品介绍、宣传，避免了在传统方式下做广告、发印刷产品等大量费用。
(4)电子商务实行“无纸贸易”，可减少90%的文件处理费用。
(5)互联网使买卖双方即时沟通供需信息，使无库存生产和无库存销售成为可能，从而使库成本降为零。
3、交易效率高。
由于互联网络将贸易中的商业报文标准化，使商业报文能在世界各地瞬间完成传递与计算机自动处理，将原料采购，产品生产、需求与销售、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及申报等过程无须人员干预，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传统贸易方式中，用信件、电话和传真传递信息、必须有人的参与，且每个环节都要花不少时间。有时由于人员合作和工作时间的问题，会延误传输时间，失去最佳商机。电子商务克服了传统贸易方式费用高、易出错、处理速度慢等缺点，极大地缩短了交易时间，使整个交易非常快捷与方便。
4、交易透明化。
买卖双方从交易的洽谈、签约以及货款的支付、交货通知等整个交易过程都在网络上进行。通畅、快捷的信息传输可以保证各种信息之间互相核对，可以防止伪造信息的流通。例如，在典型的许可证edi系统中，由于加强了发证单位和验证单位的通信、核对，假的许可证就不易漏网。海关edi也帮助杜绝边境的假出口、兜圈子、骗退税等行径。
浅析环境税的立法策略和立法原则毕业论文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只是在一些税种的规定中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环保因素。下面拟就环境税立法中的主要问题谈谈我们的几点思考。
一、“环境税”的征税客体和法定名称问题。
环境税是旨在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国家税收，环境税应该是我国整个税种体系中一个独立的税种，其法律地位是与流转税、所得税等税种等同的。在环境税法定名称的寻找上，可否作如下考虑：
1.“环境税”：它是以环境中的物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环境税”的内容广泛，可看作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下面还可分为污染物税、环境能源税、环境资源税、环境关税等。而且，每一个名称下面还可再分，如污染物税可分为噪声税、垃圾税、二氧化碳税、硫税、有毒化学品税等。上面提及的环境资源税，也可称为生态环境税。
2.“环境污染税”：它以特定行为为征税对象，任何单位和个人造成环境污染和公害的行为，可以确定为征税客体。这些环境污染行为包括向环境排放废水、废气、废热、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物质等行为。环境污染税的计税依据是所排放污染物的浓度或总量。这个名称还可以有另外的叫法，如称为环境保护税，不过这是从狭义上来解释的，它的课税客体不包括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
3.“环境消费税”：以消耗某种环境资源为征税对象，如美国对消耗臭氧的化学制品征税等。我国现行消费税虽然将鞭炮、焰火、汽油、摩托车和小汽车等污染环境的消费品纳入课征范围，而且对小汽车按照排气量大小确定差别税率，这在控制污染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未能对含铅和无铅汽油、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的车辆加以区别，降低了税收对控制污染行为的作用。笔者提议的环境消费税，消耗的环境资源不仅仅包括汽油，还应包括天然气、煤、焦炭、重油、臭氧等等。具体范围可由税法确定。环境消费税在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征收。
4.“环境资源税”：它以开发、使用、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作为课税对象。其名下有：“开采税”、“开发税”、“采伐税”、“土壤保护税”等。其纳税主体是开发、利用土地、森林、草地、水、矿产、地热、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计税依据由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的程度共同确定，对不可再生、本国稀缺的自然资源可以课以重税。以行为作为课税对象的环境资源税，可以冠名为生态环境补偿税，或叫生态环境税。
环境资源税也可设计为以物为课税对象，名称包括化学燃料税、水资源税、矿产资源税、森林资源税和草原资源税等，主要体现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或价值。
以上陈述的几个环境税名称中，“环境税”的名称显然范围过大，包罗万象，立法中难以界定其具体内容，实践也不好操作。“环境消费税”以几种消费的环境资源为课税对象，范围过于狭窄，对其他几种常见的污染行为如排放污水、排放噪声等不闻不问，也违背了环境税的立法宗旨。“环境资源税”只顾及自然资源的维护与利用，忽视了以税收手段抑制排污行为的作用。而“环境污染税”与“环境资源税”正好相反，忽视了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笔者认为，我国环境税立法，可以冠名为“环境保护税”，其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环境污染税，对污染物或排污行为征税；二是环境资源税，对稀有资源或利用、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征税。环境保护税这两部分内容，还应该包括环境税收优惠的法律制度。鉴于我国环境税立法仍处于酝酿阶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加之国外的情况和我国也不尽相同。因此，笔者还认为，环境税立法可以首先采取以某种或某几种常见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物、稀有资源、污染行为或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作为课税对象，单独立法，以“暂行条例”的形式颁行，如制定《固体废物（垃圾）处置税暂行条例》、《水污染税暂行条例》、《空气污染税暂行条例》、《汽油税暂行条例》、《噪声污染税暂行条例》以及《水土保持税暂行条例》等等。环境保护税法律体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上述环境税种的单独立法，都是环境税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步骤。
环境税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在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环境税主要目的应当是为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服务。这里，税收是手段，运用这个经济手段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改善环境、维护人类健康是环境税的立法宗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基本上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可以说，我国此时的经济效益是以牺牲环境效益为代价的。开征环境税虽然不是环境保护的唯一经济手段，但它却是一种规范的、有效的也是有力的手段，今后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手段。这种手段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其立法宗旨，更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税收作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和实施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还可以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专项资金。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环境税立法确立前述的立法宗旨是适宜的。
1.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环境税中的体现主要有两层含义：一、发展经济不能牺牲环境。开征环境税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对经济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基于保护环境的理念，我们仍然要开征环境税，尤其是对于那些严重的污染行为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更是要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优先考虑环境的保护。二、环境保护要考虑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开征环境税不能不考虑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因此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立法者在环境税立法中应科学的设置环境税的纳税主体、课税客体和税率，运用环境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考虑企业的整体税负。尤其是现在我国企业的税负整体偏重，大量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在保护环境，开征环境税的同时，要把环境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2.税负和污染相适应的原则。
一般实行动态税率，即根据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所需资金不断调整具体的环境税税目的税率；有些国家对具体环境税税目的税率是每年公布一次的。动态税率的实行是税负和污染相适应原则的直接体现。这一原则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假定政府征收等于边际污染成本的税收，那么可使污染者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即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社会成本）内在化，使其面临真实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最终必能抑制或减少污染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这一原则的实施也有利于避免企业环境税负的畸轻畸重，实现税收的公平目标。
3.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预防是指预防一切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害；所谓治理是指对一切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所进行的治理。环境税的开征并不是简单的为环境的污染事后提供治理的资金，其首要的作用还在于防止污染。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是税收宏观调控和筹集资金双重功能的体现和运用。
四、中国环境税法规范的内容问题。
构建我国的环境税法体系，设计其基本内容，首先应从完善现行的税制结构开始，绿色税制改革的重点应是目前与环境资源有关的资源税和消费税。另一方面，我国要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环境税法的立法经验，引入能源税、水资源税、含铅汽油消费税附加以及臭氧耗损物质（ods）税，2同时考虑从排污收费到污染税的可能改革。下面，笔者拟在前述的环境保护税的名下，选择几个主要的环境税种，就其内容作一些设想，当然，这还不能概括环境税法体系的'全部内容：
1.垃圾税：是一种以抑制环境污染为目的、以垃圾（或叫固体废物）为课税对象的税种。垃圾税税率为定额税率，课税对象是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纳税人为产生垃圾的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垃圾税可规定一个起征点。征收的垃圾税税金，应该相当于处置垃圾所花费的资金（与此相适应，垃圾税也可称为垃圾处置税或固体废物处置税）。如奥地利联邦政府从1989年1月1日起征收垃圾税。按照规定，每吨家用垃圾征收40―50先令，每吨特殊垃圾征收200―500先令。
2.含铅汽油税：含铅汽油税是一种具有行为调节功能的税收，它是汽油消费税中的一个税目，应视为一种消费税附加。其征收对象是供机动车船使用的所有标号的含铅汽油和70#低标号汽油。纳税人是中国境内生产含铅汽油和70#汽油的生产厂家。其税率的确定应主要以在我国高标号汽油中占比例较大的90#汽油为依据。
3.污染排放税：是指根据污染者排放物数量或能产生有污染的产品数量征收的一种税收，也是最能直接体现环境税本质的一种税收。其征收依据是排放污染物的数量或能产生有污染的产品数量。纳税人是排放污染物或生产有污染的产品的单位和个人。从长远的观点，排污收费宜改成征收污染排放税。不过，这种转变的前提是大大简化现行的收费标准，从以污染物排放量为征收依据转变到以产品生产或消费数量为征收依据，或者只征收少数污染物的排放税。污染排放税税率宜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税额的确定，以足够支付治理污染的费用为基准。
4.企业环境税：企业环境税以生产或排放有毒性物质的企业为纳税人，课税对象是有毒性物质或其排放会造成污染的物质。税率为从量定额税率。
5.水资源税：是对水资源的开采和使用以及污染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征税对象是对水资源的开采、使用行为以及污染水资源的行为。水资源包括地下水资源和地表水资源。我国现行的水资源费可改成水资源税，并在现行的水资源费费率基础上，根据各地区水资源的稀缺性和水污染程度确定差别幅度税率。全面提高水资源税税率。
上述的垃圾税、含铅汽油税、污染排放税和企业环境税，可以归属于环境保护税名下的环境污染税，而水资源税则归属于其名下的环境资源税。
五、环境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也包含了一些环境税收优惠政策，不过，现行税制中考虑环境保护因素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因此，笔者主张，环境税收优惠政策可做如下考虑：
首先，在关税方面，对出口的环境保护设施、材料可采用低关税率，以扶持该类产品的发展。对国内目前不能生产的污染治理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等进口产品，减征进口关税；在农业税方面，对改良土壤、提高肥力、维持耕地面积、植树造林等有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减免农业税；在营业税方面，对工业企业自销的综合利用产品、环境保护政策性亏损的经营活动等实行减免营业税或缓征营业税；在消费税方面，对清洁汽车、清洁能源以及获得环境标志和能源效率标志的家电产品和汽车，减征消费税；另外，对经营环境公共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予优惠。
其次，为鼓励企业开发利用防止污染、节约能源等方面的设备、机器，保护环境，政府应采用加速折旧的方式来实现其环境目标。目前，我国的加速折旧制度，不仅加速折旧方式少，而且，相关规定也不明确。我国应该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用事业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
再次，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政策的适用范围，准确界定零税率调节税的适用项目类型；界定朝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的范围，在规定期限内对环境保护产业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对工业企业购入的环境保护设施允许扣减进项增值税额等，也是属于环境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
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有不少都没有同国家产业政策结合起来，与国家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也缺乏系统地衔接。因此，税收优惠政策亟待在产业政策导向和规范化监管上加强，要对与环境保护不一致的地方及时修正，逐步建立健全系统、全面、科学、有效的环境税收优惠政策。
整个税法体系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徐孟洲谭柏平谢增毅。
浅析环境税的立法策略和立法原则毕业论文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国家也加大了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尤其是涉及到环境审计方面。做一种新的环境保护机制，我国也顺应时代的潮流以及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开始不断地接触并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审计制度。本文主要从近些年来我国对环境审计的重视程度来分析环境审计的可行性以及它的重要性。
关键词：环境审计;可行性;重要性;实行机制。
环境审计从上世纪兴起之后不断开始在各个国家开展，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开展环境审计工作，从而更好地保护人民的生活环境，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我国在环境审计方面起步较晚，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开展环境审计工作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国家也在不断的开展环境审计立法的可行性研究，本文主要从这一方面来分析它的可行性研究的方向和问题。
一、环境审计概述。
传统意义上的审计制度是指根据特定的组织对相关部门的财政收支及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核，从而达到监督约束的目的。用它来解释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审计就是指特定的部门对所负责的区域进行的一定时间内的审核工作。但是虽然我国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环保部门对与环境的保护是不彻底的`，他们往往注重的是面子工程，没有实际去保护环境。现代环境审计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是对公共建设项目的决策的可行性研究单位所进行的审计。旨在监督相关环境保护部门所做的环境保护工作。
环境审计兴起于上世纪的加拿大和美国，随着环境审计的效果不断明显，各国也相继开展了环境审计工作，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维护环境保护工作的权威性。我国在环境审计方面起步虽然比较晚，但我国对环境审计的重视程度却很高，尤其是十八大之后，国家再一次强调了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等五大方面，中央政府也重申了加大环境审计的力度的决心，我国相关部门也逐渐制定出了相关的环境审计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环境审计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环境审计工作在不断顺利地开展，期待在环境审计的制度下，我国的生态环境会更加优美。
二、我国在执行环境审计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在一九九八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审计部门再一次将强调了审计部门的具体职能，具体的分别设立了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司等。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再一次强调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可见，中央政府对于提高我国的环境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但是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私自挪用环境保护的费用，造成了上面一直强调，环境依旧恶化的局面。另外法律道德的缺失以及管理机构的不完善都是我国在执行审计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当国家把用于环境审计方面的资金下达给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时，由于管理机构的缺陷以及责任的不明确，致使资金的具体流向不明，从而使环境审计工作仅仅只是落实在各级文件上，为了避免和改善这种状况，国家不断地进行立法工作，明确环境审计部门官员的职责，防止贪腐，使每一笔钱充分用到环境保护上。并积极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条文，但是这些条文中却未明确环境审计的内容和具体实施办法。也就是说，国家所制定的相关法律仅仅是规范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却未明确规范环境审计的内容，这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即环境审计的实施丧失了法律的后盾，从而使他的权威性受到冲击和争议。为了弥补之一法律上的空白，相关部门开始开展环境审计的立法工作的可行性研究，逐步完善环境审计方面的立法。
三、环境审计立法的重要性。
1.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前提。开展环境审计工作旨在规范环境保护方式，通过合理的环境保护工作来达到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目的。环境审计工作将环境资本列入到审计的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gdp和企业生产成本紧密的联系起来，它使得我国在核算经济成本的时候能够更加全面、更加完整。
2.环境审计立法为环境保护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工作规范的不完善使得环境审计在全国各地的标准不统一，种种问题的出现更加凸显出加强环境审计立法的重要性，立法有利于规范环保部门的工作流程，明确环保部门各级干部的职责，同时也能够充分的保障环境审计工作的执行，使环境审计工作切实落实到行动中去。
3.通过立法明确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责。通过环境审计立法工作，明确规范企业在环境保护中起到的作用，明确指出超标排放污染物以及其他渠道造成环境污染的后果和将会受到的惩罚。只有企业真正的明确了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从而减少治理环境的费用。通过立法明确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职责，有利于减少资源的浪费以及降低环境的破坏程度。
四、环境审计的可行性分析。
1.目前具有相关环境审计的法律条文。随着国内外对环境保护的进一步的重视，我国目前已先后签订了部分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的天文和国际公约等。例如有：《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捕鲸公约》、《森林法》、《国际热带木材协定》、《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宪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持工作条例》、《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办法》等。这些条文和公约显示了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证明了我国对环境保护决心。同时这些法律条文也对环境审计的推进提供了依赖，起到了引领作用。
2.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有利于环境审计立法的进行。随着各种政策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家对于生态保护的不断重视，全国部分地方政府分别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条文为环境审计保驾护航，有的地区甚至将环境保护与政府干部的政绩和调任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明确责任到个人，通过成立一个考察干部对环境保护工作力度的环境审计工作组，来具体评定干部在环境审计方面做的工作。这对提高干部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是极其有利的，对于环境审计立法工作的执行也是及其有利的。
五、总结。
十八大以后，我国政府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工作，环境审计制度也在逐步完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节约资源、杜绝浪费，这十分有利于我国的可持续展战略的实施。未来我国会继续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力度，环境审计制度也会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充分起到保护、监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周珂，高桂林，王权典.突破绿色壁垒方略——企业环保法治的理论与实践[m].化学工业出版社，：199.
[2]王玉庆.中国环境审计已初见成效.新华网.
[3]审计署.初步建立起资源环境审计评价体系.新华网.
立法法的品性
[摘要]立法法作为一部完善和规范立法活动的国家基本法律，其起草与制定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寄予厚望。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立法法既未能解决现行立法体制及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其规定本身也不尽合理，甚至有违宪之嫌，其预期效益也难以实现，从而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立法法的制定本身也反映出近年来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设租与寻租，以及立法的随意性等重大问题。
一、引言：众多的期待。
立法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其论证和起草工作的，历经数年的不懈努力，立法法带着理论界与实践部门人士的众多期待，终于于3月15日正式出台。由于被赋予了太多的使命，肩负着太多的重托，所以它的出台理应引起学界热烈的评论与赞语，但与以往国家一些重要立法的出台所引起的热烈反响相较，立法法出台后，学界的反映未免有些冷清。毫无疑问，立法法的出台，使立法体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在欢呼雀跃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当理智地对立法法的内容乃至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件本身作些反思？笔者认为，这种反思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二、先天不足：合宪性问题的困扰。
古有瑕不掩瑜之说，笔者却欲反其意而用之，用瑜不掩瑕来评价立法法，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立法法的出台虽使如立法权限的分工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立法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
立法法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其整体上与某些具体规定的合宪性问题。在立法法出台之前对草案的讨论中，学界对此即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立法法草案不存在合宪性问题，[4]但也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自行进行立法权限的划分本身就违背了基本的宪政原则，而且，全国人大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立法监督权”实质上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剥夺，同样是违宪的。[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非是毫无道理的。立法法对有关国家机关“立法”权限的划分，因涉及各国家机关的关系而从根本上说属于“宪法”问题，应当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加以处理，全国人大虽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也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全国人大以日常立法，即通过制定立法法来对它自身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划分这一问题作出规定，其宪法依据是不充分的。
[1] [2] [3] [4] [5]。